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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化零为整（第2页）

然而我们对于赛季前的准备工作的变更不会很快奏效。在2005—2006赛季，切尔西第二次夺得了英超冠军，但是这次他们的领先优势已经被缩小到了8分。到了2006—2007赛季，我们的球员的身体状态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也顺理成章地取得了英超冠军——这次我们领先切尔西队6分。

足球运动和其他运动一样，有时候最为周密的计划也不起作用，一些即兴而为之的举措往往会有奇效。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我经常会在比赛期间或是中场休息时做些小变动。此时，我想起了一个例子，那是在2011年4月曼联对阵西汉姆联队，当时距离赛季结束还有几周的时间。此前，西汉姆联队曾经在英格兰联赛杯中4∶0大胜我们，虽然当时我派上去的是年轻球员。在比赛快要结束时，西汉姆联队的教练沃利·唐斯（WallyDownes）对正在准备替换乔尼·埃文斯（JonnyEvans）上场的韦斯·布朗说：“难道你想上去逆转比赛吗？”这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令我难忘的还有西汉姆联队球迷的嘲讽，在赛后我去停车场时，他们表现得极为不友好。我当时告诉他们：“我们4月份还会回来的，准备好迎接降级吧！”然而，就在比赛那天，上半场结束时，我们却以0∶2落后，这可跟我的承诺大相径庭。于是我把之前的计划抛之脑后，把帕特里斯·埃弗拉换下场，因为他在那一周已经代表法国队踢了一场比赛，状态不佳。让吉格斯去踢左后卫。最后我们以4∶2反超获胜，而且鲁尼还完成了帽子戏法。这场比赛之后不久，西汉姆联队果然降级了。

2009年在我们的主场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形，上半场比赛结束时，我们以0∶2落后于托特纳姆热刺队。下半场时，我用阿根廷前锋卡洛斯·特维斯换下了纳尼（Nani），这一换人获得了奇效。特维斯就像一只上了发条的老鼠，只是你永远不用给他上劲儿。他简直是不知疲惫的一个存在。他上场之后就开始不断冲击对方防线，完全改变了比赛的节奏，同时还将观众们的情绪带动了起来。那场比赛我们最后以5∶2获胜，并在后来赢得了英超冠军。现在想来，这样一次小小的变动堪称神来之笔。

但是，有时我们也会被对手的智慧所击败，对于同一场比赛，他们运用了更为巧妙的战术并且准备得更为充分。1996年，纽卡斯尔联队在圣詹姆斯公园球场5∶0横扫曼联。凯文·基冈（KevinKeegan）是当时纽卡斯尔联队的主教练，他将很多极富进攻性的球员纳入了阵容，包括阿兰·希勒（AlanShearer）、莱斯·费迪南德、彼得·比尔兹利（PeterBeardsley）和大卫·吉诺拉（DavidGinola）。那场惨败最令人不堪的一幕是最后一粒进球，由对方的比利时中后卫菲利普·阿尔伯特（PhilippeAlbert）打入，他从20码外吊射，皮球绕过舒梅切尔飞入网窝。我们当时简直就是被羞辱了。

当然，我们也会输在自己缺乏纪律性上。如果球员们忽略了既定计划，那就真的要出问题了。我们两次在欧洲冠军杯决赛对阵巴塞罗那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输掉了这两场决赛，因为我们的球队中有两三名球员没有按计划行事，而是自顾自地踢了起来。要知道，你的对手可是由佩普·瓜迪奥拉（PepGuardiola）执教的巴塞罗那，这是一支控球能力极强的球队。通常情况下，在一场球赛中曼联的控球时间能够达到34，因此当我们备战巴塞罗那时，我们就知道鉴于他们的控球能力，这场比赛将不同于往日。

有时我们也会输在球场环境上。有两个足球场让我们最为苦恼——利物浦的安菲尔德球场和利兹联的埃兰路球场（我们总会在比赛中碰到这两支球队）。我们对阵利物浦时，派上的是最佳阵容，但是赛场的观众对客队非常不友善，并且对于他们不满意的判罚也持不容忍态度，他们所营造出来的球场氛围侵蚀了我们球员的信心，让他们根本无法专心踢球。在足球场上一刻的不留神就会让几个小时的努力功亏一篑，但是此时作为教练，我却帮不上我的球员。一场足球比赛就像一盘国际象棋，足球队中有前锋、门将和中后卫，而国际象棋中则有后、车、象，只是足球队员是血肉之躯，会有自己的感情。

另一项值得一提的准备工作就是我对待风险的态度。在一些旁观者看来，曼联的很大一部分成功来自我们愿意去冒不必要的风险，对于这种想法，我已经见怪不怪了。当老特拉福德球场传来“进攻！进攻！进攻！”的呐喊声时，很容易让人想到，曼联已经将小心谨慎抛之脑后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作为一名球队领导者，我的职责就是尽可能地减少风险。因为我喜欢赛马和扑克牌，因此很多人认为我就是一个赌徒，他们简直是大错特错了。在私底下，对于每一笔用于买马或是赌马的资金，我都会精打细算，对于我的足球事业则更是如此。我不希望冒任何风险。在中场休息时，我无数次地告诫球员们一定要耐心，等待时机，而不要铤而走险。我愿意冒险的情况只有一种，那就是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5分钟，而我们还落后一球。在这种情况下，丢一个球和丢两个球都是一样的了，此时我才会选择去冒险。

通常情况下在我们比分落后时，对方球队会选择加强防守，而这正中我们下怀。他们可能会让一名防守球员换下锋线球员，而这可能会改变赛场的平衡。突然之间，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闯入他们的禁区，而不用担心会被打防守反击。我们的对手也许会认为他们采取防守态势可以降低丢球的风险，但是宏观来看，此举也会降低我们进攻时所承担的风险。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通常会进球得分。最后时刻的进球总是美好的，它为更衣室里的球员们带来欢庆，更是球迷们在家中和酒吧里乐此不疲的话题。

有些批评家会说，我们靠的就是运气，或是给裁判施压，把比赛拖到“弗格森时刻”。而事实上，我们的成功源自于精心的准备和对风险的深思熟虑。

管道

当你负责运营一个团体组织时，你必须尽可能地把眼光放长远。但是如果你负责的是曼彻斯特联队，那么你的眼光就要不时地做出变化。有时，你可以预见到几年后的事情，而有时你完全不知道下一个挑战是什么；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下一场比赛。但是为俱乐部制定一个长远战略是非常关键的，在曼联队，我们经常不得不去思考未来几个赛季球队的组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始终有优秀的球员为我们效力。

每一场球赛都需要11名首发球员和7名替补球员，我们的任务就是设计出自己的球队阵容。一直以来，我都热衷于为自己的球队挑选出最近3年可能招募到的球员人选。而相比之下，从小培养一名球员，开发他的潜质，并带他走上成功之路，这样做要容易得多。

然而这也并非易事，因为这意味着你要从数以百万计的小球员中挑选出合适的人选。这意味着你要观看数千场比赛——很有可能是在瓢泼大雨中，或是在荒凉破败的场地里。斯蒂夫·科贝尔（SteveCoppell）在1975年至1983年曾效力于曼联，此后他去当了教练，他最近说过一句话：“这就好像南太平洋沙滩上的小海龟，成千上万的小海龟被孵化出来，但是仅有几个能够顺利爬进大海。”斯蒂夫说得很对，只是在曼联我们对那些能够漂洋过海的“小海龟”更感兴趣，而不是那些仅能到达海边的小家伙。

在1978年我来到阿伯丁时，我们仅有2名球探；而在我离开时，队里已经有17名球探了，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苏格兰发现那些前程无量的小球员。此举给阿伯丁队带来了非凡的收获。1983年，阿伯丁队在欧洲优胜者杯决赛上面对皇家马德里队，当时我们派上了8名本土球员，他们都是青训队上来的。当时的阵容中仅有3名球员是买来的［其中有一名球员戈登·斯特拉坎（GordonStra）是在我入队前买入的］。

执教戈登的经历更加坚定了我培养年轻球员的信心。在我刚来到阿伯丁时，球队正准备将他卖出，这是前任教练的决定。我暂停了对戈登的出售，因为我希望亲自对他的能力做出评估，我崇尚眼见为实。于是，我们将他留了下来，帮助他提高技术——特别是使用整个场地让他进行训练，以便找准他自己的位置。此后他的足球生涯风生水起，曾先后效力于曼联队和苏格兰队，此后又当上了主教练，其巅峰时期还曾执教苏格兰国家队。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曼联拥有许多球探，覆盖整个英格兰和爱尔兰地区，但是我们的球探系统还存在很大的空缺。在大曼彻斯特地区和城区，仅有4名球探，在整个曼彻斯特地区也仅有两人负责。为了弥补这一短板，我们改变了青训队的系统，注入了新的活力，由莱斯·克肖（LesKershaw）领导，他还有两个帮手，诺比·斯泰尔斯（NobbyStiles）和布莱恩·基德（BrianKidd），此二人都是1986年欧洲优胜者杯夺冠球队的队员，对比赛了如指掌。莱斯对球队来说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他曾经在曼彻斯特城市大学教化学，同时兼职阿森纳队的球探，后来是博比·查尔顿（Bobby）推荐了他。莱斯把科学实验室里的超然观察力带到了老特拉福德球场，并对后来我们培养青训队骨干力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的球探是兼职员工，于是我们建立了一种奖励机制。他们每周会有固定薪资，如果有年轻小球员跟我们签了合同、跻身一线球员或是代表国家队出战，还会给他们奖金。同时如果他们招来的球员能够在俱乐部效力多年，也会对他们进行奖励。

回首往事，1999年曼联赢得三冠王，这是对年轻人力量的最好证明。当时的球队里的30名球员中，有15名是25岁以下的。其中就包括贝克汉姆，他就是青训队政策的杰出代表。我们最初对他有所耳闻是1986年，我们的球探马尔科姆·费吉恩（MalFidgeon）发现了年仅12岁的贝克汉姆。1986年贝克汉姆加入了曼联的足球学校，并且见到了博比·查尔顿，这对于他来说意味深长。无独有偶，1986年也是我们发现吉格斯的那一年。这2名球员都在年仅17岁时跻身曼联一线球队。在加入一线球队时，尼基·巴特和加里·内维尔也是17岁，菲尔·内维尔是18岁，保罗·斯科尔斯是19岁。

我们的青训队系统大放光芒是在1995—1996赛季，当时我们输给了阿斯顿维拉（AstonVilla）。我使用的13名球员中，有6名来自曼联青训队。当时的电视评论员艾伦·汉森（AlanHansen）查看了结果之后，当晚做出了以下结论：“想要靠一群孩子赢得比赛是不可能的。”然而，我的看法却和他截然相反——如果没有年轻人，你将一事无成。

年轻人可以给球队注入一种精神上的活力，并且年轻人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曾经给过他表现机会的人或是俱乐部。他会以终其一生的忠诚来报答这知遇之恩。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他们会撕破敌人的密集防守，而年龄稍长一些的球员则喜欢寻找突破口。每一代球员都会把足球比赛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因为他们站在上一代人的肩膀上，拥有更多的支持。在当今的时代更是如此，因为有了电视媒体的传播，还有俱乐部明察秋毫的球探体系。全世界的男孩子们都能通过电视看到里奥内尔·梅西（LionelMessi）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我可以肯定会有无数的孩子正在模仿梅西的假动作和C罗的过人技巧。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一群孩子会勤学苦练足球技巧，而有朝一日，他们也会激励下一代的小球迷，将足球运动推向新高。

我想，我们对待年轻球员的方式就像是大型集团内对雇员进行培训，使其取得进步。我们有着明确的组织层次、结构和清晰的成功之路，这就像一名大学毕业生进入企业进行培训，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副总裁、总经理甚至是CEO。在曼联，我的组织层次为年轻球员训练营、B队、A队、预备队和首发阵容。英格兰青年足总杯之所以重要，其原因在于：年轻球员可以借此体验到激烈的竞争和一线球员的生活，同时感受到身为胜者或败者的滋味。

当我们刚接手那些才华横溢的小伙子时，我们总是会努力讨好他们。我们为这些年轻人安排了周密的训练，并且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具体应该怎么做。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掌握成功所必需的技能，要知道青训队容不得半点儿玩笑。埃里克·哈里森（Eri）是青年队主教练，小伙子们会在周二和周四的晚上进行高强度的训练，并且一线球队的教练也会密切关注他们。阿基·诺克斯和我非常重视这些训练，而埃里克则让队员们感觉训练跟总决赛一样重要，因此相比起来，很多年轻球员都更喜欢我。随着他们逐渐成熟，我们对他们的要求会适当放松，直到他们最终进入一线球队，这时我们可能会提醒他们提高某一方面，但是对于球员的整体管理挑战发生了改变。我们相信他们的技术和能力，于是我们将工作的重心转向了球员的情感和心理需求。同时，我们保护他们免受媒体困扰。比如，吉格斯直到20岁才首次与媒体见面，后来他接受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我的密友休·麦吉尔温尼的采访。

我们培养年轻球员的手段之一就是让他们远离电视摄像机。有时，我们也会让一些老球员，如布莱恩·罗布森、达伦·弗莱彻和预备队一起踢球。此举对于年轻球员来说就像一剂强心剂。即使仅仅让老球员去场边站着看一会儿，年轻球员也会信心大增。布莱恩·罗布森、史蒂夫·布鲁斯、布莱恩·麦克莱尔都这么做过，加里·内维尔甚至会帮助小伙子们整理他们的合同。他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帮助年轻球员。内维尔会经常训斥他们，但这是为了让他们取得成功。有趣的是，当内维尔入队时，他也会受到舒梅切尔的教育；而当吉格斯刚进入一线球队时，保罗·因斯也对他呵护有加。当我年轻时在圣庄士东足球俱乐部（StJohnstone）踢球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吉姆·沃克（JimWalker）、吉米·立托（JimmyLittle）和罗恩·麦基文（RonM）都对我很好。在曼联队，坎通纳就像年轻球员慈祥的伯父。有一次，在曼联夺得足总杯冠军之后，整支球队都会集在奖杯处，等待媒体采访。每一名球员既可以选择领取自己的奖金，也可以选择将奖金放在一起进行抽奖，最后由获奖者领取全部奖金。几乎所有的年轻球员，如贝克汉姆和加里·内维尔都把自己的那部分奖金领走了，而保罗·斯科尔斯和尼基·巴特则将自己的奖金留下来抽奖。最后，坎通纳中奖了，但是他把奖金全部分给了这2位小伙子，那时他们刚刚进入一线球队，而他们分到的7500英镑相当于2个月的薪水。坎通纳的理由也非常符合他的作风：“因为他们有种！”

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拥有一位值得信任、懂得关怀的良师益友简直就是莫大的鼓舞。球员之间的关系往往比球员与教练之间的关系更自然些。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在于组织结构在老板和雇员之间产生的鸿沟，同时还有年龄方面的原因。比如，在我执教曼联的最后几年里，詹姆斯·威尔逊可能比我更容易和帕特里斯·埃弗拉产生共鸣，因为我们年龄相差太多了。关于良师益友的故事简直不胜枚举，这些人往往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无论其他球队怎样努力培养年轻球员，巴塞罗那在这方面依旧独领**。他们把年轻球员培养成世界顶级球星的方法令人叹为观止。这也充分证明了对球员进行长期投资，并让他们按照球队的系统进行周密训练所取得的成果是令人惊叹的。一流的团队合作来自成员间的互相了解，来自成员关系的培养。在公司里，一起工作过很长时间的人知道其他人在某种情况下会做何反应，甚至可以对同事即将发表的言论做出预判。在绿茵场上也是如此。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例子就是梅西—伊涅斯塔—哈维的梦幻三人组。他们三个彼此熟识，而他们在小范围内的倒脚传球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就像是在看旋转木马。

阿森纳的主教练阿尔塞纳·温格也对球队的长期建设有着独到的见解。初到英国时，他的策略完全基于他对法国足球的理解，当时他发展球队的方式就是购买很多十几二十岁的法国球员，如蒂埃里·亨利、帕特里克·维埃拉（PatrickVieira）和尼古拉·阿内尔卡（Nielka）。近来，温格调整了这一策略，他花费重金买入了梅苏特·厄齐尔（Mesut?zil）和阿莱克西斯·桑切斯（AlexisSánchez），他还买入了几位年轻的英国球员：奥克斯雷德·张伯伦（Oxlade-Chamberlain）、沃尔科特（Walcott）和钱伯斯（Chambers）。

我在曼联执教的最后10年里也采纳了类似的策略。我们扩大了对天才球员的搜索范围，从巴西买入了年仅17岁的达·席尔瓦兄弟；意大利中锋朱塞佩·罗西（GiuseppeRossi），后来卖给了比利亚雷亚尔；从巴塞罗那买到了17岁的杰拉德·皮克（GérardPiqué）。在英国，在球员16岁时即可向其提供合同，待其17岁时即可签订。当时，西班牙的法律允许我们向16岁的皮克提供合同，可惜的是西班牙的俱乐部并不能这么做，只能看着肥水流入了外人田。当年阿森纳买入塞斯克·法布雷加斯（CescFàbregas）时，情况也是如此。

多年之后，我们对年轻球员的重视有增无减，我们的球队系统也变得越来越协调。曼联队搜寻年轻天才球员的网络不断扩大，无论这些球员在哪里踢球——意大利的马切达（Macheda）、巴西的波塞邦（Possebon）和比利时的贾努扎伊。在我执教曼联的最后几个赛季里，我们跟一大批年轻球员签了合同：泰勒·布莱克特（TylerBlackett）、帕迪·麦克奈尔（PaddyMair）、詹姆斯·威尔逊、安德烈亚斯·佩雷拉（AndreasPereira）和威尔·基恩（WillKeane）。如果我还能做主的话，我希望我们的青训系统能够关注曼联天才球员的后代。而这就需要重视对必要设施的投资，以吸引年轻球员，尤其是他们的父母。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拥有最好的条件，因此设施越好的俱乐部越能赢得家长的垂青。如果你不具备帮助孩子圆梦的工作人员和设施，那么打着梦想的招牌去搜罗人才将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