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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办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第5页）

[136]《紧急通告》，载《社友通讯》，第4卷7期，1936。

[137]《工作报告雷宾南先生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研究实验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06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38]中国社会教育社广西考察团编：《广西的教育及其经济》，卷首插图，中国社会教育社理事会事务所，1937。

[139]笔者整理于中国社会教育社广西考察团：《广西的教育及其经济》，卷首插页，中国社会教育社理事会事务所，1937。

[140]《序》，见中国社会教育社广西考察团编：《广西的教育及其经济》，1页，中国社会教育社理事会事务所，1937。

[141]“一九三五年秋末，喜从天降，我又一位尊敬的老师俞庆棠来到了南宁。她是去广州出席中国社会教育社的会议之后，率领广西教育考察团诸教育专家，专程来基础教育研究院的，参观座谈之余，师生久别重逢，如游子之重见亲人。雷师最能体察人情，他允许我请假跟随俞师北上，去柳州、桂林，沿途考察（我是去学习的），几近一个月的活动，回院后向雷师汇报，他含笑微微点头。乐于证实了基础教育当时在全省推行的情况。”该毕业生对广西教育考察团赴桂时间“1935年秋末”记忆有误，为尊重原文，保存了作者说法。叶蕴贞：《深切的忆》，见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雷沛鸿纪念文集》，143页，自刊，1988。

[142]《广西之游》，载《申报每周增刊》，第1卷8期，1936。

[143]中国社会教育社广西考察团编：《广西的教育及其经济》，2页，中国社会教育社理事会事务所，1937。

[144]曹天忠：《中国社会教育社述论——以年会（1932—1936）为中心》，载《民国档案》，2006（2）。

[145]《本社广西考察团考察报告之一》，载《社友通讯》，第5卷10期，1937。

[146]如国立中山大学，1937年1月26日，《国立中山大学日刊》上刊登该校教育系民廿六年班广西教育考察团启事，称“本团日前业已筹备成立，进行就绪。团员之销券款项，亦业汇齐存中国银行，决依原定日期出发。此事经由全体团员一致维护，断无变更之理，特此登报郑重声明”。《教育系民廿六年班广西教育考察团启事》，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第2349期，1937-01-26。

[148]《社员消息》，载《社友通讯》，第2卷2、3期合刊，1933。

[149]“雷君自回广西，接任教育厅长以来，极力改进，以贯彻其向来对于教育之主张。顷已拟定‘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五年计划大纲’，在这五年以内，凡自六足岁至十六足岁之失学儿童均强迫入学受义务教育，失学之壮丁，则强迫接受成年补习教育，并设立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作学术上之贡献，期在五年之内，以教育的力量完成全省各项建设”，《社员消息》，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

[150]雷宾南：《最近的广西教育——民国二十三年四月九日在江苏教育学院讲演》，载《教育周报》，第3卷6期，1934。

[151]《社员消息》，载《社友通讯》，第2卷11、12期合刊，1934。

[152]晏阳初：《致陈光甫》，见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4卷，书信卷（1916—1989），255页，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

[153]1933年5月31日，尚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任职的雷沛鸿在论及国民基础教育时，指出不可肆意挥霍“来自公币或来自基金”的钱款，在穷国办教育应遵循“因地为粮”原则，紧接着借评述平教会编写教材机会，对定县实验做了如下评价，“它只知研究，不知实施；它又只知实验，不知普及；其尤甚者，它日惟以研究实验自娱，而忘却全国颠连无告的劳苦大众”，他认为应该边研究边实验，边实施边改进，“不可把民众作机械看待，又不可作‘一劳永逸’之图”。韦善美、马清和：《雷沛鸿文集》上，59～61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

[154]武宝琛：《采取设计方法进行的两年来之本院课本编辑工作》，见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总报告编辑委员会编：《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三年来工作总报告》，215页，南宁，南宁集成书局，1936。

[155]曹天忠：《1930年代乡村建设派别之间的自发互动》，载《学术研究》，2006（3）。

[156]晏阳初：《对在定县工作同志的讲话》，见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3卷，460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157]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3卷·书信），509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158]《社员消息雷宾南》，《社友通讯》，第5卷9期，1937。

[159]社务报告中称：“乡村建设为复兴中国民族之唯一大道，尽人皆知，而实现乡村建设之方法，厥为民众教育，是说为本社常务理事梁漱溟先生所创设。梁先生对乡村建设之前因后果，社会背景，理事根据，都有精深之研究。最近应广西教育厅厅长本社理事雷宾南先生之邀，一月二十六日起程前往讲学。据梁氏函本社总干事，彼在桂约勾留一月有余，三月初定可北返参加本社第十一次理事会议。”《社务报告梁常务理事赴桂讲学》，载《社友通讯》，第3卷7期，1935；“本社梁常务理事漱溟先生，本年二月应广西省教育厅雷厅长之请，前往讲学，并便道广东接洽本社建筑社所募捐事宜。顷以公务已完毕，而本社理事会即将举行，日前由粤来函，于本月十二日由港乘威尔逊总统号北上，约十五日抵沪，十六日来锡，处理社务，本社乘梁常务理事来锡之便，定于十七日上午九时起假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举行第十一次理事会议，藉表欢迎。”《社务报告梁常务理事公毕北返》，载《社友通讯》，第3卷9期，1935。

[161]曹天忠：《1930年代乡村建设派别之间的自发互动》，载《学术研究》，2006（3）。

[162]社教社派出常务理事俞庆棠、赵冕，理事陈礼江等6人出席欢迎会，俞氏欢迎词颇有特色：“本社欢迎诸位先生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事业上的欢迎，因为诸位先生有的是从事社会教育行政，有的是从事于社教的实际工作，都是社会教育的先锋队。一种是情谊上的联络，因为诸位先生，都是社教的同志，又大半是本社的社员。”面对社教社的热情款待，参观团代表赵玉炳致谢辞特别强调：“尤感谢中国社会教育社的热忱，我们当带着苏省的好种子，回去种遍山东省，将来社教之花，如果开遍山东，都是受了今日中国社会教育社招待之赐。”敬之：《欢迎山东教育行政人员训练班参观团的一幕》，载《社友通讯》，第1卷4、5期合刊，1932。

[163]公推刘季洪、张星舫、俞庆棠三先生负责答复，由俞先生召集，其要点如下：（1）已有的比较正确的估计；（2）最近拟再设法调查；（3）消除文盲的方法——教育部正推行注音符号，在三年左右或有相当成效。《第十一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

[164]第一组为1928年内政部在调查12省的基础上，估算16省人口总数为474787368人；第二组为同年邮政部报告，全国人口总数为485508838人；第三组为1931年海关报告，总人口为438933373人；陈达著《人口调查》（依据王士达的民政部户口调查及各家估计比较）公布全国人口总数为372563555人。第二组与第四组数据相较，差额有112945283人之多。俞庆棠：《民众教育理论的探讨》，载《教育与民众》，第6卷9期，1935。

[165]表中部分百分比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录入时采取了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该表中1933年江苏无锡统计数据有误，表中数据为核对后更改数字。俞庆棠：《民众教育理论的探讨》，载《教育与民众》，第6卷9期，1935。

[166]傅葆琛：《我国文盲人数之谜》，载《社友通讯》，第4卷10、11期合刊，1936。

[167]他认为，（1）失学儿童占学龄儿童的57。3%，失学青年成人占青年人总数的66。7%；（2）城市文盲数为49。4%，乡村文盲数为70%；（3）男文盲数为45。2%，女文盲数为92%；（4）中国文盲数平均为66。7%，在世界中居第17位。据此，黄裳提出了6条建议：（1）民众教育应比义务教育重要；（2）实施民教应特别注重乡村民众；（3）实施民教应特别注重妇女民教；（4）消除文盲不可忽略壮年老年人；（5）中国文盲百分比，在世界上不算最多，土耳其苏俄可作榜样；（6）应速定文盲标准。黄裳：《文盲研究》，载《教育旬刊》，第1卷10期，1935。

[169]黄裳：《民众学校招生暨留生问题的研究》，36页，广州，国立中山大学，1935。

[170]俞庆棠：《民众教育理论的探讨》，载《教育与民众》，第6卷9期，1935。

[171]《中心问题以外提案决议录》，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81～82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72]《第十五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9期，1936。

[173]“文盲调查表格已由甘导伯、张锡昌两社友拟成，另有社员调查办法，亦经事务所草就，本当即为付印，分发各地社友，俾能于十二月底以前寄回本社，整理统计，报告于第五届年会。惟因顾及调查区域之普遍，增加结果之正确性起见，现正呈请教育部协助办理，候批准后，及积极进行。”《社务报告举办文盲调查》，载《社友通讯》，第5卷4期，1936。

[174]《文盲调查表》，载《社友通讯》，第5卷5期，1936。

[175]《本社第十六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5期，1936。

[176]《社务报告印发文盲调查表》，载《社友通讯》，第5卷9期，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