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米·卡拉格年轻时曾经跟曼联队一起训练过,当时他是一名中场球员,表现平平。然而在他签约利物浦之后,便成长为球队的核心和灵魂。在我执教的最后一个赛季,有一场比赛他作为替补出场,当时我们比分领先,我低声对他说:“就一个小小的要求,不要踢到我们的小伙子。”而他却回答说:“他们每个人我都会‘照顾’到的。”在我退休之后,跟他接触过一段时间,令我印象颇为深刻。在我看来,如果未来的某一天他当上了利物浦队的教练,一点儿都不足为奇。但是他首先要决定是否愿意离开电视演播室,重新接受足球场上的挑战。
曼联队同样也拥有很多求胜欲很强的球员。当胜利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真正的赢家会不遗余力地追求胜利。虽然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儿陈词滥调,但是那些顶尖球员都是不断挑战自我、追求极致的。像C罗、贝克汉姆、内维尔兄弟、坎通纳、斯科尔斯、吉格斯和鲁尼这些球员,如果你不把他们拽下训练场的话,他们是绝不会停止训练的,他们都有一颗追求卓越的心。比如加里·内维尔,他训练得非常刻苦,因为他知道他不像有的队友那么天赋异禀。我从不担心他周五晚上会去哪儿疯,因为即使是年轻的时候,他晚上9点30分就会去睡觉了。
大卫·贝克汉姆也是一个杰出的例子。当他加入曼联时,住在球队的公寓。他不满足于每天只训练上午和下午,因此晚上也会跟学生们一起训练。在每个赛季开始前,我们都会为队员进行英格兰式的“体能测试”,以了解他们的有氧适能水平,而贝克汉姆每次都能超指标完成测试。C罗也是如此,他有着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球员的梦想,并下定决心为之努力。他还非常注意营养,而这可以追溯到他来英国之前了。现如今,他仍旧严格坚持每场比赛完洗冰浴,为的是能够在下一场比赛中保持最佳体能状态。他从不喝酒,并且将自己的体重保持在自然体重以下3公斤,因为他发现30岁之后,这样可以保持他的奔跑速度。
在理想的世界里,我希望选出11位既有天赋又有决心的球员加入我的名单。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如果一定要我在下面两种球员中做出选择:一种是天资极佳,但是缺乏决心和对成功的渴望;另一种是比较优秀,但是有着极强的决心和毅力,那么我宁可选择后者。第一种球员也许会在短期内有不错的发挥,但是他们缺乏足够的耐心,不能给球队带来稳定和凝聚力。
我上面讲述的这些教练和球员的工作信条适用于任何一项体育运动中的佼佼者。他们对工作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热情,同时还拥有极强的自律能力。就拿A。P。麦考伊(A。P。McCoy)来说,他是著名的障碍赛马骑师,赢得过4000多场比赛。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的每一条肋骨都曾折断过,其他部位的骨折更是数不胜数。他的自然体重是75公斤,但是25年来,他始终保持在63公斤。当他宣布退役时,他的妻子感慨道她终于要学会如何炖土豆了。曼联后卫内马尼亚·维迪奇(NemanjaVidi?)的朋友,网球冠军诺瓦克·德约科维奇(NovakDjokovic)对自己的要求也是相当严格,当你知道他的健身计划和饮食方案时,只能膜拜。
同样,世界上的顶级足球运动员也一样是非常严于自律的。虽然偶尔会传出他们在迪拜的海滩上晒太阳,在夜店跟年轻姑娘在一起的照片,那就另当别论了。他们需要不懈的努力,而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要成为顶级球员,他们明白球队中时刻都有人准备取代他们的位置。这也解释了几乎所有足球队员都来自“工人阶级”。
一般来说,中产阶级家庭会让自己的孩子上大学,或是学习一门技能,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些家庭,足球是不会受到重视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那些不太可能继续接受教育,只能靠努力提高球技来改变生活的孩子才会被足球所吸引。我们今天所谓的“工人阶级”与几十年前的含义大不相同,大部分的曼联球员都来自我们今天所谓的“低收入家庭”。我不想表现得像个老顽固,但是有现在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今的球员的成长环境优越了很多,从小就能够享受到热水、电视、电话、电脑、汽车和廉价航空,总体来说物质生活条件比我小的时候好太多。一直以来,我都对那些工人阶级出身的球员情有独钟,我认为这些球员能够克服生活中的种种困难。
我麾下几乎所有的英国球员都有一个共同点:足球是他们改变悲惨处境的一扇门。瑞恩·吉格斯的童年很艰苦。他出生于加的夫城,那年他母亲才17岁,由于他爷爷来自塞拉利昂,因此吉格斯很小的时候就要面对种族歧视者的嘲弄。当他的父亲,丹尼·威尔逊(DannyWilson)离开英式橄榄球联合会去英格兰北部当职业球员时,年幼的吉格斯也不得不离开威尔士。后来他的父亲抛弃了他们母子俩,由母亲把他抚养成人。吉格斯的母亲林妮·吉格斯(LynneGiggs)出生在索尔福德,这也是吉格斯的足球启蒙地。他母亲做着两份工作——一个是酒吧招待,一个是护士助理。然而尽管如此,作为单身妈妈她还是无法给吉格斯买最好的球鞋,但是她却给吉格斯灌输了刻苦工作的思想。她母亲是个非常高尚的人,吉格斯对她崇敬有加,以至于后来他改随母姓。
大卫·贝克汉姆来自东伦敦的一个普通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水暖工。保罗·斯科尔斯小时候生活在兰利的廉租房内,而尼基·巴特来自戈顿——在这两个地方的停车场里,你绝对找不到一辆宾利轿车。韦恩·鲁尼来自利物浦的一个贫困地区,曾经考虑过去当职业拳击手。丹尼·维尔贝克(DannyWelbeck)和韦斯·布朗(WesBrown)都来自Longsight,那是曼彻斯特城附近的一个城市,黑帮活动猖獗。布莱恩·罗布森的父亲是一名卡车司机。里奥·费迪南德(RioFerdinand)来自伦敦最穷的地方佩卡姆(Peckham)。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多年以来,我越来越擅长判断出身背景对英国球员的影响,因为我们可以了解到球员的家庭背景和其曾经就读过的学校。然而当我们开始从南美和东欧挑选球员时,想要对他们的特点和个性明察秋毫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球队里的年轻球员还需要知道队里的长幼尊卑制度。他们需要清理球鞋上的泥,打扫更衣室,还需要负责“球和球衫”——收集球员们散落在训练场上的球和球衫。这些年轻的小家伙还知道,一线球员的更衣室是绝不能随便闯入的。然而正是这些规矩让他们对成功变得更加向往。
在我当教练的最后10年里,在一些年轻的海外球员身上,我也经常能发现英国球员的一些特点。C罗当然知道艰苦奋斗的感觉,他出生在马德拉群岛的一个穷人家,由母亲一人把他抚养大。蒂姆·霍华德(TimHoward)曾经代表曼联出场77次,他在美国新泽西州长大,他母亲带着他从匈牙利移民至美国,在父母离异之后,他的母亲需要做两份工作补贴家用。达·席尔瓦兄弟也是很好的例子,他们出生于巴西的彼得罗波利斯,他们有着令人惊讶的工作信念。拉斐尔·达·席尔瓦会在曼彻斯特最冷的日子里穿着半袖短裤出现在训练场上,而其他球员,包括我在内都裹得严严实实的。在赛季结束时,我告诉两兄弟,让他们在暑假里好好歇歇。然而我发现,他们的父亲在家乡已经为他们建了一座球场,供他们每天跟伙伴们踢球。
大部分的海外运动员也都视足球为未来的通行证。那些顶级球员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勤奋,并且直觉告诉他们,如果把天赋和勤奋结合起来,他们将收获颇丰。在我小时候的那个时代,我的父亲会为我制作圣诞礼物,而我怀疑这对于不少外籍球员来说简直是奢求。我们签下的大部分外籍球员的成长环境基本上都比本土球员好不到哪里去。阿德南·贾努扎伊(AdnanJanuzaj)在2011年3月与我们签约,当时他年仅16岁。他的父母从前南斯拉夫逃难至比利时,后来生下了他。另一位来自厄瓜多尔的选手安东尼奥·瓦伦西亚(AntonioValencia)也出身贫苦。安德烈·坎切尔斯基(AndreiKanchelskis)在20世纪90年代效力于曼联,他在前苏联长大。卡洛斯·特维斯(CarlosTévez)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毒品猖獗的阿帕奇要塞。昆顿·福琼(QuintonFortune)来自南非遭受种族隔离的小镇。
然而可悲的是,有一些球员,他们虽然有着与吉格斯和C罗类似的遭遇,也同样才华横溢,但是他们就是意志不够坚定,无法走出童年时的阴影,也克服不了自己的心魔。拉维尔·莫里森(RavelMorrison)也许是最悲剧的一位。在我签下的所有年轻人中,他可谓是最有才华的那一类,但总是不停地制造事端。2012年将他出售给西汉姆联队(WestHam)是令人非常痛心的,因为他本可以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球员。然而,这几年里他在场外不断地惹麻烦,因此我们只得忍痛割爱。此后,拉维尔毫无成熟起来的迹象,西汉姆联队也在2015年和他解约。
对于那些有着艰苦成长经历的球员,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渴望和能动性对我来说是用之不竭的。每当曼联队遇到挫折,大家需要鼓励时,在比赛开始前鼓舞士气,我总是会提醒我的队员:“你们都来自工人阶级,小时候都吃过苦。”我还会告诉他们,他们的祖父、祖母或其他家人可能辛辛苦苦工作一整天仅仅是为了谋生,而他们仅需努力踢个90分钟球,就能大赚一笔。现在想来“工人阶级”一词对于一些球员来说,尤其是外籍球员来说可能并没有什么共鸣,但是他们肯定都认识一些经历过磨难的人。我们大家都会在某些时候感到自己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人,这时人们往往会有两种选择:要么感到自己被世界遗弃,负面情绪爆棚,抱怨生活的不公;要么借助这种被孤立的感觉,逼迫自己奋斗,就像特洛伊人一样努力。我经常这样告诫我的队员:“如果我们不比其他球队更努力,那么我们就不是曼彻斯特联队。”
能动性
多年以来,我一直试图弄明白为什么有些人的能动性要高于其他人。对此问题,与30年前相比,我可能还是一头雾水。但是我确实学会了如何驾驭这种能动性,也正如我之前所说,如果在能动性和才华两者之间,我只可取其一的话,那么我无疑会选择前者。对我来说,能动性意味着:努力工作的意愿、刚毅的性格、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和永不言败。
在曼联队中,有不少球员都表现出了那种成功所必需的能动性。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布莱恩·罗布森、罗伊·基恩、史蒂夫·布鲁斯、马克·休斯、布莱恩·麦克莱尔(BrianMcClair)和帕特里斯·埃弗拉(PatriceEvra)。一名球员的能动性往往能够给球队带来很大的影响——而对于成功的能动性,就像一剂魔法药水,可以传遍整支球队。布莱恩·罗布森来自达勒姆郡的切斯特勒斯特里特区,那是英国北部的煤矿区,在其他球员畏首畏尾的时候,他总是一马当先。他也因此经常坐在伤病席上,而这也使他成为难得的领袖人物。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除了胳膊脱臼的那几次,他每天都坚持做一千个俯卧撑。我经常会给球员们看罗布森防守角球时的一张照片。他的眼神几乎凝滞,那一刻他已经忘记了整个世界,他只想着怎样才能成功地防守这次角球。
罗伊·基恩的不懈努力也是颇为鼓舞人心的。史蒂夫·布鲁斯在曼联出赛414场,他是防守的核心,优秀的组织者,且从不畏惧,但是他在速度上还是有所欠缺。然而像托尼·亚当斯这样的球员,他会以一种深入骨髓的斗志去弥补自己的短处,以赢得胜利,这种精神颇具感染力。
大卫·贝克汉姆和尼基·巴特都对成功有着极度的渴望,后者曾代表曼联出场387次,是一名当地的小伙子。
来自贝里(离曼彻斯特不远)的内维尔兄弟和来自科克郡的丹尼斯·埃尔文(DenisIrwin)都有着杰出的能动性。他们身上具有一些类似的特点:他们都全身心投入俱乐部;都是极为可靠的球员,80%的比赛中都会有他们的身影;他们都能够以自己的意志力影响到其他队员。这几位球员没有人愿意接受失败。幸运的是,这些年来我们的首发阵容中这样的队员越来越多了。
我称赞这些球员并非有意贬低球队中的其他球员。我之所以拿他们来举例子,是因为他们不像休斯、科尔、坎通纳、贝隆、斯科尔斯、吉格斯和C罗那样天赋过人。我将他们作为能动性的典范,因为他们依靠纯粹的意志力、无所畏惧的勇气和决心,他们的光芒已然掩盖住了天赋上的不足。
但是有些时候,球员们的这种能动性也会失控,而这时我不得不介入其中。有一次我们在米德尔斯堡进行比赛,我的球员们像一群狗一样追着裁判理论,为此我大发雷霆。但是,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也是十分谨慎的,尽量不让他们产生消极情绪。一旦你干涉得太多,就会抹杀一个人的能动性。相信我,抹杀一个人的能动性远远比激励那些生来就缺乏能动性的人容易得多。对于有些球员,他们阴差阳错地没能够在小时候养成优良的个性,这时候通常你无法将一些优点强行灌输给他们。但是,有一个案例却经常能给人以希望。此刻我想到的是奥莱·索尔斯克亚(OleGunnarSolskjaer),他出生于挪威一个寂静的小渔村,当他23岁那年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时,看起来就像个14岁的唱诗班少年,看起来十分柔弱。是曼联队让他首次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他也逐渐爱上了这种感觉,变成了一名锐意进取的球员,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信念。
大部分人的内心都是缺乏信念的,他们的信心很容易动摇,他们经常举棋不定,心中充满各种疑惑。我不相信一个缺乏坚定信念和信仰的人能够成为优秀的领导者。当我还是一名球员时,我的信心也曾动摇过。当时流浪者队决定抛弃我,并希望我能答应一项转会协议,来交换另外一名球员。但是我下定决心绝不能让他们说服我。在每次训练前,我都习惯去打9洞高尔夫,让自己的头脑变得清醒,准备迎接一天的挑战。在这件事情上,我始终未向他们妥协,至于1969年他们把我卖给了福尔柯克队(Falkirk),那也是我自己的意愿。
当我确实举棋不定,或至少没能坚持自己的原则时,有时需要其他人助我清醒过来。早在1991年时,我初到曼联,有一次流浪者队的前教练乔克·华莱士(JockWallace)给我打电话,说他会去南安普顿看我们的比赛。乔克当时虽然身患帕金森病,但是还像当年那么精明睿智,赛后我们一起去吃饭时,他对我说:“这不是亚历克斯·弗格森的球队。什么时候你能让球队拥有你的风格,那就对了!”这是一条非常棒的建议,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没能够完全坚持自己的信仰。我知道有些队员不够好,但是我不愿意卖掉他们,我总是试图转变他们,让他们达到力所不能及的水平。西汉姆联队的主帅约翰·莱尔(JohnLyall)也对我说过与乔克类似的话。他说:“一定要让你的球队表现出弗格森的风格。”此二位都在暗示我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信念。今天,我也喜欢用这句话鼓励别的教练。
在我的记忆中,自从离开阿伯丁之后很少会感到不自信。从我入行足球到离开苏格兰为止,这29年间我一直在努力学习足球各方面的知识,并且在阿伯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些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也对自己的信念更加自信。当我刚接手曼联的工作时,我感到非常自豪,并且对自己的判断力和能力非常自信。但是,当我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场之后,面对包括酗酒在内的种种问题,我真的感到有点儿慌乱。我想知道,我这到底是到了一个什么鬼地方。在1989年到1990年上半年期间,曼联队可谓是诸事不顺。24场英超联赛,我们仅赢了6场,并且从1989年11月末直至1990年2月初的11场比赛中,我们一场都没有赢。那简直是糟透了。事实上,在我们1989年11月12日打败诺丁汉森林队(Notti)之后,直到1990年3月3日对阵卢顿队,在此期间我们一场球都没赢过。球迷们变得焦躁不安,而当地媒体也磨刀霍霍准备抨击我们。这种情形跟我在阿伯丁取得的辉煌成就相比,对我是一种莫大的冲击。我儿子杰森当时才十几岁,吃饭的时候经常在餐厅里哭着问我,他是否可以回阿伯丁。当时我告诉他:“不可以,我们要坚持下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很多球员,尤其是年轻球员,把自己的身体视为理所应当的可靠伙伴。然而一旦受伤,他们很快就要直面一个人的凄凉,从此不再跟球队一起出行,一个人去康复中心,也不得不面对自己是否会恢复这一问题,或是俱乐部是否会购买新球员取而代之。有些球员甚至会觉得自己没有做任何贡献还拿工资,感觉受之有愧。这时我想起了两个例子:当费尔南多·雷东多(FernandoRedondo)从皇家马德里转会至AC米兰时,首次训练中他便遭遇了严重的膝伤,他更是为此拒绝接受俱乐部的薪水,直至能够上场比赛。另一位是马丁·巴肯(MartinBu),他在为曼联效力了11年之后,于1983年转会至奥尔德姆竞技,并且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签字费。在他转会的第二个赛季,他觉得自己不再适合职业足球联赛,于是他找到了主教练,退回了自己的签字费。这便是2位荣誉感极强的人的故事。
事实上每一名球员的自信心都会在比赛中受到冲击。他们可能会遇到倒霉的一天,他们不希望皮球滚向自己这里,不管你信不信,他们甚至暗地里希望自己被换下场。在这方面,我发现射手和守门员最容易怀疑自己,而且一旦他们的自信心受到冲击,他们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当一名射手无法进球时,他们会觉得自己再也不会进球了,而当他们进球得分时,他们认为自己绝不会丧失任何进球良机。我的所有射手都是如此,包括:马克·休斯、埃里克·坎通纳和范尼斯特鲁伊。马克·休斯近年来担任教练一职,此前他曾在1983年至1986年和1988年至1995年为曼联效力。他是一个性格坚毅、魄力十足的角色。他是天生的球星,你可以在最重要的比赛上对他委以重任。但是进球荒也会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
范尼作为一名球员,进球得分就是他的全部。如果哪场比赛他没能进球,即使我们赢了球,他也是愁云满面。他以一种加尔文主义的态度对待足球,即:如果他没能进球,他就会觉得他不值得被球队雇用,也不配得到他的薪水。毫无疑问,在我执教过的所有射手中,他是最真诚的。他的一切都以进球为核心。2003年当我们击败埃弗顿获得英超冠军后,范尼径直跑向更衣室,他想知道他和蒂埃里·亨利谁获得了金靴奖(该赛季英超进球最多的球员可获此殊荣)。事实上,当年的金靴奖也非他莫属,他也终于可以好好过一个暑假了。
2011年当大卫·德赫亚加盟曼联之后,他的任务绝非美差,因为他接替的是荷兰人埃德温·范德萨(EdwinvanderSar)坚守了6年的门将位置。那时德赫亚仅有20岁,虽然身材高大,但是他的肌肉力量还不足以与英超联赛中的硬汉们抗衡。他来曼联的第1个月就遭遇了窘境,球迷和媒体都跟他过不去。在一场比赛过后,我看出来他很沮丧,但是我没有单独找他谈话,而是选择对整个球队说两句。我告诉我的队员们,德赫亚是曼联精神的完美体现,他初来乍到,甚至不会讲一句英文,也没有驾照,每周还要经受来自敌方前锋的狂轰滥炸。我观察到,当我讲完话,他确实振作了起来。他如今已经成长为全世界最优秀的门将之一,这多亏了门将教练埃里克·斯蒂尔(EricSteele)和其他队员的帮助。
彰显球员自信水平的另一个场合是点球大战。有些球员,比如帕特里斯·埃弗拉,在训练时踢点球的表现可圈可点,但是一旦到了比赛场上,他却非常惧怕罚点球。保罗·因斯也是如此,还有我们后防线上的中流砥柱韦斯·布朗,一听到要罚点球,就赶紧打赤脚逃避。我想他肯定一直在祈祷,在轮到他射点球之前,比赛就能结束了。当然还有一些自信爆棚的球员。坎通纳几乎不会错过任何罚点球的机会,他脸上的表情告诉这个世界:“我怎么可能罚丢呢?”我猜,在他看来罚丢点球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丹尼斯·埃尔文、史蒂夫·布鲁斯、布莱恩·麦克莱尔、范尼斯特鲁伊、罗宾·范佩西(RobinvanPersie)、鲁尼,这些都是享受点球的球员。其中鲁尼在压力下更能有出色的发挥。2011年5月,我们0∶1落后于布莱克本队,我们在积分榜上尚需一分才能赢得英超冠军,在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7分钟时,我们获得了点球机会。鲁尼干净利落地把球罚进了球门上角。在鲁尼上场之前,他就已经知道如果获得点球机会,他将如何罚球。我想这正是他罚球时胸有成竹的原因。
在规定的比赛时间快要结束时,如果我感觉到我们要踢点球来决胜负,这时我就会在脑海中对球员进行筛选。2008年欧洲冠军杯决赛时,我就是这么做的。当时我让来自巴西的中场队员安德森来踢点球。当时他仅有20岁,但是拥有非凡的信心,最终不负众望打进了第6粒点球,帮助我们击败切尔西,第三次获得欧洲冠军杯冠军。
在一些极特殊的情况下,有些球员会主动提出要求,自讨苦吃,这也无形中增强了其焦虑程度。1995年的欧洲联盟杯上(UEFACup)就发生了这一幕,我们在老特拉福德球场被伏尔加格勒(Rrad)淘汰出局。当时,我让约翰·奥凯恩(JohnO’Kane)担任右后卫。他是一位天才球员,但是仅仅在首发阵容中出现过几次。在开场前10分钟,我们刚交上去球员名单,他就告诉我他想踢左后卫。显然,他非常紧张,但是我已经别无选择了。他的这一要求可谓是自寻死路,因为他即将面对的是一个速度奇快的边锋。我让菲尔·内维尔打右后卫,让奥凯恩打左后卫,但是比赛开始不到半小时,我就不得不把他换下场来,他当时已经快崩溃了。
有些我们控制不了的事情会动摇球队的信心和决心,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在这些时候,鼓舞球队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当曼联队员得知曼城队开出天价抢购球员时,他们肯定会感到震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2012年在英超最后的6场比赛中,我们本应该拿到18分,却只拿到了10分。最终我们在净胜球上输给曼城,将英超冠军拱手让出,更让球员们的信心雪上加霜。我知道人们会误解我下面所说的话,或者说我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但是当年曼城确实没有赢得冠军,只是我们失去了冠军而已。
在我们失去冠军后的那个夏天,我经常用曼城队的英超冠军头衔来鼓舞我们队员的士气。在我们重整旗鼓准备冲击下一个赛季时,我一再重申:曼联队希望赢得每一场比赛。无论我们的对手是本届英超冠军、欧冠冠军或是足总杯中抽到的丁级联赛球队,我不停地向球员灌输这样一种观念,没有任何球队比曼联更伟大——即使他们的老板掌握着整个波斯湾的石油或是俄罗斯的所有煤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