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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底线（第2页）

关于球员的工资，也是几经起落。1961年以前，英格兰联赛对球员的周薪设定了上限，在比赛季的上限为20英镑。因此当时的球员比契约佣工强不到哪儿去，经常会感到被欺负，薪水过低。当时根本不会有针对薪水的谈判。老板给多少，你就拿多少，通常这就意味着在比赛季是一种薪资水平，而到了夏天薪水会更低甚至没有。任何对自己薪水不满的球员都会被辞退。如果你在工厂里罢工，厂里的机器会等着你回去开工，而在球场上如果你错过了一场比赛，那么你就再也没机会去踢那场比赛了。即使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球员薪资和自由转会的限制都有所放松，一些俱乐部包括曼联队，还是在努力对球员薪水进行非官方的限制，但是最终还是败给了市场的力量。

我并不是建议球员对自己的薪水漠不关心，或是他们的薪水完全保持一致，但是在那个没有律师、经纪人、会计师、业务经理和宣传人员的时代，这并非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没有那么多怨恨。在《博斯曼法案》出台之前，俱乐部拥有绝对的权力。那时的规则很简单。射手会比防守人员挣得多，而球队的队长也会比其他人多挣一些。1957年我跟女王公园签约时，那是一支业余球队，因此我没有薪水。1967年到1973年期间是我球员生涯的巅峰时期，我的周薪是80英镑，而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支球队艾尔联队支付我的周薪为60英镑。

虽然今天球员们的收入比50年前多出了好几位数，但是人性并未发生大的改变。我年轻时的那些球员也跟其他人一样，希望得到与自己价值相当的薪水。在我的执教生涯中，我发现了一条中庸之道。显然俱乐部不希望因为一些荒谬的需求而把自己搞破产，但是另一方面，球员们应该拿到自己应得的那份薪资。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发现如果遵循这一原则，那么薪资问题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我初到阿伯丁队时球员的周薪是120英镑，我认为那太低了，因此就给他们涨了工资。请记住第一位拿到100英镑周薪的是当时的英格兰和富勒姆队长约翰尼·海恩斯（JohnnyHaynes），他在1961年达到了这一薪资水平。除了平常的那些讨价还价，我第一次需要面对严峻的报酬问题是在1983年，阿伯丁队击败皇家马德里，赢得了欧洲冠军杯冠军。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俱乐部来说既是最好的事情，也是最为糟糕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球员从此会备受瞩目。球员们都希望多挣钱，其他俱乐部也希望签下他们。因此在短短2年的时间内，阿伯丁队里有一半的球员都转会去了更大的俱乐部，那里的薪水更高。我们把球队最优秀的球员的周薪涨到了350英镑，增加了赢得联赛和杯赛的奖励。迪克·唐纳德很谨慎地控制着资金，尽量避免将资金都用在一线球员身上而忽略了其他人。他总是希望我们的年轻球员也能够得到应得的薪水。

我丝毫都不羡慕现在的球员。事实上，我甚至认为现在那些最好的球员的薪水还不够高。这种说法也许在那些汽车修理师或护士看来是荒谬的，但是我是以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的。那些足够优秀、能够跻身冠军杯顶级球队的球员比成千上万的其他小伙子都优秀，而其他人也同样如饥似渴地追求着同样的机遇。这些优秀的小伙子的天赋足以迎合全世界球迷的口味——而这些球迷在数量上要超过音乐或电影明星的观众，当然也比其他任何运动的粉丝都要多。

英超联赛的报酬系统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导致奖金几近消失。那些顶级球员也许还能在赢得联赛或是欧洲主要赛事之后赢得奖金，但是那曾经的、复杂的、很多页的奖金制度在上层赛事已经销声匿迹了。按照曾经的奖金制度，球员们每次出场、每次胜利或进球都能赢得奖金。虽然没有人会嫌钱多，但是如今的财政奖励并不能像25年前一样激励顶级球员了。更加有利的鼓励措施是激起他们的竞争本能、他们作为职业球员的荣耀以及对冠军奖牌的渴望。奖金会被花完，但是奖牌却是永恒的。

每当球员们排队去对冲基金经理那里领取年薪时，像C罗和梅西这样的球员得到的报酬看起来简直是太可怜了。近来我看到世界上前25位对冲基金经理在2014年的收入为75亿英镑——这比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的全部工资单加起来还要多。而当你读到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从股票市场那里得到的更多时，就会感觉这种事情更荒谬了。

如果一位球员的表现长期处在低谷，那么他就会坐冷板凳或者等待转会。如果你知道跟其他人相比，足球队员的巅峰收入仅能保持6到10年，这种不公平性更是昭然若揭。不要告诉我一位能够熟练操作电子制表软件的28岁年轻人（这样的人成千上万，甚至数以百万计）应该比斯旺西城队（Sway）或南安普敦队的中场球员挣得多。

有的球员在看完自己队友的合同之后经常会感到恼怒。但是也有些球员如加里·内维尔或保罗·斯科尔斯对其他球员的收入毫不在意，因为他们相信我们会给他们合理的报酬。即使是在他们职业生涯接近尾声时，加里、保罗和瑞恩·吉格斯都签的是一年的合同，他们也不会因此烦恼。他们都是现实主义者并且相信我们会公正地对待他们。但是总会有人感到烦恼，对此我表示理解。无论报酬的形式如何，是每周几十万英镑还是一包包的土豆片，最重要的是相对价值，因为很多人感觉，或是希望感觉自己比其他人更有价值。

有时一名球员会占据主动位置，而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2003年在我和范尼斯特鲁伊之间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当时他已经在曼联效力了几个赛季，表现非常抢眼。他通过努力交涉，在合同中加入了这样一项条款：如果皇家马德里队提供了足够多的资金，那么他就可以去皇马。这让他占据了主动，而我们也没有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最后我们让他去了皇马，但是他仅仅是想要离开曼联的众多球员中的一员。当他真正离开时，他已经为曼联效力多年并且屡立战功，那时他已经30岁了，我们也已经收回了大部分的最初投资。

我在跟球员洽谈合同时比签自己的合同都要谨慎。有些领导者绝不会为借机中饱私囊而内疚，而其他领导者却很腼腆，不愿意就薪资发生太多争执。我可能处于这两种极端之间，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大量资金开始进入足球界之后。也许我错了，但是我意识到领导者往往忙于经营自己的集团而没能够照顾好自己。他们总是会寝食不安，或是缺乏足够的锻炼，同时他们还会养成忽视管理自己财政事务的习惯。他们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弄清楚别人的报酬的细节，而仅花费很少的时间进行个人安排。他们对自己的合同条款不够谨慎，如果他们有幸存下了一笔钱，他们也会为如何管理这笔财富而伤透脑筋。也许就是因为那些最优秀的领导者都是传教士一样的人物而不是雇佣兵。

在我执教阿伯丁之初，我的年薪是12，0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65，000英镑。我在苏格兰最后一年的年薪是25，000英镑，并且有着不错的奖金制度。此外我还通过做一些报纸专栏和公共演讲赚些小钱，但是这些钱也是买不了几箱酒的。当时球队中年薪最高的球员可以挣到15，000英镑，而那时的赞助商提供的赞助跟今天的顶级英超球队得到的赞助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当时我开始跟曼联进行对话，他们给我的薪水加上奖金不如我在阿伯丁最后一年时候的薪水高。

当后来曼联开始不断赢得各种大赛冠军时，我开始注意自己的报酬了。1989年曼联的老板马丁·爱德华兹试图以2000万英镑的价格卖掉球队——这一数据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是很可笑的，但是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笔巨款了。后来由于买方未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这个计划搁浅了。在1991年曼联成为上市公司之后，曼联的价值已不再是秘密了，而我也不禁开始思考自己在其中的角色。1998年，鲁伯特·默多克（RupertMurdoch）出价6。23亿英镑购买曼联，对马丁在球队股份的估值是8700万英镑。也许正是我那苏格兰工会的血统折磨着我，或者我只是觉得球队的价值被贬低了。

马丁是一位不错的主席。俱乐部深入他的骨髓，他也在乎俱乐部的福祉，但是每当我跟他要求涨薪就总会引起争论。我会去老特拉福德球场的办公室找他，他经常会把我的涨薪申请重重地拍在他那大个儿的台式计算机上面。就在几年前，为了证明我的报酬过低，我甚至把当时阿森纳主教练乔治·格拉汉姆的合同拿给他看。这种做法几乎没有什么作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上和他进行沟通的，因为马丁知道我最喜欢的工作就是在曼联当教练。后来在大卫·吉尔成为行政长官之后，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大卫更为客观，而且我的薪水也被调整到了合适的水平。

2010年格雷泽家族和大卫·吉尔同意大幅提高韦恩·鲁尼的工资，他们希望知道我的意见。我告诉他们我认为鲁尼的薪水是我的两倍这不公平，乔尔·格雷泽马上回答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我们都同意球员不应该比教练挣得多。我们对此的看法是一拍即合的。

我在曼联的最后15年里签的都是为期一年的滚动合约，并达成了以下协议：如果我被解雇了，我有权拿到2年的薪水，我甚至可以在被解雇的第二天就去执教曼城队。这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我想大部分的足球教练的薪水都比自己球队中的明星球员要少，有时甚至要少得多。我想在顶级联赛中只有阿尔塞纳·温格和何塞·穆里尼奥能够比球队中最优秀的球员工资高。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关于教练的报酬没有什么好写的。但是如果一个球队中的大部分人都比自己的教练挣得多，那么这将给球队传达怎样的信息呢？

买卖球员教会了我沟通的艺术。我最初对沟通有所体验是通过观察工厂里的工会领导。你最不希望做的事情就是出去罢工，但是他们似乎总是选择这样做。当你站在警戒线上时手里是否会有其他武器？如果有人不买账，把你一个人留下来守着火盆烤3个月，那时会怎样？这些情节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因此每当球员之间发生争执时，我总是会选择独处。

在谈判期间很难保证头脑清醒并且不被追求的热情或情感所左右。谈判很容易让人精神过度紧张，而且对于一名足球教练来说，他总会觉得一两名新球员能够改变球队的命运。如果谈判未能得到纪律的约束，就会生起各种各样的事端。这不仅会导致某一次交易的价格很高，同时还伴有涟漪效应。足球界也跟其他领域一样，这意味着人们现在期望你能支付更多的金钱。这对球队中的其他人员也会造成影响，因为如果你的报酬体系因为一位新来的球员或一个新合同发生了改变，就会引起不安情绪。

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谈判期间表现得彬彬有礼，那想必是极好的，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你会遇见一些人，一次握手就足以达成一笔价格不菲的转会费。然而你也会碰见这样的人，你甚至不敢背朝着他，生怕他会做出些卑劣行径。多年来，我所经手的数百次谈判中，我学会了更好地识人。但是我也学到了，无论多少次合同的签署已经触手可及，总会有可能出现那令人厌恶的惊喜。

在我们追求一位球员时，我会确保自己不情绪化并且头脑清醒。

在我们希望签下菲尔·内维尔时，我们在此前曾希望签下他的兄弟加里·内维尔。我们知道他们兄弟俩的关系很近，我们也知道菲尔的天赋更高一些，也更为抢手，但是我们还知道一旦我们成功拿下加里，菲尔也会跟过来。有时卖方会利用情感的手段为自己服务。2004年8月在曼联与埃弗顿队在老特拉福德球场比赛之后，大卫·吉尔、莫里斯·沃特金斯（Mauris）和我一起面见了埃弗顿俱乐部的老板比尔·肯赖特（BillKenwright）和他们的主教练大卫·莫耶斯，我们讨论了购买18岁的鲁尼的事宜。他们对此是全力以赴。在我们拿出最终意向书时，肯赖特跟鲁尼的母亲通了电话，她告诉我：“你们休想偷走我的孩子。”我们最终征服了情感上的障碍并在第二天签下了鲁尼。

我经常告诫自己某一次谈判的失败并不代表着世界末日，我们的成功也绝不会取决于某一名球员的到来。如果你需要一个人去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你所营造的绝不是一个扎实的团队。在塞尔吉奥·阿圭罗（SergioAgüero）去曼城之前，我们是有机会买下他的，但是最后他的经纪人的要价超出了我们的接受范围。在我执教曼联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们曾经想签下卢卡斯·莫拉（LucasMoura），他是一名非常有天赋的右前卫，当时正在他的祖国巴西的圣保罗队（S?oPaulo）踢球。我们最初开价2400万英镑，后来涨到了3000万英镑，最后到了3500万英镑，但是巴黎圣日耳曼队却开出了4500万英镑的高价。大卫和我并没有打算给出这么高的价格。虽然有时与球员的谈判失败，但是我们经常会有更好的收获。1989年我们没能从佛罗伦萨队买来格伦·希森（GlennHysén），但是我们却得到了加里·帕莱斯特。我当初希望签下效力于AC米兰队的荷兰人帕特里克·克鲁伊维特，虽然最后没能成功，但是这似乎是正确的，因为后来得到了德怀特·约克。

1989年8月，我从科林·亨德森（derson）那里学到了关于谈判最好的一课。当时我们希望签下加里·帕莱斯特来巩固曼联的后防线。亨德森是米德尔斯堡的主席兼英国化学工业公司（ICI）的商务经理，他向我们展示了这名球员的价值。我当时非常希望，也许是极度渴望能够签下帕莱斯特，这样他就能够在两天后对阵诺维奇足球俱乐部时上场了，而我认为亨德森已经洞察到了这一点。我们甚至让帕莱斯特和他的经纪人坐在车里在米德尔斯堡的酒店外等着，这样我们就能把所有的文件都签好了。

我告诉马丁·爱德华兹和曼联的律师莫里斯·沃特金斯我们最多会支付130万英镑。在1989年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尤其是因为——在此之前——曼联队买下的最贵球员是在1988年以180万英镑买下的马克·休斯。莫里斯和我与亨德森就价格问题争辩了一整夜，我们最初报的价格是130万，但是最后我们以230万英镑成交，打破了英国球员的转会纪录。但是我还没顾得上喘一口气，亨德森便要求将款项一次性付清。这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冲击，因为当时大笔转会费的支付惯例是分期付款。

我一直觉得在一年两度的转会市场尽早下手实为良策，这一转会市场是在2002—2003赛季开始的。其他教练可能会抱怨这些转会市场，但是我喜欢这种方式，因为这意味着我无须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跟经纪人打交道。你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便是靠着墙听着钟表嘀嘀嗒嗒的响声，而每个人都知道你正在为某一类型的球员踟蹰不决。但是我愿意承受这段时间的压力，因为这将为我换来一年中大块的自由时光。到了夏天，我们会在我6月份去度假之前决定好希望签下的球员，虽然转会市场到8月底才结束。我们希望对方尽早知道我们的意向，而大卫·吉尔则会与我们希望买下的球员的俱乐部的首席执行官取得联系。对于我们来说尽早下手非常重要，这样我们就不会遭受意外的打击了。2007年5月是引人注目的一段时光。当时大卫·吉尔在卡洛斯·奎罗斯（他会讲葡语）的陪同下去葡萄牙从里斯本竞技队签下了纳尼，从波尔图队签下了安德森。而这一切都发生在24小时之内。无独有偶，就在当月距离转会市场关闭还有十周时间时，我们还从拜仁慕尼黑签下了欧文·哈格里夫斯（reaves）。

下面对比一下这种轻松的方式和在压力下进行谈判。2008年我们希望从托特纳姆热刺队签下迪米塔·贝尔巴托夫。当时他们的主席丹尼尔·利维（DanielLevy）把我们逼到了绝境，他把事情拖到了转会市场开放的最后一天。贝尔巴托夫是托特纳姆热刺队的一名天才射手，我们对他心仪已久。当得知利维可能会把贝尔巴托夫卖给曼城时，我们也就卷入了其中。我们租了一架飞机把他带到了曼彻斯特，与球员就转会条款达成了一致，并且依我看来也同他的球队在转会费上达成了一致。但是后来利维又找到我们说他需要我们的年轻射手弗雷泽·坎贝尔，并将其作为贝尔巴托夫转会协议的一部分。这遭到了大卫·吉尔的反对，于是利维将贝尔巴托夫的转会费提高了一些。最后为了让这份协议更加过分，也是为了雪上加霜，我们将坎贝尔租给了白鹿巷球场（托特纳姆热刺队的主场），同时还支付了后来增加的费用。我们当时为了签合同和传送文件忙到了半夜，以确保所有的文书工作都能够在截止日期前完成。那段经历简直比我做髋关节置换手术更痛苦。

经纪人

如今的经纪人越来越像采采蝇。他们遍布当今的足球界，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中饱私囊，离间球员和俱乐部及教练的关系。他们把很多的球员变成了商品，跟很多经纪人的谈话更像是在露天市场上讨价还价。

因此，对于妨碍我和球员之间发展密切关系的中间人，我都是深恶痛绝的。经纪人有着自己的打算，然而球员和俱乐部却要承担这一后果。当我阅读艾丽斯·施罗德（AliceSchroeder）所写的沃伦·巴菲特的传记《滚雪球》（TheSnowball）时，我震惊了。巴菲特先生不信任那些投资银行家，而我对于足球经纪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就是巴菲特所谓的“洗钱者”。

在《博斯曼法案》出台之前，我们经常跟球员及其家人直接打交道。任何一位曼联所中意的小球员无疑也会得到其他俱乐部的垂青，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出价最后会由市场的力量所决定。我们的消息会很灵通，通常情况下我们对于自己需要面对的困难也保持着高度敏感性。

经纪人很精明、也很狡猾地介入球员和俱乐部之间，试图提出更多的要求。他们宣称代表自己客户的利益，但是他们的终极动机是确保最多的钱能够流入自己的口袋。而足球队员们，尤其是那些年轻球员很容易被蒙骗，他们会认为如果没有经纪人他们就无法达成一笔公平的交易。而且他们还天真地相信达成公平交易的唯一途径就是在谈判中玩金钱游戏，这导致谈判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因为很少有球员会去计算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会支付给经纪人多少钱。这一数据是令人惊愕的，一名经纪人将获得合同谈判中其客户基本薪资的5%。因此，在一次转会交易中，如果一名球员签了5年的合同，周薪10万英镑，那么其经纪人将得到130万英镑的报酬。这简直是耸人听闻。哈里·斯维尔斯担任瑞恩·吉格斯、布莱恩·罗布森和凯文·基冈的经纪人多年，一直拒绝从俱乐部按百分比收取球员的薪资，他只从自己参与的商业合同中按百分比收取费用。

我经常会使用一些德高望重的球员来担任合同谈判者。那些年轻球员和他们的父母通常会把球员看成是自己天然的盟友，而大卫·吉尔和我则难免被当作管理人员，而且在谈判进入白热化时，我们会被当成敌人。我此前已经提到过，在这方面球队曾经的队长们，如布莱恩·罗布森、史蒂夫·布鲁斯和布莱恩·麦克莱尔，当然还有加里·内维尔，虽然我不得不承认有时我看到他就像看到一位足球经纪人一样恐惧。我们喜欢叫他“阿瑟·斯卡吉尔”，这是全国矿工工会的领导者，他以在几乎任何事情上都不妥协而著称。加里也是这样，他会领着一名球员闯进我的办公室大声说：“我认为你的出价简直就是垃圾。”他会为我们的一些出价而愤愤不平，并且会用非常粗鲁的语言让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是加里是一个公平的人，这对球员和俱乐部都是好事。与足球经纪人相比，我愿意在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间跟加里进行谈判。

当然也有些非常好的经纪人，但是这样好的经纪人你用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豪尔赫·门德斯就是其中之一。他为一些顶级球员担任经纪人，包括C罗、安赫尔·迪马利亚（ángelDiMaría）和迭戈·科斯塔（DiegoCosta）。2008年C罗希望转会去皇家马德里，而我希望他能够再为曼联效力一年。在我与门德斯交涉期间，我始终都能感觉到他代表着球员的最佳利益。但是像门德斯这样的人真是凤毛麟角。

坦白说，有那么一两位足球经纪人我就是不喜欢，比如保罗·博格巴（PaulPogba）的经纪人米诺·拉约拉（MinoRaiola）就是其中之一。在我们初次见面时，我就不信任这个人。在兹拉坦·伊布拉西莫维奇（ZlatanIbrahimovi?）在阿贾克斯踢球时，拉约拉是他的经纪人，后来拉约拉还成了18岁的博格巴的经纪人。后来我们跟保罗·博格巴签订了3年的合同，同时还有一年的续约选择权，我们非常希望他能够续约。但是这时拉约拉出现了，我们的首次会面也是糟糕透顶，我跟他简直是水火不容。

从那时起，我们的关系就无可救药了，因为拉约拉非常善于讨好保罗及其家人，所以后来保罗转会去了尤文图斯。

这种氛围使得教练很难跟球员建立亲密关系，同时也让教练的生活变得越发复杂。如果我能感觉到这些人心里装着球员的利益，那么我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球员们不知道的是，如果他们以小时为单位雇用一名律师帮助他们办理合同，那么他们的生活，无论是财政上还是情感上，都会更好。保罗·斯科尔斯就选择了均富会计师事务所（GrantThornton），他只需支付他们很少一笔费用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足球经纪人已经成为足球生活中非常令人厌恶的一部分。我多么希望保罗·斯科尔斯和瑞恩·吉格斯这样的球员，以及其他当代足球巨星能够帮助教育年轻球员及其家人，告诉他们雇用足球经纪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样一来，他们不但帮了这些孩子，也是对足球界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