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物学发达以来,生物进化的观念使人知道从极简单的生物进到人类,都有一贯的程序。
最低等的有机体,但有应付环境的活动,却没有心官可说。后来活动更复杂了,智力的作用渐渐不可少,渐渐更重要。有了智力作用,方才可以预料将来,可以安排布置。这种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方才有人觉悟从前的人把智力看作一个物外事外的“旁观者”,把知识看作无求于外,完全独立存在的,这都是错了。生物进化论的教训是说:每个生物是世界的一分子,和世界同受苦,同享福;他所以能居然生存,全靠他能把自己作为环境的一部分,预料未来的结果,使自己的活动适宜于这种变迁的环境。如此看来,人既是世界活动里面的一个参战者,可见知识乃是一种参战活动,知识的价值全靠知识的效能。知识决不是一种冷眼旁观的废物。懂得这个道理,方才可以懂得杜威说的“真教育只是儿童被种种社会环境的需要所挑起的才能的活动”。
实验方法的这两层意义都很重要。第一,凡试验不出什么效果来的观念,不能算是真知识。因此,教育的方法和教材都该受这个标准的批评,经得住这种批评的,方才可以存在。第二,思想的作用不是死的,是活的;是要能根据过去的经验对付现在,根据过去与现在对付未来。因此,学校的生活须要能养成这种活动的思想力,养成杜威所常说的“创造的智慧”。
二、道德论(DemodEdu,Chap。26)
杜威论人生的行为道德,也极力反对从前哲学家所固执的种种无谓的区别。
(一)主内和主外的区别。主内的偏重行为的动机,偏重人的品性。主外的偏重行为的效果,偏重人的动作。其实这都是一偏之见。动机也不是完全在内的,因为动机都是针对一种外面的境地起来的。品性也不是完全在内的,因为品性往往都是行为的结果:行为成了习惯,便是品行。主外的也不对。行为的结果也不是完全在外的,因为有意识的行为都有一种目的,目的就是先已见到的效果。若没有存心,行为的善恶都不成道德的问题。譬如我无心中掉了十块钱,有人拾去,救了他一命。结果虽好,算不得是道德。至于行为动作有外有内,更显而易见了。杜威论道德,不认古人所定的这些区别。他说,平常的行为,本没有道德和不道德的区别。遇着疑难的境地,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
但是这样做便有这等效果,那样做又有那种结果:究竟还是这样做呢?还该那样做呢?到了这个选择去取的时候,方才有一个道德的境地,方才有道德和不道德的问题。这种行为,自始至终,只是一件贯串的活动。没有什么内外的区别。最初估量决择的时候,虽是有些迟疑。究竟疑虑也是活动,决定之后,去彼取此,决心做去,那更是很明显的活动了。这种行为,和平常的行为并无根本的区别。这里面主持的思想,即是平常猜谜演算术的思想,并没有一个特别的良知。这里面所用的参考资料和应用工具,也即是经验和观念之类,并无特别神秘的性质。总而言之,杜威论道德,根本上不承认主内和主外的分别,知也是外,行也是内;动机也是活动,疑虑也是活动,做出来的结果也是活动。若把行为的一部分认作“内”,一部分认作“外”,那就是把一件整个的活动分作两截,那就是养成知行不一致的习惯,必致于向活动之外另寻道德的教育。活动之外的道德教育,如我们中国的读经修身之类,决不能有良好的效果的。
偏重责任心的人说,你“应该”如此做,不管你是否愿意,你总得如此做。中国的董仲舒和德国的康德都是这一类。还有一班人偏重兴趣一方面,说,我高兴这样做,我爱这样做。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便是这个意思。有许多哲学家把“兴趣”看错了,以为兴趣即是自私自利的表示,若跟着“兴趣”做去,必致于偏向自私自利的行为。这派哲学家因此便把兴趣和责任心看作两件绝对相反的东西。所以学校中的道德教育只是要学生脑子里记得许多“应该”做的事,或是用种种外面的奖赏刑罚之类,去监督学生的行为。这种方法,杜威极不赞成。杜威以为责任和兴趣并不是反对的。兴趣并不是自私自利,不过是把我自己和所做的事看作一件事;换句话说,兴趣即是把所做的事认做我自己的活动的一部分。譬如一个医生,当鼠疫盛行的时候,他不顾传染的危险,亲自天天到疫区去医病救人。我们一定说他很有责任心。其实他只不过觉得这种事业是他自己的活动的一部分,所以冒险做去。他若没有这种兴趣,若不能在这种冒险救人的事业里面寻出兴趣,那就随书上怎么把责任心说得天花乱坠,他决不肯去做。如此看来,真正责任心只是一种兴趣。杜威说,“责任”(duty)古义本是“职务”(office),只是“执事者各司其事”。兴趣即是把所要做的事认作自己的事。
仔细看来,兴趣不但和责任心没有冲突,并且可以补助责任心。没有兴趣的责任,如囚犯作苦工,决不能真有责任心。况且责任是死的,兴趣是活的,兴趣的发生,即是新能力发生的表示,即是新活动的起点。
即如上文所说的医生,他初行医的时候,他的责任只在替人医病,并不曾想到鼠疫的事。后来鼠疫发生了,他若是觉得他的兴趣只在平常的医病,他决不会去冒险做疫区救济的事,他所以肯冒传染的危险,正为他此时发生一种新兴趣,把疫区的治疗认作他的事业的一部分,故疫区的危险都不怕了。学校中的德育也是如此,学生对于所做的工课毫无兴趣,怪不得要出去打牌吃酒去了。若是学校的生活能使学生天天发生新兴趣,他自然不想做不道德的事了。这才是真正的道德教育。社会上的道德教育,也是如此。商店的伙计,工厂的工人,一天做十五六点钟的苦工,做的头昏脑闷,毫无兴趣,他们自然要想出去干点不正当的娱乐。
圣人的教训,宗教的戒律,到此全归无用。所以现在西洋的新实业家,一方面减少工作的时间,增加工作的报酬,一方面在工厂里或公司里设立种种正当的游戏,使做工的人都觉得所做的事是有趣味的事。有了这种兴趣,不但做事更肯尽职,并且不要去寻那不正当的娱乐了。所以真正的道德教育在于使人对于正当的生活发生兴趣,在于养成对于所做的事发生兴趣的习惯。
杜威的教育哲学,全在他的《平民主义与教育》(DemodEru)一部书里。看他这部书的名字,便可知道他的教育学说是平民主义的教育。古代的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与劳力,治人与被治种种阶级。古代的知识论和道德论都受有这种阶级制度的影响。所以论知识便有心与身,灵魂与肉体,心与物,经验与理性等等分别;论道德便有内与外,动机与结果,义与利,责任与兴趣,等等分别。教育学说也受了这种影响。把知与行,道德与智慧,学校内的功课与学校外的生活,等等,都看作两截不相连贯的事。现代的世界是平民政治的世界,阶级制度根本不能成立。平民政治的两大条件是:(一)一个社会的利益须由这个社会的分子共同享受;(二)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之间,须有圆满的,自由的交互影响。根据这两大条件,杜威主张平民主义的教育须有两大条件:甲、须养成智能的个性(iualindividuality),乙、须养成共同活动的观念和习惯(Cooperationinactivity)。“智能的个性”就是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平民主义的教育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少年人能自己用他的思想力,把经验得来的意思和观念一个个的实地证验,对于一切制度习俗都能存一个疑问的态度,不要把耳朵当眼睛,不要把人家的思想糊里糊涂认作自己的思想。“共同活动”就是对于社会事业和群众关系的兴趣。平民主义的社会是一种股份公司,所以平民主义的教育的第二个条件就是要使人人都有一种同力合作的天性,对于社会的生活和社会的主持都有浓挚的兴趣。
要做到这两大条件,向来的“文字教育”、“记诵教育”、“书房教育”决不够用。数十年来的教育改良,只注意数量的增加(教育普及),却不曾注意根本上的方法改革。杜威的教育哲学的大贡献,只是要把阶级社会曾遗传下来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一齐改革,要使教育出的人才真能应平民主义的社会之用。我这一篇所说杜威的新教育理论,千言万语,只是要打破从前的阶级教育,归到平民主义的教育的两大条件。对于实行的教育制度上,杜威的两大主张是:(1)学校自身须是一种社会的生活,须有社会生活所应有的种种条件。(2)学校里的学业须要和学校外的生活连贯一气。总而言之,平民主义的教育的根本观念是:
教育即是生活;
教育即是继续不断的重新组织经验,要使经验的意义格外增加,要使个人主宰后来经验的能力格外增加。
民国八年春间演讲稿七月一日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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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美国大教育家杜威博士到中国来,江苏省教育会请他明天、后天到这儿来演说,又因为我是他的学生,所以叫我今天晚上先来演讲。方才主席说我是杜威博士的高足弟子,其实我虽是他的弟子,那“高足”二字可也不敢当,不过今天先要在诸君面前把杜威博士的一派学说,稍稍演述一番,替他先开辟出一条道儿,再加些洒扫的功夫,使得明天诸君听杜威博士的演说有些头绪,那也是做弟子的应尽的职分。
我们要明白实验主义是什么东西,先要知道实验的态度究竟是怎么样,实验的态度,就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试验的态度,科学家当那试验的时候,必须先定好了一种假设,然后把试验的结果来证明这假设是否正当。譬如科学家先有了两种**,一是红的,一是绿的,他定了一个假设,说这两种**拼合起来是要变黄色的。然而这句话不是一定可靠,必须把他试验出来,看看拼合的结果是否黄色,再来判定那假设的对不对。实验主义所当取的态度,也就和科学家试验的态度一样。
既然如此,我敢说实验主义是十九世纪科学发达的结果,何以见得实验主义和科学有关系呢?
那么,我们不可不先明白科学观念的两大变迁。
一、科学律令科学的律令,就是事物变化的通则,从前的人以为科学律令是万世不变,差不多可以把中国古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二句话,再续一句“科学律令亦不变”。然而五十年来,这种观念大为改变了。大家把科学律令看作假设的,以为这些律令都是科学家的假设,用来解释事变的。
所以,可以常常改变。譬如几何学的定律说,从直线的起点上只有一条直线可以同原线平行。又说,三角形中的三个角相加等于二直角,这二律我们都以为不可破的。然而新几何学竟有一派说,从直线的起点上有无数的直线同原线平行;有的说,从直线的起点上没有一条直线可以同原线平行;有的说,三角形中的三角相加比二直角多;有的说,比二直角少。这些理论,都和现在几何学的律令不同,却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连科学家也承认他们有成立的根据。不过照现在的境遇说,通常的几何学是最合应用,所以我们去从他的律令。假使将来发现现在的几何学不及那新几何学合用,那就要“以新代旧”了。我们对于科学律令的观念既改,那么研究科学的方法也改了,并且可以悟得真理不是绝对的。譬如我们所住的大地,起初人家以为是扁平的,日月星辰的出没,都因为天空无边,行得近些就见了,行得太远就不见了。这种说话现在看来固然荒谬,然而起初也都信为真理,后来事变发现得多了,这条真理不能解释他了。于是有“地圆”的一说,有“地球绕日”的一说,那就可见真理是要常常改变的。又譬如三纲五常,我们中国从前看做真理,但是这八年之中,三纲少了一纲,五常少了一常,也居然成个国家。那就可见不合时势的真理是要渐渐的不适用起来。
上面我说了两大段的话,现在把他结束起来,就是:一、一切真理都是人定的。人定真理不可徒说空话,该当考察实际的效果。二、生活是活动的,是变化的,是对付外界的,是适应环境的。我们明白了这两个从科学得来的重要观念,方才可以讲到杜威博士一派的实际主义了。
杜威博士所主张的实际主义,我们分三种来讨论。一、方法论,二、真理论,三、实在论。
一、方法论
实验主义和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学理的种种方面都有关系,就因为他的方法和别个方法不同,他的方法,简单说起来,就是不重空泛的议论,不慕好听的名词。注意真正的事实,采求试验的效果,我们把这种方法应用到三方面去。
甲、应用到事物上去。我们要明白事物,必须先知道事物的真意义,不可因为晓得事物的名称就算完事。譬如瞎子,他也会说“白的”“黑的”。但是叫他把两样物件中间拣出那“白的”或“黑的”来,他就不能动手,因为他实在没有知道黑白的真意义。又譬如一个会说话的聋子,他也会说“小叫天”“梅兰芳”,但是叫他说出小叫天或梅兰芳的声调怎样好法,他就不能开口,因为他并没有知道“谭迷”“梅迷”的真意义。所以要明白事物,第一须知道事物对于我发生怎样的感觉。譬如“黑”在我身上的感觉是怎么样,“电灯”在我身上的感觉是怎么样。第二须知道我对于事物发生怎样的反动。譬如“黑”了我将怎样做,“空气不好”我将怎样做。若仅仅如孔子所说的“多识鸟兽草木之名”,那就和实际主义大相反背了。
丙、应用到信仰上去。信仰比意思更进一层了,意思是完全假设的。意思等到试验对了之后方成信仰,然而信仰并不是一定不易的,须得试验试验才好。譬如地球扁平的一说,当初也成为信仰,但是现在观察出来,地球并不是这样,所以这信仰就打破了。又譬如我们假使信仰上帝是仁慈的,但何以世界上有这样的大战,可见得信仰是并非完全靠得住,必得把现在的事情实地去考察一番,方才见得这种信仰是否合理。迷信的事姑且勿论,就是普通社会的信条也未必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在实际主义看来,那都要待人试验的。
上面所说的实际主义方法的应用,和教育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教育事业当养成实事求是的人才,勿可专读死书,却去教实在的事物,勿可专被书中意思所束缚,却当估量这种意思是否有实际的效果,勿可专信仰前人的说话,却当去推求这些信条是否合于实情。
二、真理论
实验主义关于真理的论据,前面已经讲得不少了。此处所要说明的,就是“真理都是工具”一句话。譬如三纲五常从前在中国成为真理,就因为在宗法社会的时候,这个“纲常”的理论,实在可以被我们用作工具来范围人心,并且着实见些功效。到了现在社会的情形变了,这个“纲常”也好像是没有工具一般,只好丢去,另寻别的适用的工具了。既然如此,所以真理是常常改变的。
捷姆斯博士说过,大凡真理都是替我们做过媒来的,都是替我们摆过渡来的,因为倘然我们发现了一种事物的变化,不能用旧时的真理去解释他,就不得不另创新的真理去解释。这种新的真理就是替我们和事变做媒摆渡,而旧理的做媒摆渡的功用失去了。所以实际主义对于真理的观念,是要养成主动的思想,去批评真理的,不是养成被动的思想,做真理的奴隶。譬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者服于人也”,这些话都是中国前代的真理,但是我们要考察这些真理是否合于现在社会的情形,然后来定他们的是非。
三、实在论
实在论就是宇宙论,也就是世界观,那是哲学的问题。照实际主义说,世界是人造的,所以各人眼光中的世界是大不相同,譬如同在一块地方,诗人的世界是风花水月之类,工人的世界是桥梁屋宇之类,各人有各人注意的所在,也就是各人有各人的世界。并且世界是由小而大的,各人的生活经验越增加,那世界的范围越扩大,生活的乐趣也越增加。所以实际主义学者的世界是实在的世界,不是空虚的世界。那佛教所创造的“极乐国”、“天堂”、“涅槃世界”、“极乐世界”等,都是空空洞洞不可捉摸的,并且他们看得世界是烦恼困苦,怕生活,怕经验,所以才创造这些世界来引诱人。但是实际主义学者像捷姆斯一般人都说世界是人造的,很危险的,很不平安的,人类该当由经验去找安乐,该当冒险去造世界。假使有上帝,那么仿佛上帝对我们说:“我是不能为你们的安乐保保险的,但是你们毕竟努力,或者可以得着安乐。”实际主义的意思,以为惟有懦夫是不敢生活的,否则都应该在这实在世界中讨生活。
民国八年五月二日在上海讲(杜威博士到上海的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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