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奇中文网

绪论（第1页）

绪论

一、缘起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和政治人物。且不说他在政治舞台上令人瞩目的表演，仅在学术领域里能与章太炎并称“二叔”（章枚叔、刘申叔），即已表明他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不过在后人眼里，两人却无法相提并论。这在研究者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即与章太炎研究的繁盛兴旺相比，刘师培研究相对门庭冷落，两人的境遇大相径庭。究其根源，政治和文化两方面因素应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

在刘师培短短36年的人生中，政治风暴对其冲击甚大，而他在一些政治斗争关键时刻的表现往往为人诟病，如以同盟会会员之身于1907年底与清廷大吏端方通款，不久投入其幕中；1915年加入“筹安会”。前者在当时的革命党人眼里自然是叛变行为，后者也被视作助纣为虐，所以他在政治上一直是被谴责的对象。早在1911年夏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时发布的宣言中，人们便指责他为“客犬”（清吏走狗）；陶成章的《浙案纪略》也对其行为多方责备；黄节、黄侃等人痛责其加入“筹安会”，黄节甚至耻与其在北大为伍；国民党元老冯自由、邹鲁所著史书中亦是将其作为反面典型；1949年后，大陆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和有关著作同样持此立场。也就是说，在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里，在文人学者的心目中，乃至于在这种语境下接受教育的普通人眼里，刘师培都是政治上被打入另册的历史罪人。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学术界研究起来自是顾虑重重，无法深入甚至觉得没必要深入研究。这种情形以往海峡两岸皆如此。

再看文化因素。长期以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带给人们极为深远的影响，人们已习惯于认同五四的思维方式，把文化上的所谓“新”与“旧”视作截然对立，在不遗余力地宣扬“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的同时，极力贬斥“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作为四世传经的国学大师，刘师培自然是人们心目中旧的一方的代表，更何况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办过《国故》月刊，被认为是与新文化相对抗。[1]所以，一些新派学者尤其是鲁迅等人对其持反对和批评的态度。众所周知，新文化倡导者的立场一直在学界占主导地位，鲁迅等人这一态度之分量不言而喻，其对后人产生巨大影响也在情理之中，故刘师培在被批判的同时，很难引起人们学理上的研究兴趣。也就是说，刘师培既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又在文化上被排斥或被忽略。

以上情形，加之刘师培文章古奥、学问艰深、不易索解，造成以往对其研究的相对匮乏，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水平上也很难令人满意。当然，目前这种状况已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说，还无实质性的突破。鉴于此，刘师培研究仍是一个亟待加强的领域。之所以如此说，主要在于刘师培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中尤其是在近代思想、学术史上占有一个独特的位置。姑且不论其政治上的功过是非和宣扬无政府主义所做的大量工作，仅就其思想与学术而言，其所达到的深广度不仅独步一时，即使今天看来，某些方面仍相当深刻，仍有汲取和借鉴的必要，值得我们深入探索和研究，并在价值系统上予以阐释。可以说，作为成体系的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缺少刘师培这一环是不完整的。要想改进我们的思想、学术史研究，必须把这一环完整补上，而且还需在研究中纠正错讹，扫除以往因政治文化评价的偏差而蒙在这一历史人物身上的尘埃。更值得一提的是，从刘师培研究中可发掘出较大的文化意义，有益于当今的学术文化建设。因刘氏四世传经，是“扬州学派”的殿军、国学大师，但中国古典学术发展到他那里却未再沿老路走下去，而是与西学相交融，开始了学术转型，走上了现代道路。当然这非刘师培一个人的功绩，而是包括他在内的一代学者如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严复等人共同开辟的道路。他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一端连着中国古典学术，一端连着西学新知，两端交汇，带来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显然，在这些学者中，刘师培是最不受学界重视，研究成果最少的一位。实则各人有各人的特色，不能相互代替，也不能以整体代个案，将刘师培作为个案剖析，凸显其在这一学术转型过程中独具特色的建树，不惟使我们能清晰地了解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历程，而且对于今天处理好中西文化关系亦具有特殊意义。总之，刘师培研究尤其刘师培思想、学术之研究应受到应有的重视，并力求在今天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二、研究状况的回顾与思考

前述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对刘师培研究带来较大影响，致使该研究进行得不太充分，但并非说这方面一点成就也没有，只是相对而言其成果与刘师培所具有的历史地位不相称。实则早在民国年间，刘师培去世不久，对他的研究就已开始了。时至今日，某些领域的研究已较为成熟。

1920年，刘师培刚刚去世，日本学者小岛祐马便发表了《刘师培之学》一文，[2]拉开了学术界探讨刘师培的序幕。从此直到40年代末，有关刘师培的论述基本停留在对其遗著进行整理和情况介绍阶段，还谈不到深入细致的学术讨论，只是开启一些研究方向。

作为第一篇系统介绍刘师培学术的文章，《刘师培之学》从刘氏生平写起，追溯了刘氏学术的渊源“扬州学派”和其家学，继而论述了刘氏的国粹主义学术活动和学术涉猎的广泛性，并重点谈了刘的经学研究成就。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尽管粗浅，但仍有一定参考价值，如文中以较大篇幅强调的“扬州学派”学风对刘师培学术的影响和刘之学术乃“通儒之学”的提法，是相当有见地的。遗憾的是，此文反响寥寥，继起之作几无，直到1937年钱玄同编定《刘申叔先生遗书》并为之作序，[3]才把对刘师培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刘申叔先生遗书》（以下简称《遗书》）收入刘师培著作74种，其中论群经及小学者22种、论学术及文辞者13种、群书校释24种、诗文集4种、读书记5种、学校教本6种，除一些论无政府主义的著述及个别佚文外，可说是网罗殆尽，极大地方便了学术界的刘师培研究。钱玄同为该书所作之序非常精到，成为这一时期论述刘师培的最佳著述。该序文把刘氏置于时代大环境下予以论说，认为刘氏是始于1884年的学术思想革新时代里国故研究新运动的12位杰出代表之一，他的著述所及，主要有政治思想、论古今学术思想、论小学、论经学、校释群书等方面，这些著述“因前后见解之不同，可别为二期：癸卯至戊申（1903—1908）凡六年为前期，己酉至己未（1909—1919）凡十一年为后期。嫴较言之，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笃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4]。该文虽属概括，但影响甚大，最关键的是，文中的见解，开辟了刘师培研究的各个渠道，使后人有章可循，即可以沿着这些渠道，分门别类地深入探讨刘氏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学术成就等。不仅如此，钱玄同编制的《左盦年表》和《左盦著述系年》也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方便。另外，《遗书》前所载陈钟凡、刘富曾、尹炎武、蔡元培所作之刘师培《行述》、《墓志铭》、《外传》、《事略》等文以及丁惟汾、张继、汪东、黎锦熙、南桂馨等人的序文也颇有参考价值，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皆称许刘师培之学术造诣，说他“于学无所不窥”，“每论定一说，必旁推交通”，[5]认为“岿然作清儒后劲者，惟余杭章太炎、蕲春黄季刚与申叔数人而已，而覃思冥悟，以申叔为最”，其学“精博无涯”。[6]同时皆对他政治上的失节行为曲为原宥，认为是“遭时不淑，用晦而夷……卒为佞人牵引”，“非其本怀，未足以为深病也”。[7]很显然，这些刘师培同代人的评价与看法，颇有助于后人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从事对他的研究。但同时亦应看到，至亲好友囿于所处位置，时有溢美之词，研究者不可不察。

《遗书》而外，这一时期关于刘师培的传记和事略之文还有一些，如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中所收的《刘师培评传》、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中所收的《刘师培》、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所收的《仪征刘氏四世传·师培》、冯自由《革命逸史》中所收的《记刘光汉变节始末》《刘光汉事略补述》等，除冯自由两文乃述刘氏政治活动外，其余文章皆概述刘的学术成就并予以表彰，惜述多论少，且多有重复。还有两项成果值得注意，即赵万里编《刘申叔先生著述目录》[8]和张经黻编《刘申叔著述年表》[9]，是研究刘师培学术与思想的基本工具，为学者提供了很多方便。

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政治形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刘师培研究在中国大陆几成空白，唯一值得介绍的是19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一书。该书是在张氏40年代末所写《扬州学记》的基础上整理、补充、修订而成，是研究“扬州学派”的代表性著作。书中单辟“刘师培”一章，对刘氏学术和思想的主要方面如小学、经学、校勘学成就以及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等进行了综合评介，不失为一部全面研究刘师培其人的入门佳作。该书可贵之处在于注重在刘氏学术的渊源上着墨，凸显出刘氏作为“扬州学派”殿军的地位，使人对学术传承能有清晰的认识。不过遗憾的是，全书大体停留在介绍层次，缺乏围绕问题的深度探索。

与此同时，海外学者则表现出对刘师培其人其学的较大兴趣。美国学者马丁·伯纳尔（MartinBernal）的《刘师培与国粹运动》，[10]可谓此一时期颇具研究深度的极少数论文之一。该文侧重探讨刘师培与国粹派的关联，认为刘氏的一生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中政治革命与文化保守主义间尖锐对立的关系，并揭示出刘氏某些思想的西方渊源，如斯宾塞、拉克伯里对他的影响，还强调了日本国粹思潮对中国国粹派形成的作用，最后指出：“正如刘师培一生所显示：文化保守主义极易演化成政治保守主义。”该文在史学界反响较大，但绝非十全十美，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界定“保守主义”，以“保守主义”一词概括刘师培这样的人物是否恰当？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除刘师培与国粹派的关联外，海外学者最为关注的课题是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活动，美籍华人学者郭颖颐（D。W。Y。Kwok）的《无治主义与传统思想：刘师培》[11]即很有特色和代表性。该文就刘师培无政府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关联多方阐述，认为刘氏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所尽力推崇者乃平等、平均观，对个人与自由主义未多措意；并指出，无政府主义在近代各种政治学说中是最富有“传统”倾向之思想，刘师培最终背离无政府主义，其“罪”似不应加于其原有之传统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郭颖颐在英文正文后所附的中文摘要中，把Anarchism译为“无治主义”，而非大家习用的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无政府主义”。“无治主义”一语是高一涵首先使用的，与中国历史实际相对照，这种译法更为妥当。马丁·伯纳尔所著《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一书[12]的部分内容（最后一章“1907”）也涉及刘师培等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活动，其中有些见解颇耐人寻味，如认为“从文化修养和心理的角度来说，章（太炎）、刘（师培）比孙（中山）的追随者更易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们的‘旧学’修养和对中国传统的喜爱，都与后者有很大的不同”。[13]显然，他强调的是中国传统并不构成接受无政府主义的障碍，相反更有助于刘师培一类人倾向这种“激烈”主张。日本学者以小野川秀美、森时彦、小岛晋治、嵯峨隆、永井算巳的研究较有代表性。小野川秀美的《刘师培和无政府主义》、[14]森时彦的《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国学大师刘师培的革命论》、[15]小岛晋治的《中国人最早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批判——刘师培〈亚洲现势论〉》、[16]嵯峨隆的《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刘师培》、[17]永井算巳的《社会主义讲习会与政闻社》[18]等文章皆是以无政府主义为核心，探讨刘师培思想与活动的一些方面，尤重刘氏思想与中国传统的联系。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国内的政治环境开始宽松，学术环境日渐改善，对刘师培的研究渐趋活跃。与此同时，海外学者的研究也有了新起色。不过总体上看，研究主题还不丰富，核心问题集中在刘师培的政治思想与活动。

1978、1979两年，学者们在探讨同盟会分裂、光复会重建和章太炎与端方关系等问题时涉及一些刘师培的政治活动，如刘师培1907年与张继、章太炎、陶成章共同掀起倒孙中山风潮，拉开了分裂同盟会的序幕，而且“他们当时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正在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反对孙中山，除因对他的一些做法不满外，亦因思想主张上与其有一系列分歧；[19]1907年12月前后章太炎曾致刘师培、何震五函，通过刘、何二人向满洲贵族端方谋款，以便去印度为僧，谋款未能成功，但刘师培却就此投靠了端方，而且在一年后将章氏五函由何震加注寄给黄兴等人，以此在革命党人内部制造猜疑和矛盾。[20]这些以往不太为人注意或语焉不详的史实的揭示，无疑丰富了刘师培研究的线索，并促使学界从多种角度思考刘师培的政治变化。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刘师培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关于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活动的论文急剧增加，形成了一个小的研究热点。其中谈及刘师培思想演变历程的论文主要有李妙根《论辛亥革命前后刘师培的政治思想》[21]、何若钧《论刘师培政治思想的演变》[22]、周新国《试析1903～1908年刘师培的政治思想》[23]、经盛鸿《论刘师培的三次思想变化》[24]等，这些论文大体将刘师培一生在政治思想上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即宣传反清阶段、鼓吹无政府主义阶段和政治上一再堕落阶段，当然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体现出观点上的差异。论述刘师培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活动的论文主要有吴雁南《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25]、杨天石、王学庄《论〈天义报〉刘师培等人的无政府主义》[26]、蒋俊《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剖析》[27]、赵广洙《刘师培的无政府思想》[28]、经盛鸿《论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29]等，这些论文基本围绕如何评价刘师培之无政府主义和其中所涉具体问题而展开。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农工结合和“人类均力”的主张是刘师培无政府主义的核心；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和对封建制度的留恋，构成了刘氏思想的重要特点。但在谈及刘氏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阶级属性时，分歧较大。至于怎样看待刘氏思想中存在的批判资本主义、重视农民问题等内容，以及怎样估价刘氏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则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30]除上述论文外，还有一些以叙述为主的论著谈及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活动，如徐善广、柳剑平《中国无政府主义史》[31]、沙培德（PeterZarrow）《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与辛亥革命》[32]、玉川信明《中国的黑旗》[33]、洪德先《刘师培与社会主义讲习会》[34]等，这些论著大抵丰富了此项研究，但新见不多，兹不赘述。

在关注刘师培政治思想的同时，也有学者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对刘氏学术思想与建树的研究上，涉及刘氏的伦理思想、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

在探讨刘师培伦理思想方面，美籍华人学者张灏（gHao）较有代表性。他在以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刘师培作研究对象的《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一书中，[35]为刘师培单辟一章，研究了刘氏的伦理思想，认为刘氏与康有为类似，“道德性倾向支配了他们的世界观”，“表现为一个位居其世界观核心的主题——一个把人生视为‘追求道德完善的至善过程’的主题”。这一主题使刘师培把对完善的人和完善的社会的追求当做目标。张灏还有一篇专门探究刘师培伦理思想的论文《刘师培和他的道德寻求》，[36]对上述论题进行了类似的阐发。

在围绕刘师培之经学所展开的研究中，陈奇的论述比较引人瞩目。他的这项研究非纯粹的学术史层面的探讨，不少是围绕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来阐发。他认为，“当刘师培置身革命阵营的时候，他的经学成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宣传的工具”。刘氏阐述经学中的“攘夷”思想，“首先是为了宣传排满”，“其次是为了反帝救国”。[37]在以经学为手段宣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同时，刘师培也“利用经学中某些民主性的成分，对传统经学中的三纲说及天命观进行了猛烈的批判”。[38]在谈及刘师培的今古文观与汉宋学观时，他指出，刘师培“在今、古文的对立中，他贬抑今文；在汉、宋学的对立中，他则贬抑宋学。从政治方面分析，则在于他的反清革命立场。既然理学是维系清朝清贵族统治的‘正学’，他的批判矛头当然不能不首先指向理学”。[39]陈奇的这些论述无疑从一个侧面拓展和深化了对刘师培的研究，因以往较欠缺对刘氏经学与政治关系的探讨，提到二者时，往往是分开论述的，而陈奇注意到了刘氏某些著作具有学术与政治结合的特色，故对其经学不以纯学术视之，而是侧重在经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做文章，这自然是研究上的进步。不过也应看到，学术与政治究属不同领域，各有其性质，也并非总是结合在一起的，不把握这一特质，便易出现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处理的倾向，陈奇文中的个别论断，如“当刘师培置身革命阵营的时候，他的经学成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宣传的工具”，即是这种简单化的表现。因刘师培本质上是个学者，他的经学研究上承先祖，不论哪个时期都以学术为根本目的，即便时有政治色彩，那也是与学术原则不相悖的产物，在他那里，经学绝不是“宣传的工具”。

在台湾，陈庆煌从纯学术的角度对刘师培之经学做了较深入的探讨，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刘申叔先生之经学》为题所作的博士论文。[40]该论文重点论述刘师培关于《易》、《尚书》、《诗经》、《礼》、《春秋左氏传》等五经的治学成就，阐明了刘氏经学思想的特色，认为刘是近代经学家中的佼佼者，精博逾于常人，且熟知经学之源流与派别，故能在前人基础上取得研治五经的新成果，把经学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是首部比较全面地讨论刘氏经学的著作，征引资料丰富，研究方法得当，很有参考价值。此外，陈庆煌还发表了《左盦经学综论》[41]、《论左盦之礼记说》[42]等文章，亦对刘氏经学创获多所阐发。

在对刘师培的史学和文学成就予以评述时，学者们较多地关注刘氏的“新史学”名作《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氏的文学观念、文学史建树等，如袁英光、仲伟民围绕《中国历史教科书》所展开的论述，认为该书吸纳了刘氏此前在《中国民约精义》和《攘书》中提出的一些主张，“运用历史进化论观点，探讨、分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嬗变、君主制起源及其权力衍化，对先秦社会的礼俗亦颇有研究和创见。但亦有不少谬误”；[43]王琦珍、刘立人就刘氏文学成就所进行的探讨，认为“作为文学史家，刘师培有他自己的文学观”，他之所谓“文学”，“所持的正是萧统《文选》的选文标准”，即“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同时不承认唐宋以来的“古文”为“文章”，其文学史研究最主要的成就，是对中古文学的分析与评价，[44]其文学史研究的特点为“通博”，贯通其文学史论著的文学史观，“大要或可概括为‘三论’，曰：文笔论、渊源论、变迁论”。[45]另外，陈燕《刘师培及其文学理论》一书[46]也有基本相似的看法。可以说，学者们对刘师培的文学研究成就总体上持肯定态度，尽管某些领域还未深入触及。在关注刘氏文学研究论著的同时，田汉云、李坦也对其诗词创作有所涉猎，[47]使人能就此明了刘氏诗词的艺术特色和诗词在其生命历程中所起的寄托作用。

90年代开始，刘师培独特的一生和他的学术、思想才在更大范围内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有关的论述明显增多，视野也比过去开阔得多，从政治思想、无政府主义转向以学术为主的更宽广的领域，研究深度也非以往可比，这在中国大陆学者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1997年，30年代编定的《刘申叔先生遗书》先后被江苏古籍出版社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重印，前者题名为《刘申叔遗书》，后者题名为《刘师培全集》，所据版本皆为当时的宁武南氏排印本，故内容全同。刘师培著作的选集和单行本也有至少六种问世，如李妙根编《刘师培论学论政》[48]、《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49]、《刘师培辛亥前文选》[50]，吴方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刘师培卷》[51]，陈辞编《中古文学论著三种》[52]，陈引弛编《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53]。这些都为学者从事刘师培研究提供了很多方便。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围绕刘师培研究的各个领域陆续发表专论，或深化了以往的研究，或开辟了学术新天地。

刘师培是国粹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深化对国粹派的研究，自然会使刘师培研究有一个大的进步。不过如前所述，这方面一向薄弱，直到1993年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54]一书的出版，才使这种局面有了根本改观。该书以国粹派的文化思想为核心，在系统考察国粹派崛起的历史机缘及其新学知识体系的基础上，侧重探讨国粹派的文化观、史学思想、伦理思想、经学思想等。它是国内学术界第一部对国粹派及国粹思潮做系统研究的著作，而且立论客观，改变了以往持论苛刻、贬多于褒的局面，使国粹派与国粹思潮本有的正面价值与历史地位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下得以彰显。最关键的是，它使人们从视国粹为僵化、保守之物的观念误区中走出，代之以“国粹既体现着民族独立的精神，更体现着民族文化对欧化的吸纳和整合”。[55]作为国粹派主将之一，刘师培的政治、学术主张和对国粹派的贡献以及他在国粹派中所具的地位、作用等，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书中的重要内容，且与该书主旨一样，得到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所以该书也是刘师培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另外郑师渠其他几篇研究国粹派的论文，如《晚清国粹派的文化观》[56]、《晚清国粹派论清学》[57]、《晚清国粹派与社会学》[58]等，是对该书内容的发展与完善，其中与刘师培相关的论述也颇多，同样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郑师渠还有一篇《章太炎刘师培交谊论》[59]概述了章、刘交往始末，分析了两人政治立场之异同和与之相关的离合之因，也揭示了章氏对刘氏在学术上的指导和两人作为论学诤友相互问难的情形，这些对了解刘氏的政治态度之转换与学术历程之变迁裨益甚多。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数部传记性质的刘师培研究专著，标志着刘师培研究更加走向成熟。这些著作有方光华《刘师培评传》[60]、陈奇《刘师培思想研究》[61]、嵯峨隆《近代中国的革命幻影——刘师培的思想和生涯》[62]等。《刘师培评传》是国内目前所见第一部较为翔实、具体的刘师培长篇传记，该书除记述刘师培横跨政、学两界波澜起伏的一生经历外，还系统阐述了刘氏学术研究的观点与方法、对近代经学、史学、子学、语言文字学所做的贡献，并对如何理解近代文化中的“刘师培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为一部开拓性的著作，作者讨论问题之广泛、全面是值得称道的，而且有些见解是较为精辟的。但也许是囿于评传体例，也许是因下笔匆促，全书在深度上开掘不够，对一些问题的解释有牵强之处。《刘师培思想研究》以刘氏一生经历和思想演变历程为序，系统叙述了刘氏的政治、学术思想与主张，如“攘夷”革命思想、国粹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等，并结合其主要著作分析论述，实为一部刘师培的思想传记。书中所论大体得当，但同样在深度上开掘不够，平铺直叙之处稍多，令人遗憾。《近代中国的革命幻影——刘师培的思想和生涯》是迄今为止日本学者研究刘师培最成功、最具创获性的著作，也是海外学者所著最完善的刘师培传记。它把刘氏一生分为5个阶段，侧重在刘氏赴上海投身反满革命、去东京组织无政府主义活动、回国后投向端方以及辛亥革命后支持帝制等重大事件上着墨，并把刘氏思想与其生平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力求使思想分析建筑在坚实的社会生活基石上。在这里，个人的生活不再与其思想脱节，由此出发，一系列独到的创见便产生出来。当然，该书也同嵯峨隆以往的研究主题类似，刘之政治思想与活动所占比例较大，学术思想与建树的论析相对少一些，薄弱环节比较明显。

上述专著外，朱维铮为文对刘师培一生做了总体评价。他认为，在刘氏一生中，学术上的特色是“不变”，政治上的特色是“善变”，且是倒行式的变化；作为“激烈派第一人”，“他后九年反对革命，同前六年鼓吹‘革命’，同样激烈，大有‘好马不吃回头草’的气概”。“怎么理解他前后两段时期的相反两种‘激烈’呢？至少在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历史解释。”[63]朱氏把刘氏一生作为归结为前后两期两种相反的“激烈”，是较为精当的，且正如文中所言，目前对这种变化确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历史解释。但文中提出的另一论断，即刘氏在学术上的特色是“不变”，则值得再斟酌。

与综合论述并举，专题研究在这一时期亦较活跃，尤其在以往较薄弱的领域。

对刘师培政治思想与活动的研究，重点仍集中在其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活动上，只不过论文急剧减少，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于通论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活动的著作中。

论文方面，王汎森的《刘师培与清末的无政府主义运动》[64]可为代表。该文从近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两难心态（既痛恨西化，却又想从西方取万灵丹）和追求乌托邦世界的心态入手，剖析刘师培与清末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关系，把刘师培思想中相互矛盾的两面——极传统又极激进分析得丝丝入扣，其研究视野之宏阔，远非那些就事论事者可比。此外，翟文奇的《刘师培无政府主义活动述评[65]》、胡志伟的《刘师培政治思想研究》[66]、富田昇的《社会主义讲习会与亚洲和亲会》[67]和《刘师培变节问题的再检讨》[68]等，皆是与刘师培无政府主义相关的论述。就研究视角而言，这些文章或综合评述，或深入发掘某一史实，值得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引为参考。

在通论性著作中，国内学者的著作有路哲《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69]，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70]，汤庭芬《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71]，胡庆云《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史》[72]等。这些著作基本是在80年代的研究基础上完成，其中对刘师培《天义报》系无政府主义的探讨是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总体上看，它们或按时间顺序系统撰述，如蒋俊、李兴芝的著作；或按专题横向分析解剖，如汤庭芬的著作。不过各书论题相类，观点相近，与80年代相比，并无质的突破。与此同时，国外学者也推出两部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专著，一是日本学者嵯峨隆的《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73]，一是美国学者沙培德的《无政府主义和中国政治文化》[74]。前者是在作者多年研究刘师培及其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活动的基础上完成，所以虽为通论性著作，但其中关于刘氏的内容不仅全面细致，而且论述深刻，颇有参考价值。相对而言，后者所取得的突破更大。该书虽亦系笼统探讨20世纪初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著作，但其中不少篇幅涉及刘师培，第二章《通往东京的无政府主义之路》尤以刘氏一系无政府主义者为叙述核心。难能可贵的是，它超越了以往国外一些同类著作就事论事的局限，在深度开掘上达到一个新境界，把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探究与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探讨结合了起来。在这方面，刘师培恰是作者最佳的论述对象。

对刘师培学术思想与学术建树的研究，是这一时期学者较为看重的领域。在综合评估刘氏学术方面，意见不一。杨向奎以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为基础做出自己的评价，认为“其在政治上反复无常，而学业亦泛滥无所归，始于渊博，终于渊博之学究而已”。[75]与杨向奎的较低评价相反，浦伟忠通过对刘氏《左盦集》所反映出的学术思想的探讨，给其学术以较高评价，认为“刘师培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在经学、文字学、训诂学等方面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刘师培奉行通经致用，对开拓经学研究的领域，将经学研究扩展到史学，进而民俗学、社会学，有开启风气之功。”[76]此外，吴雁南就心学对刘师培的影响以及刘氏利用心学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所作之文、[77]胡楚生通过剖析《攘书》以探讨刘氏学术思想的文章，[78]也皆丰富了人们对刘师培学术思想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