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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以西释中 刘师培之新学（第3页）

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之外，刘师培所读西书还涉及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等。如前所述，政治学方面的主要著作如甄克思《社会通诠》和那特硁《政治学》被刘氏当做社会学名著和宣扬“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著述而用之，至于卢梭的《民约论》、高田早苗的《国家学原理》等著作主要被用于政论中，借它们的现成结论以阐述个人政治见解。当然刘师培的政论与学术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政论中不乏学理上的真知灼见，如《中国民约精义》之类的著作，但对西方政治原理他被动地接受多，主动地阐述少，尚未见学理上有更多的发挥。对于西方经济学、文学著作，刘师培只是见到《原富》、《罗马文学史》等寥寥几部，且仅是用其一两句话或仅提一下而已，只能说他涉猎过，很难说他有什么见解，故不论。

五、进化论与小学：“新学”之纽带

从上述刘师培的西学知识和中西交融情形，可以看出他的“新学”结构，即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为主，政治学、经济学、文学处在外围。就社会学、历史学、哲学而言，这三者之关系及其联结之纽带，是深入了解刘师培新学的关键所在。

前已言及，刘师培与同代读书人一样，受进化论的影响相当大。进化论一般被视作社会学理论，尤其在斯宾塞那里，而斯宾塞恰是清末影响最大的社会学家。当然，在当时人用语中，也有时将“社会学”看成一广泛概念，用以泛指整个西方近代的社会科学。不过这种界定不清的情形并未在刘师培身上出现，因他对西方社会学有较系统的了解，如深知斯宾塞动社会学与静社会学之差别，葛通哥斯之学“以心理为主”，[45]等等。他曾自夸“予于社会学研究最深”，[46]故而他对“社会学”一词的应用是在其原本意义上，而非泛指社会科学。也就是说，他心目中的进化论属于社会学理论，[47]而非一般社会科学理论。自然，以今天的视角言之，进化论也是一种哲学思想，《天演论》代表了一种哲学世界观，刘师培服膺《天演论》，也等于是从哲学角度接受了进化论，尽管他本人并无这样的主观认识。至于历史学，也与进化论分不开。一方面，进化论是刘师培新史学著作的指导思想。与倡导新史学的其他学者类似，刘师培也以进化史观作为自己撰史的基本观念。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之《凡例》中，他强调：

今日治史，不专赖中国典籍。西人作中国史者，详述太古事迹，颇足补中史之遗。今所编各课，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48]

该书就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产物。他还认为，中国旧史学之所以满足于“侈陈往迹”，无所发明，归根到底，是史家“不明社会学之故”。[49]“不明社会学”也就意味着不明进化论，因进化论是当时中国人所理解的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学家依据进化思想得出的某些研究结论为刘师培所接受并将其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甄克思《社会通诠》提出社会发展进化要经历三个阶段：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刘师培据此认为中国亦然，“人民进化之阶级”始于图腾（游牧）、继以宗法（耕稼）、成于国家。[50]他还分上古历史为石器、铜器、铁器三时代，并以中国典籍证明石器时代之存在，[51]这同样是借用西方社会学家所言社会进化之次序而得出的结论。[52]总之，进化论是将刘师培所接受之社会学、哲学、历史学联系起来的纽带，而进化论又基本是一种社会学说，故可以说，构成刘氏新学结构之主干的这三个学科应以社会学为核心。

应该指出，刘师培之新学以社会学、哲学、历史学为主干，也与其本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训练密切相关。刘氏是经学世家传人，其学术基础首在经学，而通经必先通小学，故其“幼治小学”，又有良好的小学功底。前已言及，基于其小学修养，刘师培在小学与社会学互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实际上，这些工作也可从历史学角度来看待，即所谓以字诠史，如通过对《说文》“禾部”诸字的研究，来分析古代财产和所有观念的产生；通过对“銕”（中国铁字，古文作“銕”）字的研究，“知铁器时代为文明渐进之时代矣”；通过对“姓”字的研究，揭示“上古之民知有母不知有父，故所生之子即以母族为姓”，以此论证母系社会的存在。[53]类似例证很多，率皆与其以小学证社会学之理的成果重合。也可以说，在研究过往事物方面，社会学与历史学有重叠之处，小学则通过社会学与历史学发生关系，新旧学在这里奇妙地组合起来。至于哲学，其基本原理和其分支“名学”为刘师培所关注，盖因刘氏所受之经学熏陶和学术训练使他看重义理和“正名”。扬州学者如汪中、焦循、阮元等除重经学考证外，又能兼顾义理，这予刘师培以较大影响，他之“正名”之学亦是探“理”之学。在具体做法上，往往是将名学与汉学训诂结合起来以“循名责实”，即是将逻辑学与小学相结合，小学再次显示了它的功用。

总之，小学本是治经的工具，但在刘师培这里成了联结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的纽带和使这三者成为其新学主干的关键因素，甚至可以说，刘师培吸纳西学的出发点是在小学。

[1]《〈国粹学报〉发刊辞》，载《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

[2]刘师培：《国学发微》，见《遗书》，500页。

[3]刘师培：《伦理教科书》，见《遗书》，2026页。

[4]李洪岩、仲伟民：《刘师培史学思想综论》，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5]艾伦·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5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6]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社会学史序》，见《遗书》，507页。

[7]严复：《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见《严复集》，第1册，146页。

[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329页。

[9]刘师培：《字诠自序。左盦集》，见《遗书》，1238页。

[10]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语》，见斯宾塞：《群学肄言》，Ⅺ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1]刘师培：《尔雅虫名今释·序》，见《遗书》，446页。

[12]《群学肄言》出版于1903年4月，《社会通诠》出版于1904年1月，《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发表在1904年11月21日至12月3日的《警钟日报》上。

[13]关于刘师培之小学与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关系，都重万《刘师培对晚清史学演进的贡献及影响》一文言之较详，可参考。

[14]刘师培：《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左盦外集》卷6，见《遗书》，1429页。

[15]严复译，甄克思：《社会通诠》，5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6]刘师培：《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左盦外集》卷6，见《遗书》，1429、1431页。

[17]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左盦外集》卷6，见《遗书》，1439页。

[18]关于小学在当时的境遇和方、廖、康等人对小学的指斥，都重万《刘师培对晚清史学演进的贡献及影响》一文言之较详，可参考。

[19]参见胡奇光：《中国小学史》，305、30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0]阮元：《商周铜器说上》，《揅经室三集》卷3，《揅经室集》下册，633页。

[21]周予同：《孙诒让与中国近代语文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787页。

[22]刘师培：《籀廎述林序》，《左盦外集》卷17，见《遗书》，1781页。

[23]刘师培：《古政原始论》，见《遗书》，6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