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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第2页）

在经学方面，陈克明、陈奇、方光华、朱冠华皆有所论述。陈克明指出，刘师培所著《国学发微》和《经学教科书》“堪称两部经学简史或小史”。[79]陈文即主要根据这两部著作勾勒了刘师培经学思想的总体面貌，全文虽述多论少，但基本能使人就此洞悉刘氏经学。陈奇则对刘师培的今古文观继续做了探讨，认为“刘师培的今、古文观呈现出错综复杂的自相矛盾性”，既“古文为宗，批判今文”，又“兼取今文，治通儒之学”。[80]方光华通过对刘师培《左传》之学的检讨，高度评价了刘氏在近代经学史上的地位，认为他对《左传》以及《周礼》的深入研究，“已经打破了家法的制约，比较客观地面对经学内部的流派及其传衍，他提出的经学观点，有助于后人超越晚清今古文经学的对立，对经学自身的演变历史作出实事求是的总结”。[81]在对刘氏《左传》之学的研究上，朱冠华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以近60万字的篇幅所完成的《刘师培春秋左氏传答问研究》，[82]是以刘氏《〈春秋左氏传〉答问》一文为个案，细致考析其左氏学的专著。该书通过“遍考贾、服旧注、杜注孔疏，以至唐宋以来诸家之论，排比诠次，考核异同”，以此对刘氏之说多方诠释。这样的研究，于细致入微处见真精神，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在史学方面，郑师渠、李洪岩、仲伟民、都重万、吴光兴等人皆有论述。郑师渠指出：“通史致用和倡言新史学建设，是刘师培史学思想的两大特色，二者相辅相成。”“刘师培的新史学主张，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史家当确立新的进化的历史观”，“二、强调史学方法论的更新”。与一般论者多强调刘氏《中国历史教科书》之价值不同，郑师渠认为，从开创的意义上讲，刘氏《中国历史教科书》是逊于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83]李洪岩、仲伟民对刘师培的史学做了综合评论，认为“刘师培的历史观，糅合了民族主义、庸俗社会学和古文经学思想，尖锐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他的史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关于历史对象的选择、史料取材范围、历史认识途径、历史纪年四个方面，并且采用了若干种在晚清时期颇为先进的研究方法，阐述了他的古代史官论、史书体裁论、史书文体论，为从封建旧史学向现代新史学过渡作出了贡献”。[84]韩国学者都重万选择刘师培与晚清史学的关系为突破口，立足于晚清新旧学交替的时代大背景，阐释刘师培对旧学特别是旧史学的革新以及对新史学之建立所做的贡献，尤于中西学术之交融互释用力较深，强调严译名著对刘氏改造旧学和创造新方法的导引作用。[85]吴光兴则通过探索刘师培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考察刘氏史学的一个重要侧面，认为刘师培的学术史研究属于其新学术的范畴，在当时获得了巨大成功，本身便构成19世纪末以来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重要一页。[86]另外，曹靖国、陈奇等人也对刘师培的史学思想、“六经皆史”观念等从不同角度予以探讨，[87]虽创见不大，但亦丰富了研究内容。

对于刘师培的文学观念、文学创作和文学史成就，冯永敏、王枫、王立兴、钱志熙从不同视角分别作了探讨，[88]其中以冯永敏和王枫的研究较有代表性。冯永敏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刘师培及其文学研究》一书，内含刘师培的文学观、文体论、创作论、文学史研究、散文、韵文、骈文、白话文等内容，几乎涉及刘师培文学主张与实践的方方面面，可谓全面系统，并有相当的创见。其不足在于对刘师培文学研究与创作的缺陷没能做出实事求是的估价，且对刘氏部分作品的认定缺乏证据。另外，冯永敏还有单篇论文如《论刘师培的白话文》[89]、《刘师培国语文教学思想探析》[90]等，亦属所论领域的有价值之作，并对其专著内容有所扩充。王枫在硕士论文基础上发表的《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一文，并非就文学谈文学，而是深入到支撑刘氏文学观念的学术资源层面做文章，特别关注“扬州学派”尤其是阮元文辞之说对他的影响，还注意到在具体问题上刘师培与章太炎的分歧与争辩，不失为一篇较有见地的论文。

综观20世纪20年代以来大半个世纪的刘师培研究，[91]可以看出，成绩与缺陷同在。无论是综合性论述，还是专题性论述，皆存在此种情形。就成绩而言，一方面，刘师培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活动，特别是其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活动得到较多注意，从不同角度所展开的研究及所引发的争论初步解决了这一主题下的一些问题，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另一方面，刘师培的学术思想与学术建树开始被人关注，已有少量成果在这一领域显示出创造力，而且对个别问题的探讨也不乏真知灼见。

就缺陷而言，一是研究重点不平衡，亟待调整和完善。迄今为止，刘师培研究的最主要成绩是对其无政府主义的研究，而研究的缺失也恰与此密切相关。因在刘氏一生中，宣扬和奉行无政府主义的时间不足两年，而他大部分时间所从事的工作则为学术研究，以“国学大师”著称，即他人生的总定位是学者，非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仅是他一时的信仰。尽管他的这一思想在当时影响较大，后人予以重视并投入较多力量重点研究有其合理性，但同时相对忽视他的学术思想与实践，没有把这一非常重要甚至要比无政府主义思想更重要的课题作为第一选题或至少将两者同等看重，这不能不说是研究上的一个失误。当然这一失误与以往研究者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刘氏著述古奥艰深、不易索解有关，不过今天该是到了弥补此缺憾的时候了。二是整体研究水准不高，肤浅之作较多。如在对刘师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研究上，选题重复现象较常见，某些著述欠缺学理分析；再如探讨刘氏学术的论著呈现出介绍多论述少的局面，往往浮在面上，各说各话，问题意识不强，未形成真正的学术论争，也极少有给人以鲜明印象和深刻启示的高水准名著。三是研究视角单一，多属就事论事之作，未在其广阔的时代、生活背景和深远的学术渊源上下工夫，而且方法陈旧，很少将刘师培与同时代的学者、思想家联系起来考察，进行比较性、综合性的研究。

上述情形表明，刘师培研究还有相当大的发展余地，需努力的方面正多。要想推进这一研究，更严谨的学风和更开阔的视野必不可少。

学术研究有其自身的规范，严谨的学风便是基本前提，它要求研究者对所研究课题的已有成果以及对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形有一个透彻了解。具体到刘师培那里，如果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熟悉研究状况并充分知晓刘氏生平、诗文系年、师友交往等方面的情形，便可避免一些忽视前人成果和存有硬伤的低水平重复研究现象的出现，从而使研究者能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开拓新的领域，并在扎牢史料编年等基础功夫的前提下提升研究水平。仅就扩大领域而言，应在以往初步探索了刘师培之经学、史学、文学等各类学问的基础上，把研究领域拓展到刘师培有关小学、子学、艺术观等层面，尤要着重在刘氏具有时代特色的学术上多加钻研。

在坚守严谨学风的同时，使研究水准更上一层楼是研究者的职责所在，在这方面，更开阔的视野至关重要。有了更开阔的视野，也就有了更宏观的眼光和思维，便能使研究者走出一些误区。如在对刘师培无政府主义的研究上，政治定性与阶级分析的窠臼以及因人废言的习惯思维已制约了研究水平的提高，只有挣脱这些束缚，以高屋建瓴的视野真正给出学理层面上的客观阐释，才有助于研究的进步。与此相关，对刘师培政治主张与立场前后剧烈变化之缘由的解释，也应摆脱以道德判断为主的狭隘视界，寻求多角度、多层次的理解渠道。对这一问题的合理解释，还具有普遍意义，因所谓早年“激进”、晚岁“保守”似乎成了清末民初不少人的共性，剖析刘师培这一个案，或许有助于为此类问题提供一个较好的答案。另外，在对刘师培学术成就的研究上，要想走出在介绍和叙述层面做文章的境地，也必须有更开阔的视野，不仅要看刘师培做了什么，关键是在刘氏学术的深厚渊源和其所研究之具体问题本身上下工夫，即不仅阐释刘氏自身的学术文本，而且阐释刘氏解决之问题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或在该问题研究史上具有何种地位。做到了这一点，加之充分的学理讨论和理论阐发，定能促使研究工作推进到更高的层次。

总之，刘师培研究目前并不成熟，亟待填补的空白点和亟待完善的方面还很多，正需要学术界通过努力把它推进一大步。

三、本书的研讨思路

鉴于刘师培一生的主要业绩在于他的学术贡献，也鉴于至今这方面的研究仍很薄弱，本书选择刘师培的学术思想与建树作为研究主题。

中国学术博大精深，门类繁多，笼统言之，大致可以经、史、子、集四部涵盖。古人讲求会通之学，往往出入于四部之间为“通儒”。作为清儒学术的继承者，刘师培治学亦有此种特色，称其为“国学大师”再恰当不过。所以对刘师培学术思想与学术建树的研究，是一个相当庞大的课题，非区区一部小书所能完成。且史学研究之通途，应是由点到线，由线到面，以小见大，如此，方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故探讨刘氏学术，入手处不宜过于庞杂，应首先选取最能体现其特色与价值之点来开掘。

还需说明的是，鉴于目前对刘师培的整体研究尚不理想，不少基本史实尚未弄清，一些研究成果存在对史料缺乏鉴别、匆促下笔的弊病，本书开端于编撰刘师培的年谱，在梳理清刘氏一生之行年纪实、诗文系年、师友交往等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再深入系统地探讨正文所涉猎的主要问题。考虑到本书主题，特将年谱的主体《刘师培学谱简编》作为附录附于正文之后。

[1]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发表《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认为刘师培等人办《国故》，是为与代表新文化的《新潮》杂志相抗衡。为此，刘师培专有一函致《公言报》，声明《国故》月刊“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见《北京大学日刊》，附张，1919-3-24）实则提倡国故，不一定意味着排斥新思潮，这里可能有误解的成分在内。

[2]小岛祐马：《刘师培の学》，载《艺文》第11年第5、7号，大正九年5月、7月；又见《中国の社会思想》，筑摩书房，1967。

[3]《刘申叔先生遗书》初版时，题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宁武南氏排印，实则编竣印行在此之后。

[4]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见《刘申叔先生遗书》，2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以下皆用此版本，简称《遗书》。

[5]陈钟凡：《刘先生行述》，见《遗书》，15页。

[6]丁惟汾：《刘申叔先生遗书序》，见《遗书》，25页。

[7]张继：《刘申叔先生遗书序》，见《遗书》，26页。

[9]张经黻：《刘申叔著述年表》，载《经世日报·读书周刊》，1947-2-12、19。

[10]MartinBernal。LiuShih-p'eiandNationalEsseeFurthed，TheLimitsofge：EssaysoiveAlternativesinRepublia，HarvardUyPress，1976；中译本见刘静贞译：《刘师培与国粹运动》，见《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0。

[11]D。W。Y。Kwok。AnardTraditionalism，LiuShih-p'ei。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卷，1971年第2期。

[12]MartinBernal。to1907，ellUyPress，1976。中译本为邱权政等译：《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13]《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第201页。

[14]小野川秀美：《刘师培和无政府主义》，载《东方学报》，第36册，1964；又见《清末政治思想研究》，みすず书房，1969。

[15]森时彦：《民族主义と无政府主义——国学の徒、刘师培の革命论》，见小野川秀美、岛田虔次编：《辛亥革命の研究》，筑摩书房，1978。

[16]小岛晋治：《中国人最初の日本帝国主义批判——刘师培〈亚洲现势论〉》，见《アジアからみ太近代日本》，亚纪书房，1978。

[17]嵯峨隆：《无政府主义者としての刘师培》，载《アジア研究》，第26卷，1979年第1期。

[18]永井算巳：《社会主义讲习会と政闻社》，载《东洋学报》，第51卷，第3号，1968年；又见《中国近代政治史论丛》，汲古书院，1983。

[19]杨天石、王学庄：《同盟会的分裂和光复会的重建》，载《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20]杨天石、王学庄：《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载《南开学报》，1978年第6期；曾业英：《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补证》，载《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21]李妙根：《论辛亥革命前后刘师培的政治思想》，载《求是学刊》，1983年第4期。

[22]何若钧：《论刘师培政治思想的演变》，载《华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