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奇中文网

第三 学术史个案 刘师培之清代学术史论（第2页）

可见“虚诬派”即今文学。

对这四个时期或曰四派的总体评价，刘师培也有论述，即：

怀疑学派由思而学，征实学派则好学继以深思，及其末流，学有余而思不足，故丛缀学派已学而不思，若虚诬学派则又思而不学。四派虽殊，然穷其得失，大抵前二派属于进，后二派则流于退，丛缀学派为征实派之变相，而虚诬之学则又矫丛缀而入于怀疑，然前此之怀疑与征实相辅，此则与征实相违。[18]

从这里可以看出，刘氏心目中的清代汉学是走下坡路的学问，愈发展愈走向末路。而他对“虚诬派”（今文学）的评价，更可看出其古文经学的立场，这不能不影响其立论的客观性。[19]

清代学术虽以汉学为核心，但整体面貌相当复杂，非汉学可蔽之。江藩等人曾试图概括清学流派，但其著作并不成功，刘师培就批评道：

甘泉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又作《宋学渊源记》，以详近儒之学派，然近儒之学，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江氏均未及备言，则以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也。[20]

鉴于此，刘氏便以《近儒学术统系论》一文概括以汉学为主的清学流派及其衍化过程，欲补江著之不足。该文把清代学术大体分为理学、汉学、史地之学等几类，但并未像江藩那样把学者强分汉宋，而是根据清学发展实际，据实以论。理学方面，他认为：

明清之交，以浙学为最盛。黄宗羲授学蕺山，而象数之学兼宗漳圃，文献之学远溯金华先哲之传，复兼言礼制以矫空疏。传其学者数十人，以四明二万为最著。[21]

其他如孙奇逢、李颙、颜元、陆世仪等皆各有传承，使得清初之理学呈繁盛局面，就连顾炎武也以“躬行礼教之说”相倡导，推动了理学的繁盛，故不能只将顾视为汉学家。汉学是清代主体学问，该文以主要篇幅论之，其中首先指出：“汉学以治经为主，考经学之兴，始于顾炎武、张尔岐。”阎若璩、胡渭等皆继之而多有创获，且“胡渭治《易》，多本黄宗羲”，即黄宗羲亦不能仅以理学家视之。接着文中论及吴、皖和常州之学的兴起与衍化，说：

东吴惠周惕作《诗说》、《易传》，其子士奇继之作《易说》、《春秋传》。栋承祖、父之业，始确宗汉诂，所学以掇拾为主，扶植微学，笃信而不疑。厥后掇拾之学传于余萧客，《尚书》之学则江声得其传，故余、江之书言必称师。江藩受业于萧客，作《周易述补》，以续惠栋之书。

此乃吴学之传承。至于皖学，则起自江永，

戴震之学亦出于永，然发挥光大，曲证旁通，以小学为基，以典章为辅，而历数、音韵、水地之学咸实事求是以求其源。于宋学之误民者，亦排击防闲不少懈。徽歙之士，或游其门，或私淑其学，各得其性之所近，以实学自鸣。……及戴氏施教燕京，而其学益远被。声音训诂之学传于金坛段玉裁，而高邮王念孙所得尤精。典章制度之学传于兴化任大椿。而李惇、刘台拱、汪中均与念孙同里，……及从念孙游，始专意说经。顾凤苞与大椿同里，备闻其学，以授其子凤毛。焦循少从凤毛游。时凌廷堪亦居扬州，与循友善，继治数学，与汪莱切磋尤深。阮元之学亦得之焦循。凌廷堪继从戴门弟子游，故所学均宗戴氏。……近人俞樾、孙诒让则又确守王、阮之学。

这是皖学的传承情形。值得注意的是，刘氏在这里提及的学者多为扬州人，但他并未将其视为一个学派，而是认为其所承均为戴震之学，这再次证明他不认同扬州学派之说。关于常州学术，他仅扼要论之，说庄存与“喜言《公羊》，侈言微言大义。兄子绶甲传之，复昌言钟鼎古文。绶甲之甥有武进刘逢禄、长州宋翔凤，均治《公羊》，黜两汉古文之说。翔凤复从惠言游，得其文学，而常州学派以成”；其后龚自珍“从刘申受游，亦喜言《公羊》”，“仁和曹籀、谭献均笃信龚学”，德清戴望“受《公羊》于宋翔凤”。[22]这是常州今文学之传承。经学之外，该文对全祖望、章学诚、徐松、张穆、何秋涛等人的史地之学以及桐城派古文等分别有所论列，但过于简要，乏善可陈，兹不赘述。

总之，刘师培对以汉学为主体的清代学术从其来源、变迁、流派衍化等各个角度分别作了较为系统、翔实的阐释，其体验之深刻、见解之独到，可谓独步一时。

二、学案体著述

刘师培用学案体纵论清代学术史的著作有《近儒学案序》、《习斋学案序》、《幽蓟颜门学案序》、《并青雍豫颜门学案序》、《东原学案序》，其中以《近儒学案序》为主。

自黄宗羲以《明儒学案》创下学案体后，这种以“人”为主条理学术流派的体裁便为后人所重，颇有一些效仿者。刘师培拟作《近儒学案》一书，也是出于对《明儒学案》的仿效，[23]尽管他对学案体有微词，如认为它非“以学为主，义主分析”，[24]不利于从学科分类角度对学术发展史作义理上的探析，但他还是选择了这种体裁叙述清学历史。也许是因学术使命感所驱使，他要以《近儒学案》接续《明儒学案》，使明清两朝学案体学术史成一完璧。

终其一生，刘师培并未写出《近儒学案》，留下的仅是几篇序文。但从这些序文中已可看出他拟著《近儒学案》的大体规制，反映出他对清代学术格局的总体构想。《近儒学案序》所列目录便足证此点。该目录为：夏峰学案、二曲学案、蕺山学案、余姚学案、东林学案、姜斋学案、亭林学案、桴亭学案、仁和学案、南丰学案、山西学案、山东学案、杨园学案、晚村学案、徽州学案、习斋学案、安溪学案、长州学案、西河学案、东原学案、宝应学案、桐城学案、山阳学案、常州学案、诸儒学案上（伪儒）、诸儒学案中（新派）、诸儒学案下（调和汉宋者）。这一目录基本涵盖了清代学术的各种领域和各个流派，而且各案下所列人名亦表现出各派的学术传承关系，学案体以人为主条理学术流派的特色显露无遗。值得注意的是，刘师培在划分清儒流派时有迥异于人的做法，如未列出吴派，而将惠栋归于“东原学案”下，虽以“别出”之名单列，但毕竟是在皖学名目之下；不列扬州学派，将阮元、焦循列戴震名下，而将汪中、王念孙列“别出”之惠栋名下。这种做法，固然显示出刘氏对戴震皖学的推崇和不以扬州之学为“派”的一贯主张，同时也显现出他对如何评价考据学内部之流别甚至高下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尽管他在《近儒学术统系论》中对吴派惠学之衍化有所议论，但基本无评价，而在这里将其列“东原学案”下，却透露出他心目中两派高下之端倪。至于将汪中、王念孙尤其是王念孙列惠栋名下，则殊不可解。另外，目录中将江永列入“亭林学案”中，使人不易看出他与戴震的关系；又将阎若璩列入“诸儒学案中（新派）”，而未与汉学家放在一起。类似做法，也许反映出刘氏的某些卓异处，但给人以败笔的感觉。

《近儒学案序》之外，刘师培已完成的几篇学案序文都是关于颜元（习斋）和戴震的，可见对这两家学问之推重。

颜元、李塨之学（颜李学派）是经世致用之学，所谓实学。刘师培之看重该学，固因其这一特征，同时很大程度上也因其具民族气节、与戴震之学相关以及吸纳西学，正像他所指出的：

自宋儒区分体用，政学以歧，讲学之儒，渐舍实功。惟习斋先生以用为体，力追三代，教学成法，冠昏丧祭，必遵古制。从游之士，肄力六艺，旁及水、火、兵、农诸学。倡教漳南，于文事经史外，兼习武备、艺能各科，较之安定、横渠，固有进矣。又以建夷宅夏，非尚武不克树勋，思以武健之风转易民俗，其旨与皙种借民为兵同。盖先生以用为体，即以用为学，身体力行，一矫讲学空虚之习。至先生论学唯存性一编，辟宋儒气质之说，实开东原学派之先。[25]

有明中叶，西教益昌，士习其学，尊为西儒，故宣教之徒聚萃辇毂重地，以西法相授。习斋先生生长博野，地迩燕京，吾意先生壮年必亲炙西士之门，备闻绪论。事虽失传，然证以先生所学，则礼、乐、射、御、书、数外，并及水、火、工、虞。夫水、火、工、虞取名虽本于虞廷，引绪实基于皙种。[26]

这里所说的水学即水利之学，火学即制造火器之学，工学主要指工艺之学，虞学即林学。“先生生明代鼎革时，崇此四科，默契西法，用则施世，舍则传徒，律以古代学术，则道艺并重。”[27]可见在刘师培眼里，颜李之学既无宋学之空疏，又具西学之实效，还有浓厚的现实关怀意味，所以值得推重。除学案序外，刘氏还专门撰有《颜李二先生传》以阐扬其学，指出：

习斋生于明末，崛起幽冀，耻托空言，于道德则尚力行，于学术则崇实用。而分科讲习，立法尤精。虽其依经立说，间失经义之真，然道艺并崇，则固岐周之典则也。刚主（李塨）继之，颜学益恢。乃后儒以经师拟之，呜呼！殆亦浅视乎刚主矣。[28]

此可见出他对颜李之学评价之高。

至于戴震之学，刘师培一向推崇备至，自谓“予束发受书，即服膺东原之训”。[29]戴震本以汉学为学界瞩目，刘之《东原学案序》却基本不谈其汉学，而以其超迈宋儒的义理学为阐释对象。此种做法，盖因其考据训诂之成就已广为人知，相反其义理之学如《孟子字义疏证》之类著作不仅“当时读者不能通其义”，而且也不为其门人所理解。[30]所以，刘氏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戴震之学画上圆满的句号，不使其光辉有所遮蔽。《东原学案序》首先指出：

近代以来，鸿儒辈出，鄞县万氏、萧山毛氏渐知宋学之非，或立说著书以与宋儒相诘难，而集其成者实惟东原戴先生。东原之书，以《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为最著。[31]

刘氏对《原善》评价甚高，认为它“训诂彰明，缜密严瑮，其说信美矣”。相对而言，觉“《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则瑕瑜杂见”，如书中对“理”的解释远超宋儒，“解理为分，确宗汉诂。复以理为同条共贯也，故以理字为公例，较宋儒以浑全解理字者迥不同矣。至谓理在欲中，亦非宋儒所可及”。但从西方心理学和唯心论的视角来看，“事物之理，心能别之”，“在物在心，总名曰理”，而戴震所言之理仅指“在物之理”，这是其“言理之偏”；书中之论“性”，发明不多，基本无异于宋儒之说，有所偏失；至于“训道为行，训权为变，立言虽当，然言词隐曲，必假引申。唯才训为能，诚训为实，析词明辨，远迈前儒”。尽管戴震之学非十全十美，但总体而言：

小疵不掩大醇。义理必衷训故，则功在正名；讲学不蹈空虚，则学趋实用。凡小儒迂墟之说，足以害政蠹民者，咸扫除肃清，弃如苴土。信夫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32]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义理必衷训故，则功在正名”一语，这是戴震义理学超越宋儒的关键所在，因宋儒知义理而不知训诂，“不识正名之用”，所以其义理疏漏较多，常为后人所讥。戴震于自身著述极看重《孟子字义疏证》，曾说：“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33]但和者寥寥，少有人解其意。刘师培能对以该书为代表的其义理之学作出上述评价，可谓其百年后的知音。而且刘氏还能以西学眼光看待其学，指出可改进之处，不啻将其学推进了一步。

除《东原学案序》外，刘师培又作《戴震传》以阐扬其学，传中再次对《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给以很高估价并进而全面总结了戴震学术之特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