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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学术史个案 刘师培之清代学术史论（第3页）

《原善》、《疏证》二书互相印证，而格物、亲民、中和诸说尤足补先儒所未言，则先生之言性理，殆所谓特立成一家言者欤。盖先生之学，先立科条，以慎思明辨为归，凡治一学著一书，必参互考验，曲证旁通，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复能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会通古说，不尚墨守。而说经之书，厚积薄发，纯朴高古，雅近汉儒。

探赜索隐，提要钩玄，郑、朱以还，一人而已。[34]

如此评价，足见戴震学术在刘师培心目中的至高位置。

三、传记类著述

与学案体的以“人”为主条理学术流派有所不同，用传记体叙述学术史虽不利揭示学术流派之衍化，但更能突出个人在学术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会使得学术与人的生活经历紧密相连，令学术之根扎于社会生活的基石之上。以是之故，传记体一向受学者欢迎，刘师培也不例外。他撰写了一系列清代人物传记，以学术传记为主，力图通过这种体裁透视清代学术的某些面貌。除前已言及的《颜李二先生传》和《戴震传》外，他这方面的著述主要有《全祖望传》、《戴望传》、《崔述传》、《孙兰传》、《朱泽沄传》、《徐石麒传》、《蔡廷治传》等。这些传记大体可分为两类，一为学界名家传记；二为扬州先贤传记。

所谓学界名家传记即《全祖望传》、《戴望传》和《崔述传》。全祖望之学术与吴、皖正统汉学不同，他所承袭的是黄宗羲所开创的浙东史学传统，如传中所言：“浙东学派承南雷黄氏之传，杂治经史百家，不复执一废百。鄞县万氏承之，学益昌大。若祖望之学，殆亦由万氏而私淑南雷者欤。”其为学“渊博无涯涘，于书靡不穿贯”，而且“虽以博学闻，然观书具卓识”。[35]可以说，博闻多识是刘师培推崇其学的一个关键所在。戴望是晚清的重要学者，刘师培评价其学曰：

自西汉经师以经术饰吏治，致政学合一，西京以降，旧制久湮。晚近诸儒，振兹遗绪，其能特立成一家言者，一为实用学，颜习斋、李刚主启之；一为微言大义学，庄方耕、刘申受启之。然仅得汉学之一体。惟先生独窥其全。故自先生之学行，而治经之儒得以窥六艺家法，不复以章句名物为学，凡经义晦蚀者，皆一一发其指趣，不可谓非先生学派启之也。况复明华夏之防，……不欲以曲学进身，亮节高风，上跻颜李，岂若近儒诂麟经者，饰大同之说以逞其曲学阿时之技哉！[36]

对戴望之学的这种褒扬，既表明戴望在晚清学界所拥有的地位，同时也说明刘师培在总结清代学术时不具门户之见，对古文经学之外的经学创见亦持赞赏或至少是兼容的态度，这与他为学的一贯趋向是一致的。他所反感的只是借学术之名“阿时”求禄，像康有为借大同学说所做的那样，这也再次反映出他对康氏学说乃至其人的不满。至于崔述之学，本极重要，但“崔氏既殁，其书不显。近岁日人那珂通世复刊其遗书，阅者始稍众，崔氏学术之不堕者其以此夫？”为使其学不堕，刘氏在《崔述传》里对其大加表彰，说：

述生乾嘉间，未与江、戴、程、凌相接，而著书义例则殊途同归。彼以百家之言古者多有可疑，因疑而力求其是。浅识者流仅知其有功于考史，不知《考信录》一书自标界说，条理秩然，复援引证佐以为符验，于一言一事，必钩稽参互，剖析疑似，以求其真。使即其例以扩充之，则凡古今载籍，均可折中至当，以去伪而存诚。则述书之功，在于范围谨严，而不在于逞奇炫博。……近人于考证之学多斥为烦芜，若人人著书若崔述，彼繁芜之弊又何自而生哉！[37]

这段话充分显示出刘师培评骘清代学者的通达眼光和远见卓识。十几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古史辨”派视崔氏遗书为宝书，这一事实本身便表明此点。

刘师培研究清学，既有将其作为纯学术系统考索的一面，又有浓重的现实关怀成分，因清学史对他来说属“本朝”史。作为主张激烈排满的革命派，他不能不抱有民族主义或曰种族主义立场来看待清朝的一切，包括学术，这也是章太炎以及国粹派学者论清学的共同立场。也许其他体裁的学术史著述不宜表达刘氏的这种立场（其中已流露此意，但不充分），故在学者传记中尽情表露。他之推崇全祖望和戴望，尤其是全祖望，这亦是个重要因素。在《全祖望传》中，他以赞赏的态度说全祖望“未尝一日忘明也”，“留心明季遗闻，以表章节义为己任”，并评论道：

祖望生雍乾之间，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后人以儒林目之，岂祖望之志哉！又祖望既殁，浙人承其志者，有仁和龚自珍、德清戴望。……然祖望表章节烈之功，则固诸子所不逮也。[38]

他也说戴望“眷怀胜国，有明季遗民之风”[39]，对此很是欣赏。

刘师培的民族主义立场在他为扬州先贤所作的传记中表露得更充分。这部分传记多是记处明清鼎革之际的扬州学者。在《孙兰传》中，他指出：

明季遗民，若黄宗羲、王锡阐、刘献廷、张尔岐，咸洞明太西学术，然各以高节著闻，抗志不屈。……盖学术之界可以泯，种族之界不可忘也。而孙兰学行适与相符。

杨光先诋西书为诞肆，乃直声既著于明廷，仕籍复标于清史。彼斤斤于学术之间衡量夷夏，而出处大节则转舍夏就夷。呜呼，此孙兰所以为高士欤！[40]

在这里，刘氏实际是把学者的“出处大节”即民族意识看得高于一切。所以他除表彰孙兰外，对徐石麒的抱学以隐，不仕新朝；蔡廷治的抛弃清廷功名，“授徒课子以终其身”，[41]都甚为赞赏。平心而论，从民族主义角度评价学者，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学术毕竟不同于政治，局限于此看问题，不可避免会产生片面性。可贵的是，刘师培并不完全囿于此视角，他主要还是以学术的眼光看待学术。因此，他尽管表彰了乡先贤的民族精神，但传记中的大量篇幅还是介绍他们的学术成就，如孙兰在明末从西人汤若望学，精于历法；徐石麒精研名理，谈经论史，可拟王夫之；蔡廷治长于《易》学，且杂糅儒佛；朱泽沄长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等等。[42]对这些并不闻名于世的乡先贤学术的阐扬，表明刘师培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已不仅停留在对创造了主流学术的一流学者的研讨上，而且也开始深入到普通学者层面。尽管这非他的发明创造，而是对前辈学者表彰乡先贤之风的发扬，但从学术史角度言之，实属难能可贵。

[1]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见《遗书》，554、555页。

[2]刘师培：《国学发微》，见《遗书》，501页。

[3]刘师培：《国学发微》，见《遗书》，502页。

[4]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左盦外集》卷九，见《遗书》，1541页。

[5]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朱陆》、《书〈朱陆〉篇后》。见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73、77页。

[6]龚自珍：《与江子屏笺》，见《龚自珍全集》，第5辑，34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7]陈澧强调：“朱子好考证之学。”见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二十一，《朱子》，德林堂光绪二十九年刻本；朱一新亦谓：“宋儒以汉唐训诂已详，而义理犹或未备，故详此而略彼，亦非谓训诂可以不讲也。朱子生平尤于此致意焉，文集、语录及他所著书，班班可考。汉学家以汉儒专言训诂，此浅陋之说，不足信也；以宋儒为不讲训诂，此矫诬之说，尤不足信也。”见朱一新：《评某生论科举》，《佩弦斋杂存》卷下，葆真堂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8]“中国学术，以郑君、朱子集其大成。”见刘师培：《跋沈小宛义塾附祀先儒议》，见《遗书》，1974页。

[9]刘师培：《国学发微》，见《遗书》，498页。

[10]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朱陆》，见仓良修编：《文史通义新编》，73页。

[11]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左盦外集》卷9，见《遗书》，1535页。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明代学术的一片贬斥声中，刘师培独对其有较高评价，除《清儒得失论》外，在《王学释疑》里，他也反对那种认为王学“遗问学而尊德性”、“轻实践而尚空谈”的观点，说“阳明之学，由博反约，迥异于空疏”。（《左盦外集》卷9，见《遗书》，1529，1531页。）这亦构成刘学术史研究的一个特色。

[12]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左盦外集》卷9，见《遗书》，1539页。

[13]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与清代汉学》，见《廖季平年谱》，148页。

[14]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左盦外集》卷9，见《遗书》，15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