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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刘师培学术史研究之地位与特色（第1页）

第四节刘师培学术史研究之地位与特色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从事学术史研究的学者之一，刘师培的学术史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在当时绝无仅有的特色，这体现在他以西学评估中国古典学术之得失，对先秦、汉宋学术的独到见解和对清学的极富个人体验之阐发等诸方面。

一、以西学评估中国古典学术

前已言及，1908年前刘师培的学术以中西交融见长，西学往往是中学的参照物。将此一特点移植到中国学术史的研究中，那便是以西学为标准，通过中西学类比，评估中国古典学术之得失。这样的研究在刘师培关于先秦、两汉学术的论述中表现得最突出。具体说来，一是表现在新的学术史编写体裁上，二是表现在比较中西学术的建树上。

撰著学术史，体裁上自以黄宗羲所创的“学案体”为正宗，该体裁也确有其长处，刘师培亦曾效仿之。但刘氏终究是不满意这种以“人”为主条理学术流派的旧体裁，认为这种体裁不利于对学术作义理上的探析，故拟作之《周末学术史》“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较前儒学案之例，稍有别矣（学案之体，以人为主；兹书之体，拟以学为主，义主分析，故稍变前人著作之体也）”[1]。他把周末学术史分成心理学史、伦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等十六类，完全是以西方学科概念界定中国古典学术，而且将以人为主撰写学术史的旧体裁改为以学科为主分类撰写的新体裁。《两汉学术发微论》也是如此。该文将两汉学术以西方政治学、种族学、伦理学概念相界定并分科论述，是新体裁的再次尝试。从以人为主到以学科为主，表明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已开始走上一条新路，即走出旧学术史的樊篱而向建立新学术史的“范式”迈进。如果突破学术史的狭隘视界来看，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学术从旧到新的转折点。正如傅斯年所指出的：

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历来号称学派者，无虑数百，其名其实，皆以人为基本，绝少以学科之分别，而分宗派者。纵有以学科不同，而立宗派，犹是以人为本，以学隶之，未尝以学为本，以人隶之。……无论何种学派，数传之后，必至黯然寡色，枯槁以死；诚以人为单位之学术，人存学举，人亡学息，万不能孳衍发展，求其进步。学术所以能致其深微者，端在分疆之清；分疆严明，然后造诣有独至。西洋近代学术，全以科学为单位，苟中国人本其“学人”之心以习之，必若枘凿之不相容也。[2]

用傅氏所言标准来看，刘师培所倡以学科为主的学术史研究，恰是“以学为本，以人隶之”，倾向“以学为单位”之“科学”，屏弃“以人为单位”之“家学”，表明中国学术正在摆脱古典形态而向现代形态迈进。当然，以学科为主编写学术史并非刘师培所独创，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章太炎的《訄书》以及梁启超的有关著作均用此形式，但以西方的学科分类体系界定中国古典学问，则完全是刘氏独树一帜的创见。这种将中西学术简单比附的做法固然浅薄，疏漏之处甚多，但却具有相当重要的“范式”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从民国迄于今天的大量思想史、哲学史论著率多以西学概念和分科体系概括中国学术发展历程，很难说不是沿着刘师培所开辟的这条道路前行。诚然刘氏多数学术史论著并未按西学分类，对他而言这仅是个尝试，不过这恰恰说明他正站在中国新旧学术的交替处，循着旧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接受西学新知，以推进中国学术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不管其有多少缺失，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3]

总结和评估古典学术是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在这方面，先于刘师培的黄宗羲、江藩等人和与刘氏同时代的皮锡瑞等人都做了不少工作，但却无人引入西学作为参照系以中西学术相比较的方式回溯中国的学术史，首先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刘师培。之所以如此说，在于此时章太炎、梁启超等人虽也有用西学证中学之时，但远不及刘氏之作系统和深入。在《訄书》重订本中，章太炎曾指出：

《易》之为道：披佗告拉斯家（希腊学派）以为，凡百事物，皆模效肤理，其性质有相为正乏者十种：一曰有限无限，二曰奇耦，三曰一多，四曰左右，五曰牝牡，六曰静动，七曰直线曲线，八曰昏明，九曰善恶，十曰平方直角。天地不率其秩序，不能以成万物，尽之矣。（案：是说所谓十性，其八皆《周易》中恒义。惟直线曲线、平方直角二性，《易》无明文。……）[4]

此类中西学比附之论，颇为精彩，但书中仅寥寥几处，零散而不系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说：

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唯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

依此原则，他对先秦以下中国学术与西学相较而概括之，认为：

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泰西虽有希腊梭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诸贤，然安能及我先秦诸子？）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我国之学术思想虽稍衰，然欧洲更甚，欧洲所得者，惟基督教及罗马法耳，自余则暗无天日。欧洲以外更不必论。）惟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5]

对中西学术思想的这种全景式鸟瞰虽有一定的科学性，但过于笼统，缺乏深入细致的学理探析。相对而言，唯有刘师培的中西学术比较之作在系统性和深入性上略胜一筹。一方面刘的论著在类别上涉及古典学术的各个领域，在时间段限上虽以先秦、两汉为主，但对两汉以后的论述也有相当的中西学比较成分；另一方面刘的论著时有真知灼见，并以深厚的学理依据为基础，如前已提及的道家之学“乃社会学之归纳派”，阴阳家之学“乃社会学之分析派”，儒家之政法学不圆满，不及墨家，等等。可以这样说，用中西学相较、相融的方式撰著学术史，当时以刘师培的成就为最大。自然，说刘师培这方面的努力较为系统深入，只是相对而言，今天看来，其中有牵强附会的肤浅之处乃在所难免。不过尽管如此，亦不妨碍我们肯定刘师培通过中西学术比较总结中国学术发展史的历史功绩。

二、先秦、汉宋学术的新创见

在回顾和总结先秦、汉宋学术时，刘师培颇多独到见解，其中最有创造性亦即最具特色的见解为诸子出于史官论和不能仅以考据、义理截然分离汉宋两学，宋学义理源于汉学。

《汉书·艺文志》有言：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故称为九流之学。此说本于刘歆《七略》，是诸子之学出于王官之论的基本依据，这一论点在近代居统治地位，如胡适所言：“今之治诸子学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皆主九流出于王官之说。”[6]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国故论衡》等著作中多申此论。《诸子学略说》发表于1906年9、10月出版的《国粹学报》第20、21期，文中以上引《汉书·艺文志》之言为据详论之，其特出部分在结论所言：

儒、道本同源而异流，与杂家、纵横家合为一类；墨家、阴阳家为一类；农家、小说家为一类；法家、名家各自独立，特有其相通者。

与章太炎的坚守刘歆之说相比，刘师培之《古学出于史官论》虽亦本之《汉书·艺文志》，但其所得之结论更具突破性，即：

九流学术皆原于史，匪仅道德一家。儒家出于司徒，然周史《六弢》以及周制周法皆入儒家，则儒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然羲和苗裔，为司马氏作史于周，则阴阳家出于史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然考之《周官》之制，太史掌祭祀，小史辨昭穆，有事于庙，非史即巫，则墨家出于史官。纵横家出于行人，然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亦太史之职，则纵横家出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然德刑礼义，史之所记，则法名两家，亦出于史官。杂家出于议官，而孔甲、盘盂亦与其列；农家出于农稷之官，而安国书册参列其中；小说家出于稗官，而虞初周说杂伺其间，则杂家、农家、小说家，亦莫不出于史官，岂仅道家云乎哉！[7]

在这里，刘师培发挥其考据学之长，以简明而又坚实的证据论证了己之所见，语虽扼要但殊少纰漏，个别地方虽显偏激，但亦言之成理。之所以这样说，乃因周代之时，设有多种职掌不同的史官，如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御史等，以协助政务、记录时事、起草公文、掌管文书。他们的职掌如此宽泛，自然旁及所谓九流所出之官管辖的领域。这也说明当时“史”之包罗万象，非后世科学界定之“历史学”一语所能涵盖。从学术史视角观察，将诸子之学出于王官发展为出于史官，在当时是刘师培的独创，具有学术原创意义，而且刘氏此论是发表在1905年2月的《国粹学报》创刊号上，比之卓有影响的章太炎《诸子学略说》早发表一年半，这亦可见出刘氏所具的学术创造力。[8]当今研究史官文化者，应从这里得到许多启示。另外，视九流诸子同出于史官，儒家亦为其中之一，与其余诸子并无尊卑之别，这体现了一种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平等观念，在中国思想和学术发展史上，亦具有开风气之先的革命性质。[9]

明末清初以来，汉学渐盛，乾嘉时达于极致，与此同时，宋学在学者中一再受到贬斥。区分汉宋两学的标准则为考据与义理，这几为所有学者认同，一些学者甚至把汉宋两学截然分离开来，强调两学的对立。江藩就认为：

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说诡言，乱经非圣，殆有甚焉。……至于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置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

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10]

皮锡瑞也说：

宋人不信注疏，驯至疑经；疑经不已，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此不可为训者也。

（宋人）说经之书，亦多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与汉、唐注疏全异。[11]

这种泾渭分明划分汉、宋的做法，早就引起龚自珍等学者的不满，龚在致江藩书中指出：

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12]

对待这一问题，刘师培的看法较龚自珍又进了一步，既反对以考据、义理截然分离汉宋两学，又主张宋学源于汉学。他说：

汉儒之学，大而能博，释训诂，明义理，无所偏尚，而伦理之学实开宋学之先声。[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