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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周颂1（第1页）

第3章《周颂》（1）

《周颂》大别分两类：一、无韵的，二、有韵的。无韵的如《清庙》《维天之命》《维清》（此篇之祯字本祺字，故亦非韵），《昊天有成命》《时迈》《武》《赉》《般》皆是，半无韵的如《我将》《桓》是，此外都是有韵的。这些无韵半无韵的，文辞体裁和有韵的绝然不同，有韵的中间很多近于《大雅》《小雅》的，若这些无韵的乃是《诗三百》中孤伶仃的一类。大约这是《诗经》中最早的成分了。

《国语》以其中之《时迈》为周文公作，大约不对，《昊天有成命》一篇已出来了成王。但这些和那些有韵的《周颂》及《大雅》总要差着些时期。近写《周颂》说一篇，即取以代讲义。

《周颂说》（附论鲁南两地与《诗》《书》之来源）

凡是一种可以流行在民间的文学，每每可以保存长久，因为若果一处丧失了，别处还可保存；写下的尽丧失了，口中还可保存。所以有些并没有文字的民族，它的文学，每每流传好几百年下去，再书写下来，其间并不至于遗失。至于那些不能在民间流行的文字，例如藏在政府的，仅仅行于一个阶级中的，一经政治的剧烈变化，每每丧失得剩不下什么。这层事实很明显，不用举例。照这层意思看《诗》《书》，《诗》应比《书》的保存可能性大。

若专就《诗》论，我们也当觉得最不容易受政治大变动而消失或散乱者，是《国风》；最容易受政治大变动而消失或散乱者，是《颂》。诚然不错，在口中流传并不若于竹帛之文词，容易改变，但难得因一个政治大变化丧失得干净；若保存在官府的事物，流动改变固难，一下子掉了却很容易。

《周书》《周诗》现在的样子好不奇怪！《周书》出于伏生者，只有号为“武王伐纣”的两篇，即《牧誓》《洪范》，和关于周公的十多篇，从《金縢》到《立政》，成王终康王即位的二篇，以下还只有涉及甫侯的一篇是西周，此外皆东周了。何以周公的分量占这么大？宗周百年中《书》的分配这么不平均？

再看《周诗》，《大雅》《小雅》《颂》中两个大题目是颂美文武，称道南国，二南更不必说。何以南国的分量占这么多？宗周百年中《诗》的分配这么不平均？这都不能没有缘故吧？或者宗周的《诗》《书》经政治的大变动而大亡佚，在南、鲁两处，文之守献之存独多些，故现在我们看见《诗》《书》显出这个面目来？

现在且就《周颂》说。《周颂》有两件在《诗经》各篇中较不同的事：一、不尽用韵，二、不分章。王静安君以此两事为颂声之缓，皆揣想之词，无证据可言。且《鲁颂》有摹《周颂》处，《商颂》（实《宋颂》）更有摹《鲁颂》《周颂》处。

《鲁颂》《商颂》皆用韵，是“颂”之一体可韵可不韵。大约韵之在《诗》中发达，由少到多。《周颂》最先，故少韵；《鲁颂》《商颂》甚后，用韵一事乃普遍，便和《风》《雅》没有分别了。又《鲁颂》《商颂》皆分章，且甚整齐，如《大雅》《小雅》；是《周颂》之不分章，恐另有一番缘故。若如王君声缓之说，《鲁颂》《商颂》之长又要怎么办？

王君意在驳仪征阮君之释颂义，所以把这两事这样解了，其实阮君释颂不特“本义至确”（王君语），即他谓三颂各章皆是舞容，亦甚是。王君之四证中，三证皆悬想，无事实；一证引《燕礼记·大射仪》，也不是证据，只是凭着推论去，拿他所谓礼文之繁证其声缓。《仪礼》各仪因说得每每最繁，不止于这一事，且由礼繁亦不能断其声缓，盖《时迈》一章奏时无论如何缓，难得延长三十四节，若必有这么一回事，必是夹在中间，或首末奏之。又由声缓亦不能断定它不属于舞诗。

阮君把颂皆看做舞诗，我们现在虽不能篇篇找到它是舞诗之证据，但以阮君解释之透彻，在我们得不到相反的证据时，我们不便不从他。因为颂字即是容字，舞乃有容，乐并无容，何缘最早之“颂”即出于本义之外？所以若从阮君释颂之义，便应从阮君释颂之用，两件事本是一件事，至少在《周颂》中，即颂体之开始中，不应有“觚不觚”之感。

现在细看《周颂》，实和《大雅》不同，《大雅》多叙述，《周颂》只是些发扬蹈厉之言，只到《鲁颂》《商颂》才有像《大雅》的。金奏可以叙述，舞容必取蹈厉。若是《周颂》和《大雅》在用处上没有一个根本的分别，断乎不会有这现象的。

《周颂》在用韵上和《鲁》《商》两颂的分别应该由于先后的不同，《周颂》在词语上和《大雅》的分别应该由于用处的不同，若《周颂》的不分章又该是由于甚么缘故呢？我想《周颂》并非不分章。自汉以来所见其所以不分章者，乃是旧章乱了，传经者整齐不来，所以才有现在这一面目。

有三证：《左传》宣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本年。’”

我们用《左传》证《诗》有个大危险，即《左传》之由《国语》出来本是西汉晚年的事，作这一番工作者，即是作《古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之说者，其有意把它们互相沟通，自是当然。但《国语》原书中当然有些论《诗》《书》的，未必于一成《左传》之后，一律改完，所以凡《左传》和《毛诗》《周官》等相发明者，应该不取，因为这许是后来有意造作加入的材料；凡《左传》和《毛诗》《周官》等相异或竟相反者，应该必取，因为这当是原有的成分，经改乱而未失落的。

宣十二年这一段话和《毛义》不同，这当然不是后来造作以散入者。这一段指明《武》之卒章、三章、六章，此是一证。

现在看《周颂》各篇文义，都像不完全的，《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或及《烈文》合起来像一事，合起来才和《顾命》所说的情节相合，此种嗣王践阼之仪，不应零碎如现在所见《周颂》本各章独立的样子。又《载芟》《良耜》《丝衣》三篇也像一事，《载芟》是耕耘，《良耜》乃收获，《丝衣》则收获后燕享。三篇合起有如《七月》，《丝衣》一章恰像《七月》之乱，不过《七月》是民歌，此应是稷田之舞。又《清庙》以下数章，尤其现出不完全的样子，只是它们应该如何凑起来，颇不易寻到端绪。此是二证。

《鲁颂》《商颂》虽然有演变，然究竟应该是继续《周颂》者，果然《鲁颂》《商颂》无不是长篇者，若把它们也弄得散乱了，便恰是现在所见《周颂》的面目。此是三证。

外证有《左传》宣十二年所记，内证有文义上之当然，旁证有《鲁颂》之体裁，则《周颂》之本来分章，当无疑问。舞为事节最繁者，节多则章亦应多，乃反比金奏为短，不分章节，似乎没有这个道理。至于在《诗三百》中《周颂》何以独零乱得失了节章，当因《颂》只是保存于朝廷的，不是能“下于大夫”的，一朝国家亡乱，或政治衰败，都可散失的。《国风》固全和这事相反，即《大雅》《小雅》也不像这样专靠朝廷保存它的面目的。

如上所说，《周颂》不分章由于旧章已乱，传它的人没法再分出来，然则我们现在在《周颂》中可能找出几件东西的头绪来？可能知道现在三十一章原来是些什么东西零乱成的？答曰：《周颂》零乱了，可以有三件事发生：一、错乱，即句中之错乱，及不同在一章之句之错乱；二、次序之颠倒；三、章节之亡失。孟子引《诗》，“立我烝民，莫匪尔极”之下，尚有“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今此语见《大雅·思文》篇中，“莫匪尔极”下乃“贻我来牟，帝命率育”两句，不知谁是错乱者，或俱是经过错乱的。

宣十二年传，《武》之三章有“敷时绎思，我徂惟求定”，《武》之六章有“绥万邦，屡丰年”，今《桓》在《赉》之前。至于各章不尽在三十一章，别有遗失，恐怕更不能免的了。所以若求在这三十一章中寻出几个整篇来，是做不到的。但究竟是哪些篇杂错在这三十一章中，还有几个端绪可寻。

其一曰《肆夏》。《左传》宣十二年：“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今在《时迈》，他章无可考。后来乐名《夏》或《大夏》者，恐是由此名流演。

其二曰《武》，或曰《大武》。《左传》宣十二年记其卒章、三章、六章中语，今在《武》《赉》《桓》三章中，他章无可考。据《左传》宣十二年语，《武》乃克殷后作，所纪念者为武成之义，故庄王于此推论出《武》之七德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

《武》为儒者所称道，在儒家的礼乐及政治的理论中据甚高的地位。王静安君据《乐记》所记之舞容，从《毛诗》之次叙，把《大武》六章作成一表，其说实无证据，现在先录其表如下：

一成

再成

三成

四成

五成

六成

所象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