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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关于俄瑞斯忒斯的一些思考（第4页）

超我的另一个层面由阿波罗所代表，正如我上面所提的，阿波罗代表俄瑞斯忒斯投射到超我的破坏冲动。超我的这个层面，驱使俄瑞斯忒斯变得暴力，并且威胁如果他没有杀死母亲，将会被惩罚。因为如果阿伽门农没有报仇，他会痛楚地愤恨着，所以阿波罗和父亲两者代表着残忍的超我。这种复仇的要求和阿伽门农破坏特洛伊城时的残酷一致，即使他的子民受苦，也不感到怜悯。希腊人相信复仇是后代子孙的义务，这与超我驱使犯罪的作用有关。吊诡的是，超我同时又视复仇为一项罪行，因此，后代子孙因他们所犯的谋杀罪受到惩罚，尽管它是一种义务。

有趣的是，自从珀罗普斯时代（Pelops'Time），魔鬼就在阿哥斯城的皇室中施行恐怖统治，而当俄瑞斯忒斯被原谅而不再受苦时，魔鬼也得以安息。如传说中所言，我们可以认定，俄瑞斯忒斯回归到一种正常和普通的生活。我的解释是：罪疚感和修复冲动及抑郁心理位置的修通，打破了恶性循环，因为破坏冲动和他的后遗症（被害焦虑）已经减少，并且和所爱客体的关系被再度建立。

然而，统治特尔斐城的阿波罗，在三部曲中所代表的不只是俄瑞斯忒斯的破坏冲动和残酷超我。正如吉尔伯特·默拉利形容的，通过特尔斐城的女祭师之口，他是太阳神，还是“神的先知”。在《阿伽门农》中，卡珊德拉称他是“人类之路的光”和“所有事物的光”。然而，不只是他对卡珊德拉的无情态度，还有长老提到他时所说的话：“书中写到，他不爱哀伤，也不倾听哀伤。”这些都指出一个事实：阿波罗无法经验到对苦难的悲悯和同情，尽管他说自己代表着宙斯的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阿波罗——太阳神，令人想起那样一些人，他们转身离开任何悲伤，来防御悲悯之情，他们过度使用对抑郁感的否认。这类人的特点是，他们不同情老人和无助的人。复仇女神的首领用下面的话形容阿波罗：

“我们是女人，而且老了；

而你高高凌驾于我们之上，

践踏我们，凭你的青春和骄傲。”

也可以用另一种观点来考察这几行字：如果我们考虑她们与阿波罗的关系，厄里倪厄斯似乎是被年轻人和忘恩负义的儿子虐待的老母亲。这种悲悯的缺乏和阿波罗代表的超我无情又严厉的部分有关，这是我在之前描述过的。

超我的另一个非常主要的层面是宙斯代表的。他是父亲（众神之父），经历苦难，学会了对孩子们更加包容。我们知道，宙斯对他的父亲犯下了罪孽，因而饱受罪疚感之苦，因此他对那些哀求者非常仁慈。宙斯代表超我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内射的温和父亲，也代表了抑郁心理位置被修通的一个阶段。认识和了解自己对所爱父母的破坏倾向，从而更能容忍自己和别人的缺陷，也有更好的判断能力和更大的智慧。如同埃斯库罗斯所说：

旧痛犹在，新伤又至，

心中滴血，辗转无眠

终至克服执念，智慧降临。”

宙斯也象征了自体理想且全能的部分，即自我理想。弗洛伊德（1914）在充分发展超我的观点前，系统论述过这个观念。在我看来，自体和内化客体的理想化的部分，与自体和客体坏的部分是分裂开的，而个体维持这种理想化是为了处理其焦虑。

这个三部曲中我想要讨论的另一个层面，是内在事件和外在事件之间的关系。我描述过复仇女神是内在过程的象征，埃斯库罗斯用下列几行说明这一点：

“畏惧当有善功，在彼时——

欲望攻陷巅峰，警醒伏藏于心。”

然而，在三部曲中，复仇女神也以外在的角色出现。

克吕泰墨斯特拉的人格从整体上说明，埃斯库罗斯一方面深深透视人类心灵，另一方面也关注人物的外在象征意义。他在几个地方向我们暗示，克吕泰墨斯特拉实际上是一个坏母亲。俄瑞斯忒斯指责她缺乏爱，我们知道她放逐了自己的小儿子，并且虐待厄勒克特拉。克吕泰墨斯特拉被她对埃癸斯托斯的性欲望所驱使，忽略了她的孩子。虽然在三部曲中没有过多着墨，但是很明显，为了她与埃癸斯托斯的关系，克吕泰墨斯特拉赶走俄瑞斯忒斯，因为她看出他日后会是父亲的复仇者。事实上，当她怀疑俄瑞斯忒斯的故事时，便召唤埃癸斯托斯带着持矛士兵前来。一听到埃癸斯托斯被杀，她唤人取她的战斧：

“不！来人，取我战斧！倒要看看

究竟谁胜，谁倒下，是他还是我……”

并且威胁要杀掉俄瑞斯忒斯。

然而，也有迹象表明克吕泰墨斯特拉并非总是一个坏母亲。在儿子是婴儿时她哺育过他，对女儿伊菲革涅亚的哀悼可能是真诚的，但是外在情境的改变造成她性格的改变。我的结论是：外在情境引发了早期的憎恨和怨愤，重新唤醒了破坏冲动；破坏冲动压倒爱的冲动而占据了优势，而这又导致了生死本能融合状态的改变。

从厄里倪厄斯到欧墨尼德斯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外在情境的影响。她们非常担心会失去权势，雅典娜安慰她们说：她们调整过的角色会对雅典产生影响，协助维护法律和秩序。外在情境影响的另一个例子，是阿伽门农性格的改变，因为他的成功远征，他已经成为“王中之王”。成功常常是危险的，特别是如果成功的最大价值在于威望的增加，就像我们平常在生活中看到的，因为它增强了野心和竞争性，干扰了爱的情感和人性。

雅典娜，就像她常说的那样，代表着宙斯的思想和感情。与厄里倪厄斯象征的早期超我对比，她是智慧而缓和的超我。

这些特征都是内化好客体（首先是好母亲）的特征，她成为生本能的载体。如此一来，作为好母亲的雅典娜便于克吕泰墨斯特拉代表的坏母亲的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角色也进入阿波罗和她的关系之中，她是他唯一尊敬的女性形象，他提到她时总是带着赞赏，完全遵从她的判断。虽然她似乎只代表一个较为年长的姐姐，特别是父亲所钟爱的姐姐，我认为对他而言，她也代表着母亲好的层面。

如果在婴儿期，好客体被充分地建立，超我会变得较为温和。我认为从生命开始就在运作的整合冲动的强度增加了，导致恨被爱所缓和。但是，即使是缓和的超我仍要求控制破坏冲动，目的是在破坏和爱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因此我们发现，雅典娜代表着超我的成熟阶段，目的在于妥协相反的冲动，这与更安全地建立好客体密切相关，并形成了整合的基础。雅典娜在下面的话中表达了控制破坏冲动的需要：

“抛弃恐惧之心，可是别全部抛弃；

若无恐惧之心，谁能身免于罪？

恐惧是内心的规范与律法，

愿它长存你心，且萦绕你的城……”

雅典娜引导而非主导的态度，是围绕好客体而建立起来的成熟超我的特征。这表现在她不认为她有权决定俄瑞斯忒斯的命运上。她开设艾瑞阿帕格斯法庭，选择雅典最智慧的人，给他们充分的自由来投票，只为自己保留关键时候的决定票。如果我再次将三部曲中的这一部分视为内在过程的代表，我的结论是：反对票显示自体不是那么轻易就统一，破坏冲动要走的是一条路，爱和修复与悲悯的能力又是另一条路。内在的平静并非可以轻易建立。

自我的整合是由自我的不同部分完成的——这些部分在三部曲中由艾瑞阿帕格斯法庭的成员所代表，尽管他们有冲突的倾向，但仍然可以聚集在一起。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彼此认同，因为一方面是破坏冲动，另一方面是爱和修复的需要，两方面是矛盾的。但是，自我在最好的状态下有能力注意到这些不同的方面，并且让它们更紧密地聚在一起，虽然它们在婴儿时期被强烈地分裂开来。超我的力量也没有被消除，因为即使超我是较缓和的形式，它仍然可以使自我产生罪疚感。整合与平衡是让生命更完整、更丰富的基础。在埃斯库罗斯这里，这种心灵状态是由三部曲结束时的欢乐之歌表现出来的。

为了理解象征主义在心理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考虑成长中的自我对冲突和挫折的许多处理方式。这意味着愤恨和满足感的表达及婴儿的整体情绪都在逐渐改变中。因为幻想从一开始就渗透在心理生活中，有一种强大的动力要将它们附着在各式各样的客体上——这些真实的和幻想的客体就成为一些象征，提供给婴儿一个情绪上的出口。这些象征起初代表着部分客体，在几个月之内变成完整客体（也就是人）。孩子把他的爱恨、他的冲突、他的满足和他的渴求，都放进这些内在和外在象征的创造中。这些象征于是就成为其世界的一部分。创造象征的动力这么强烈，是因为即使最有爱心的母亲也无法满足婴儿强烈的情绪需要。事实上，没有任何现实情境可以实现儿童幻想生活中那些通常是矛盾的要求和愿望。只有在童年时期，象征形成的能力得到充分多样的发展，且没有受到抑制的阻碍，艺术家后来才能利用潜藏在象征意义之下的情绪力量。在一篇早期的文章中（1923b），我讨论过在婴儿的心理生活中象征形成普遍意义。我认为，如果象征形成特别丰富，它就会促进才能甚至天赋的发展。

在成人的分析中，我们发现象征形成仍然运作着，成人同样被象征的客体所围绕。然而，同时他更能够区分幻想和现实，以自身的因素来看待人和事。

这位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充分地使用象征。象征越是被用来表达爱和恨、破坏和修复以及生死本能之间的冲突，就越接近于普遍的形式。于是，他浓缩各式各样的婴儿化象征，画出了表达于其中的情绪和幻想的所有力量。戏剧家能够将一些普遍的象征转移到人物角色的创造之中，同时能使这些角色成为真正的人，这种能力是戏剧家之所以伟大的一个方面。象征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关联经常被人讨论，但是，我主要关注的是在最早的婴儿期过程和艺术家后来创作的作品之间建立联系。

埃斯库罗斯在他的三部曲中，使众神以各式各样的象征角色出现，我试图说明这是如何增加其戏剧的丰富性和意义的。我暂时以这样的想法作为结论：埃斯库罗斯悲剧的伟大（这也普遍地适用于其他伟大的诗人），源于他在直觉上对无意识不可穷尽的深度的理解，以及这种理解如何影响了他所创作的角色和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