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刘焕林:《民众人员的苦闷时期》,《山东民众教育月刊》,第5卷3期,1934。
[31]钟道赞:《参加社教年会之后》,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1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32]《民众教育馆馆长关于赴济南参加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的报告书及社会局的指令》,J002-003-00092,1933,北京市档案馆藏。
[33]赵倩:《现代化语境下的民众教育与社会改造:1928—1937年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研究》,28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34]《筹备中的本社第一届年会》,载《社友通讯》,第1卷2、3期合刊,1932。
[35]大白:《社务进展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
[36]孟宪承:《〈改进学制系统确立社会教育地位案〉分析和意见》,载《社友通讯》,第1卷2、3期合刊。
[37]《大会概况》,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2~13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2。
[38]钟道赞:《参加社教年会之后》,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10~11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39]《通告》,载《社友通讯》,第1卷4、5期合刊,1932。
[40]《社会教育机关实施救国教育方案》,载《教育与民众》,第4卷3期,1932。
[41]《第四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10期,1933。
[42]年会筹备委员会组成如下。主任:孔令粲、杨展云、董渭川。委员:王献唐、王献久、尚逊三、郁瘦梅、石琚辰、张占陆、田伯英、吕寿鹏、周炎光、吴级宸、屈凌汉、萧迪忱、董汰生、孔凡均、张子余、阎哲吾、孔文振、王洁吾、俞汝朋、陈万敏、于式谟、乔志恂、刘漪清、尹延杰、樊月培、束百明、李子寿、桂少良、刘百清、赵继武、王淦洲、李墨林、姚鲁生、贾克威、李宪章、范云史、翟汝云、王炬。《大会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7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43]《第四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10期,1933。
[44]渭川:《第二届年会之回溯》,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
[45]《卷首语》,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46]《大会经过函请厅局参加》,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9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47]表格说明:1。校长包括学院院长及其他学校校长;2。科长科员包括教育部、厅局科长及科员;3。馆长包括省县立民众、农民教育馆,图书馆馆长,实验区主任,体育场长;4。干事包括社教机关及学术机关团体主任及干事。详见:《本社第二届年会出席社员职务统计表》,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48]表格说明:原文是以签到先后为序,笔者为了与表2-4对比,按照出席社员工作单位的省别人数多寡排序,各省内按照签到先后为序。笔者整理自:《出席社员一览》,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1~5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49]《卷首语》,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50]赵倩:《现代化语境下的民众教育与社会改造:1928—1937年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研究》,25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51]《本社第三届年会出席社员职务统计表》,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插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52]《大会合影》,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插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53]《开幕情形》,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1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54]《大会经过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致欢迎词》,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16~18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55]《本社第二届年会经费分配图》,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插图,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原表格中总计为757。28元,实际总计为739。28元,笔者已在表中做了修订。
[56]《致谢》,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1933。
[57]《大会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7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58]《第四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10期,1933。
[59]《提案原委》,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79、97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60]曹天忠:《中国社会教育社与乡村教育派分的互动》,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61]《社员消息》,载《社友通讯》,第2卷2、3期合刊,1933。
[62]赵倩认为:“所谓人事变更,指的是孟宪承与尚仲衣。孟、郑本任职浙江大学,1933年,孟宪承离职,转而办理民众实验学校”(赵倩:《现代化语境下的民众教育与社会改造:1928—1937年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研究》,265页),实际上,孟宪承是1930年被任命为首届浙江省立实验民众教育学校校长,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教授,转而担任该校校长,而不是1933年。陈布雷:《议案:拟请任命孟宪承为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校长请公决案》(省政府委员会第三一六次会议),载《浙江教育行政周刊》,第41期,1930;陈布雷:《浙省创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之旨趣》,载《民众教育季刊》,第1卷1期,1930。
[63]《校闻:大学部系主任稍有变动》,载《中央政治学校校刊》,第62期,1933。
[64]《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纪事》,载《民众教育季刊》,第1卷1期,1930。
[65]据该校毕业生回忆:“在先生任内,校内一切的设施,都使全校的员生感到异常的亲近和拥护,一般学校当局,最喜欢订规程,制章则,把学校看作官僚机关,先生是最反对,仅仅公布了八大标语和一支校歌,用以代表全校的团结精神和紧张活泼的工作态度。体育和歌咏是很注重的,每逢一次集会时,临后总有一支校歌雄壮地被全体吼出来。”尚仲衣还鼓励学生要有严正的追求真理的治学精神,对于歪曲的理论,当作无情的批判。“记得有一次,以何日平为笔名的陶行知先生,所发表普教问题的文章,曾猛烈地,施以反驳,结果终得陶先生的佩服;又有一次,提倡土布救国的邰爽秋先生,来杭讲演,也领导着我们和他做理论上的雄辩,差不多使邰先生下不来台,但你却说,真理是需要辩论的,越辩将越是明显。”周莹:《悼民教先进尚仲衣先生》,载《社教通讯》(杭州),第5期,1939。
[66]《提案原委》,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79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