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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刘师培学术史研究之地位与特色（第2页）

夫学问之道，有开必先，故宋儒之说多为汉儒所已言。如太极、无极之说，濂溪所倡之说也，然秦汉以来悉以太极为绝对之词，而无极之名亦见于《毛传》，濂溪言无极而太极，即汉由无形而生有形之说耳；本原之性，气质之性，二程所创之说也，然汉儒言性，亦以性寓于气中，……则宋儒之说孰非汉儒开其先哉？乃东原诸儒，于汉学之符于宋学者，绝不引援，惟据其异于宋学者，以标汉儒之帜；于宋学之本于汉学者，亦屏斥不言，惟据其异于汉儒者，以攻宋儒之瑕，是则近儒门户之见也。然宋儒之讥汉儒者，至谓汉儒不崇义理，则又宋儒忘本之失也。此学术所由日歧欤。[14]

尽管宋学源于汉学，但宋学毕竟已在汉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有自己的面貌，双方势必存在差异。对此差异刘师培也是注意到了的，但他并非是以考据、义理论定这种差异，而是从学术风格上着手论之，认为：

汉人循律而治经，宋人舍律而论学，此则汉宋学术得失之大纲也。

夫汉儒经说，虽有师承，然胶于言词，立说或流于执一。宋儒著书，虽多臆说，然恒体验于身心，或出入老释之书，故心得之说亦间高出于汉儒，是在学者之深思自得耳。[15]

综观当时学者对汉宋学术的评论，刘的这些看法是独树一帜的。作为古文经学家，能如此的不囿门户，会通汉宋，并以客观平实的态度评述汉宋学史，实属难能可贵。当然，作为“扬州学派”殿军有此通达眼光亦不奇怪，这背后蕴含的是学术上的兼容并包之风。不过与其先辈相比，刘师培的兼容度更大，包容性更强。

三、解析清学：别具一格的创获

清代学术对刘师培而言属“本朝”学术或“近代”学术，是刘氏本身之学术事业得以建立的土壤和基础。所以，刘氏对清代学术的总结除具创意外，更有个人体验的成分在内。这一成分虽在某些时候使其论述带有感性色彩和一定的主观性，但总体来看因系体验于身心，主客体相融，反而更见深刻和透彻，特色鲜明。具体来说，以下几个论题最能体现其特色：

（一）关于清代学术之来源

对清代学术尤其是其核心考据学（或曰汉学）源于何处，向来存在两种意见，一是认为继宋明理学而来，二是认为源自对理学的反动。

前已言及，早在清代中叶，章学诚即持清学源于宋学的看法，其后陈澧、朱一新等皆有类似主张。到20世纪30年代，钱穆于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更系统地阐发了此点，他说：

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菴、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16]

钱穆的观点后为余英时继承和发展，余氏认为：

清代经学考证直承宋、明理学的内部争辩而起，经学家本身不免各有他自己独特的理学立场。理学不同终于使经学也不能一致，这在早期尤为明显。一个人究竟选择某一部经典来作为考证的对象往往有意无意之间是受他的理学背景支配的。[17]

胡适也认为：

考据的学风是两宋（北宋、南宋）就开始了的，并不是近三百年的事。[18]

与这些看法相反，梁启超力主清初考据学之产生源自对理学的反动，对明季空疏学风的不满。在20世纪初所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他已有这样的议论：

晚明学风之敝，流为狂禅，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猖幻至此，势固不得不有所因革。[19]

1920年梁启超撰成《清代学术概论》，深化了自己的见解，认为：

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

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而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渭攻“河洛”，扫架空说之根据；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20]

刘师培对清学来源的看法在立足点上与章学诚、钱穆等人相类，即承认清学承宋明学术而来，非源自对理学的反动。但在实质上和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则明显有异，刘的独特性于此显露出来。章学诚的具体主张是考据学奠基人顾炎武、阎若璩都是朱熹的第五代传人，戴震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21]钱穆、余英时也强调的是考据学与宋明理学的继承关系。而刘师培所说的清学承宋明学术而来，主要指的是承宋明理学门户以外的考证学者之学而来，非指承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而来。他眼里的清学鼻祖是宋代王伯厚（应麟）。[22]他还特别强调明儒经学对清学的开启作用，曾列举明儒经学的十条可贵之处以证明此点，如：

近儒之学多赖明儒植其基，若转斥明学为空疏，夫亦忘本之甚矣。[23]

实际上，谈明儒考证之学对清学产生影响的并非始自刘师培，清廷馆阁词臣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已有此类说法提出，即：

明之中叶，以博洽著称者杨慎……次则焦竑，亦喜考证……唯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24]

刘师培之后，钱穆也认可此说，他曾引过这段话以说明清儒言考证之学本于顾炎武、阎若璩是“以本朝自为限断”，“按实固无据也”。[25]胡适则以清初费密《道脉谱论》中征引王鏊、郑晓、归有光诸人推重汉儒经疏的话，证明“尊崇汉儒的运动在明朝中叶已很兴盛”，非仅盛于清代。[26]在这个问题上，固然刘师培不是唯一的论述者，但可说是论述得最系统翔实、最有意义之人。四库馆臣虽率先提出此论，但非是在学术发展史的大背景下提出，也没有加以深论。至于钱穆、胡适，因各有自己关于清学来源的基本看法，此说只是与其基本看法并存的附带之说，非其根本立论所在。只有刘师培将这一说法放在学术史的大框架内全面申论，以多重证据反复阐发，并将其视为自己论述清学来源问题之精要，以此显露自己的特色。所以，不能因刘氏是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后阐释这一见解而低估它的意义。[27]

（二）关于清代汉学之发展阶段

在近代学者论清学的著作中，章太炎《清儒》一文大概是最早且有重要影响的著作。该文对清代学术派别的传承、演变，尤其是对吴、皖两派考据学的特色，做了简明而又精辟的概括，但唯独对清学的发展阶段问题未多加分析，只是笼统说清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此前顾炎武、阎若璩、张尔岐、胡渭之学“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宋明谰言”[28]。这显然是将以考据学为主的清学以乾隆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紧接着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中，将清学按时间顺序划分为4个发展阶段，即顺康间、雍乾嘉间、道咸同间、光绪间，每个阶段皆有不同学术主题，顺康间为程朱陆王问题，雍乾嘉间为汉宋问题，道咸同间为今古文问题，光绪间为孟荀问题孔老墨问题，梁且说：

由此观之，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29]

《近世之学术》中的不少论断虽是章太炎影响下的产物，[30]但关于清学之阶段划分却是梁启超所自创。在章、梁发表对清代学术的看法后，1907年，皮锡瑞和刘师培分别在各自的著作中表达了自己关于清学发展阶段的见解。在《经学历史》中，皮锡瑞认为：

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尟。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义，《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诗》宗鲁、齐、韩三家，《春秋》宗《公》、《谷》二传。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31]

刘师培的见解则反映在他的《近代汉学变迁论》一文中，如前所述，他把清代汉学分为四个时期：怀疑、征实、丛缀、虚诬。刘之分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各个时期的学术风格与特色，而相对不太注重时间划分，甚至有共时色彩。大体言之，怀疑时期（“怀疑派”）为顺康之交，是汉学萌芽期；征实时期（“征实派”）为皖、吴二派兴盛之期，应主要指乾嘉时；丛缀时期（“丛缀派”）为承乾嘉余绪、不得不事丛缀之学之期，应指嘉道及其后；虚诬时期（“虚诬派”）指的是今文学兴起之期，亦为嘉道及其后。

上述四人对清学发展阶段的划分互有异同，这既体现在学科范围的宽狭上，又体现在具体时段的认定及对各段的评价上。在学科范围上，梁启超显然是以整个清学为范围，章太炎、皮锡瑞、刘师培则以清学之主体汉学（亦可言经学或考据学）为范围。[32]实则这种表面上的不同没有多大意义，梁启超也不能离开清学主体谈分期，核心问题还是一个，这从他们对具体时段划分的比较一致上即可看出。大体上，他们都认为乾隆时是汉学（古文经学）大盛的关键时期，此前为汉学萌芽期；除章太炎外（章未细论清学分期，其说过于笼统），梁启超、皮锡瑞、刘师培也都承认嘉道以后是今文学崛起之期，梁启超只是又强调了光绪时的诸子学之兴。可以说，无论将清学划为3个阶段还是4个阶段，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最大的差别也是最能显示刘师培在这一问题上的特色的是对各个阶段的评价上。总体而言，作为今文家的皮锡瑞和在今文学熏陶下成长的梁启超对清学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他们皆认为清学越向前发展，主题就越古老，所谓“学愈进而愈古”，“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并视此为进步的表现，予以较高评价：

义愈推而愈高……一变而至于道；

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33]

以今文家视角观察清学进程，自然觉得它是向前行进的，嘉道以后今文学崛起更是学术向上发展的表现，或可说今文学以及康有为所倡对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之探究[34]是清学达到的最高阶段。与之相反，刘师培对清学的变迁历程完全持另一种态度，即认为每况愈下，愈发展愈走向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