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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第1页）

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

汪曾祺

探索思考

在生活中，“语言”是一个必然的存在，因为没有语言，就谈不上沟通与交流。书面语言，口头语言，甚至哑语、腹语……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之处。今天，我们要跟随汪曾祺老先生探讨的是另一种更为具体的“语言”——“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

阅读批注

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1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最初提到这个问题的是闻一多先生。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庄子》，说他的文字（即语言）已经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本身即是目的（大意）。我认为这是说得很对的。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橘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2

1开门见山，引入论题

演讲开篇，作者没有做任何铺垫与寒暄，便直接进入了正题。那么此处，作者为什么不说“我国作家”，而说“中国作家”呢？这就需要对本次演讲的背景有所了解。1987年，作者在美国哈佛大学作了此次演讲，由此上面提出的疑问便不难理解了。

2比喻论证

剥橘子皮对任何人都不陌生，那是一种纯粹的剥离。此处，作者用“橘子皮”来做喻，虽然“语言”和“橘子皮”的本质是相反的，但并不妨碍听众对“语言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这一观点的理解。生动形象，富于生活气息。

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我们不能说这首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胡适提出“白话文”，提出“八不主义”。他的“八不”都是消极的，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没有积极的东西，“要”怎样。他忽略了一种东西：语言的艺术性。结果，他的“白话文”成了“大白话”。3他的诗：

两个黄蝴蝶，

双双飞上天……

3举例论证

胡适对“白话文”的“八不主义”观点，在作者看来，忽略了语言的艺术性。这么说，听众可能模棱两可，于是，作者在后文列举胡适的诗句加以论证，使听众瞬间明白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实在是一种没有文化的语言。相反的，鲁迅，虽然说过要上下四方寻找一种最黑最黑的咒语，来咒骂反对白话文的人，但是他在一本书的后记里写的“时大夜弥天、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就很难说这是白话文。我们的语言都是继承了前人，在前人语言的基础上演变、脱化出来的。很难找到一种语言，是前人完全没有讲过的。那样就会成为一种很奇怪的，别人无法懂得的语言。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是有道理的，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4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比如毛泽东写给柳亚子的诗：

三十一年还旧国，

落花时节又逢君。

4引用论证

“无一字无来历”，本作“无一字无来处”，此处，作者引用古语，言简意赅地论证了“语言具有继承性，是一种文化积淀”。

单看字面，“落花时节”就是落花的时节。但是读过一点旧诗的人，就会知道这是从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里来的：

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落花时节”就含有久别重逢的意思。毛泽东在写这两句诗的时候未必想到杜甫的诗，但杜甫的诗他肯定是熟悉的。此情此景，杜诗的成句就会油然从笔下流出。我还是相信杜甫所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多读一点古人的书，方不致“书到用时方恨少”。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