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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以西释中 刘师培之新学（第1页）

第三节以西释中：刘师培之“新学”

一、阐释中学：交融中西的起点与终点

作为经学世家的传人，刘师培的学术根基在于中国古典学术，他之交融中西，其出发点亦由此。故而他的所谓“新学”（与其古典学术研究相对之称）虽时以中学比附西学，但最终目的仍在阐释中学，西学不过是手段而已，就像《国粹学报》发刊辞所表明的，重要的是“借西学证明中学”。[1]这方面例子颇多，如前已言及《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是用社会学“考中国造字之原”；《读左札记》曾说过“《左氏传》所载粹言亦多合民权之说”，从而对《左传》多一新解。另外，在《国学发微》里，他又指出：

中国人民每以圣人为天授，不可跻攀。自良知之说一昌，以为人人良知既同，则人之得于天者亦同。人之得于天者既同，所谓尧舜与人同耳，与西儒卢梭天赋人权之说相符。[2]

这段话虽借助了卢梭学说，但其目的在于说明王阳明的良知之说。在《伦理教科书》中，他先把西方伦理学观念分为五种，即对于己身、家族、社会、国家、万有之伦理，然后便指出，这些“与中国《大学》所言相合，《大学》言正心、诚意、修身即对于己身之伦理也，《大学》言齐家即对于家族之伦理也，《大学》言治国、平天下即对于社会、国家、万有之伦理也”[3]。这段话意在说明伦理学观念中国古已有之。类似例子，不胜枚举，限于篇幅，不再赘引。诚然，刘师培在对中西学术进行比附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是多样的，有学者将其析为平行类比与同构类比，平行类比即将中外相近的史实平行罗列，同构类比是以思想史为主要内容的类比，即从中西思想观念出发进行类比，以显现思想观念的共同性与普遍性。[4]但不管类比形式如何，出发点或中或西，其根本目的仍在于以西证中。多了西学这一新手段，对中学的理解与阐释便可较前人更加完备。

既然中西交融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阐释中学，那么刘师培在征引西书时有自己的重点所在便很可理解了。在他所引用的西方、日本学术著作中，社会学方面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群学肄言》、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历史学方面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拉克伯里的《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哲学方面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皆多次被征引，反复用以说明中国学术上的若干问题。相对而言，政治学、经济学、文学著作虽被引用，但较少用以阐释与该学科相关的学理问题。此可见出刘师培吸纳西学的重点所在，即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是被吸纳的主体。应该说，这是一个以中国古典学术为根基和归宿的学者的必然选择，是一个经学家兼革命者的必然选择。

二、社会学新知与小学旧统

社会学是形成于19世纪中叶的一门新兴学科。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是社会学的创始人，他在《实证主义哲学大纲》一书中首次使用了“社会学”一词。随后，英国学者赫伯特·斯宾塞发挥了他的学说，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学体系，成为19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中国学者在清末引入西方社会学，首先系统介绍的便为斯宾塞学说，如前已提及严复所译斯宾塞《社会学研究》（TheStudyofSociology），名为《群学肄言》（“群学”亦是当时对社会学的称呼），马君武所译斯氏《社会学原理》等。斯氏学说之所以先于孔德被引入中国，恐与其所阐释的进化论密切相关，

正如孔德力求把一切知识纳入他的科学分类法一样，斯宾塞企图把一切知识纳入他的进化论。人类进化是斯宾塞的主题，认为社会是某种普遍规律的具体例证。[5]

在达尔文进化论经严复译介而风靡中国知识界，成为一种激励人们救亡图存的学说的时候，同是谈进化论的理论必然受到普遍关注，而离救亡主题较远的孔德实证主义社会学便相对被冷落。实则斯宾塞的进化论虽承认达尔文的某些说法，但更多的是从拉马克那里获取生物学资源。不过对急于从西方得到理论武器以挽救国家的清末学人来说，这两种进化论的区别并不重要，也无暇辨别清楚，关键在于只要能起到激励人群的作用即可。以是之故，斯宾塞的社会学说便紧随达尔文进化论风行于清末知识界。在这种形势下，作为素怀救国之志、以排满复汉为己任的革命者、新知识分子，刘师培关注以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学乃出之于必然。

从前述刘师培征引西书的情况看，当时译成中文的几种主要社会学著作他都读过，而且通过比较覆按，对以斯宾塞为主的有关社会学思想有了较系统的理解，尽管可能有理解不确切的时候。如他曾言及：

藏往基于探赜，以事为主，西人谓之动社会学；察来基于索隐，以理为主，西人谓之静社会学。……今西儒斯宾塞作《社会学原理》，以心理为主（美人葛通哥氏亦然），考察万物，由静观而得其真，谓人类举止，悉在因果律之范围。……而西国社会学萌芽伊始，亦以物理证明，故英儒甄克思《社会通诠》亦胪陈事物实迹，凡论一事持一说，必根据理极，旁征博采，以证宇宙所同然（此即社会学之统计法也）。[6]

这段话所言之内容，虽非刘师培独自发明，内中有章太炎、严复谈社会学的言论，但从总的方面看，这种归纳还是显示出了刘氏对社会学的理解程度。这里把甄克思《社会通诠》也归入社会学，盖因《社会通诠》亦阐述进化思想，认为社会发展进化要经历三个阶段，即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和军国社会。严格说来，《社会通诠》应属政治学著作，其原名为AHistoryofPolitics即，《政治史》，但对当时众多初涉西学者来说，这种学术上的分野尚无法细致做到，尽管严复已言明该书“原名《政治短史》”[7]不过只要是言进化的学说，便容易被划入社会学领域。在这一问题上，刘师培只是从众而已，并非他个人理解上的偏差。

从本质上来说，1908年前的刘师培首先是个学问家，其次才是革命者，他之热心吸纳社会学，除了受其进化理论的吸引外，最根本还在于他自身的国学修养与社会学相契合，特别是其小学修养。清代学术以经学为中坚，“小学本经学附庸，音韵学又小学附庸，但清儒向这方面用力最勤，久已‘蔚为大国’了”[8]。之所以如此，是因小学被视为治经之初阶，不通小学无以通经。作为经学世家的传人，刘师培所受学术训练亦循此途径，故他对小学极为重视，曾谓：

察来之用，首恃藏往，舍睹往轨，奚知来辙？……政俗迁移，礼制损益，夏殷而上，书缺有间，欲阐厥隐，惟恃文字：察所从之形一也；穷最先之训二也；一字数义，求其引申、假借之故三也。[9]

西方社会学本属专门学问，与中国之小学并无关联，但严复在译介《群学肄言》、《社会通诠》等著作时，常通过序文、凡例、案语、夹注等形式不断援引中国古典文化内容，与所述西方文化比较、对照、印证，尤其在透过语言文字的含义来观察中西文化内涵的异同方面有很敏锐的洞察力，如他曾言及：

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何以言之？西学社会之界说日：“民聚而有所部勒，祈向者，曰社会。”而字书曰：“邑，人聚会之称也，从口有区域也，从巴有法度也。”西学国之界说曰：“有土地之区域，而其民任战守者曰国。”而字书曰：“国古文或，从一，地也，从口以戈守之。”观此可知中西字义之冥合矣。[10]

这样一来，社会学便与中国传统学问小学联系起来了。“幼治小学”[11]、精通文字训诂的刘师培在见到严复这类议论后，立即受到启示，很快写出《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以回应和发展严氏之说。[12]这篇文章征引《社会通诠》、《群学肄言》的有关内容和严复译两书时所作之“译余赘语”、案语、夹注等，并旁及斯宾塞《社会学原理》、岸本能武太《社会学》诸书，以充分的社会学依据“考中国造字之原”，从而成为小学与社会学互释的研究范例。

值得注意的是，严复所译社会学著作还含有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知识，刘师培通过严译名著也吸取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某些方法和成果。由于该门西学新知恰好含有可以与中国小学旧统互相呼应的治学门路，因而刘氏不难将它引入到小学中去。[13]在《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一文中，他便指出：

《工贾行社分第七》（《社会通诠》）云：阿利安种民，其旧语无通行铁字，以此知冶业不始于欧。按：中国上古亦无冶铁之业，古铁字从金从夷，则冶铁亦由外域所输入之业矣。[14]

如核之以严译《社会通诠》原文，可以看出，刘师培所引证之语其源别有所自。严译原文曰：

学者多言，冶铁非欧民自致之能事，而得诸东方若埃及诸古国。盖埃及，相传其民知冶铁最早。此其为说，有或然者。近世有声名甚盛之德儒（按：此盖指马克·穆勒），以言语文字，证阿利安民种之源流，尝云，阿利安种民，其旧语无通行铁字，以此知冶业不始于欧，乃学而得诸他种者。此其说固抑或信。[15]

由此可知，刘师培所引证之语，源出于马克·穆勒，而非《社会通诠》的作者甄克思，甄克思只是转述了马克·穆勒之言而已。也就是说，予刘师培以学术上之启示，使他能从古铁字之字形构造上得出“中国亡古亦无冶铁之业”的结论者，系马克·穆勒。马克·穆勒是德国著名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他的说法能被甄克思引用，盖因当时西方社会学已在发展过程中摄取了生物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与成果。刘师培对西学的了解程度无法与严复相比，故不明其中底蕴，受惠于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而不自知。

另外，前已言及，刘师培受进化论的影响甚深，他又是个经学家兼革命者，所写政论学术色彩很浓，因而他对进化论并非仅以激励人群之政论看待，而是力求从学理上予以阐发。他的小学与社会学互释，便是以社会进化论的眼光治文字训诂学，进而解释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并为进化论提供佐证。他曾说过：

英甄克思《社会通诠》于社会进化之阶级，言之最详，然中国字义，颇有赖此证明者。

进化之理，舍六书何以征之哉？[16]

并举例说明：

草昧之初，婚礼未兴，男女之防未严，夫妇之名未立，故血胤相续，咸以女而不以男，母统之兴，先于父统，此社会学家所公认之说也。今观中土文字，女生为姓，得姓之字，均从女形，姚、姬、姜、嬴，斯其最著，则古为女统，益以有征。[17]

在这里，传统中国小学与西方社会学新知得到了较完美的结合。

刘师培极力吸纳社会学，使之与小学交融互释，还有一个目的，那便是改造小学，为小学开辟一条新路。小学在清代虽为显学，但毕竟为经学附庸，尤其为经古文学之附庸，随经学兴盛而兴盛，亦随经学衰落而衰落。乾嘉时期，以经学考证为核心的汉学达于鼎盛，随之便是盛极而衰。嘉道年间及其后，国力衰退，内忧外患接踵而来，而汉学家仍热衷于风光不再的古经考证，不问时事。因此，一些学者立足于宋学和今文经学，严厉申斥汉学为与现实问题完全脱节的无用之学。作为治经法门的小学，亦自然同时受到猛烈批评。批评者前有方东树，后有廖平、康有为，皆认小学“为文史之末技”、“无可与经并列”、“无济实用”。[18]在这种情形下，小学不得不稍作变通，其探讨对象，开始由经学及于其他。其中，有些学者从小学入手推究残存在古文字里的上古社会文化痕迹。在这方面，阮元是开创者。[19]他远承宋代金石学遗绪，异常珍视商周钟鼎文在研究上古文化方面的重要性，认为“欲观三代以上之道与器，九经之外，舍钟鼎之属，曷由观之？”[20]阮元之后，继起者不绝，清末尤以孙诒让成就大。孙氏继承了阮氏以铭文证经辨史的具体方法，所著《古籀拾遗》等书“用象形古字来考证古代文物制度，每每鲜明若画”[21]。阮元、孙诒让等人变通小学的做法给了刘师培以较大启示。前已言及，刘师培对扬州先贤之学尤其是阮元之学颇为熟悉与钦服，《揅经室集》很为他所推崇；对孙诒让，刘氏视为“父执”，曾为其《名原》、《籀廎述林》两书作序，自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