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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事清流002（第1页）

第二章文事清流002

对此，现世的日本人似乎已经不闻不问。我承认这只是初步的观察，或许是一种直观，但由此而引发的思考似乎又叫我不能以直观为满足，因为我发觉日本人确乎怀有隐形的心灵。

少年自虐的残暴，换来的是他的道义，但同时也许是他的快感，尤其是他的年龄可以证明他的意识—快感大于道义。尽管这个传说很难令人信服他的凶狠举动，但验尸官的记述是清楚的。还有，那个疯老太太，在她的情感中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的逻辑：快叫我砍下你的头吧，那样你会感谢我，你会爱我。

我打扰了法善寺，请卖香火的看门人帮我打开墓地的小铁门。在排列有序的墓碑里，我一眼就认出了“义童勘太郎”的墓。墓碑的碑文有不少已经脱落，残破的样子好像从未被维修过。我仔细地辨别碑文上的字迹，当读到下面这句话时，我愕然了。原来，这是勘太郎的父亲在得知儿子剖腹自杀以后说的话。

他说：“多年恩泽，岂可不然乎？”

《菊与刀》写的是死了的日本文化《菊与刀》是一部描写日本人的名著，仅我本人就见过三个中文译本。据行业界的人士介绍说，该书在去年的书市上十分流行，大有成为“知日大全”的势头。书的作者是鲁思·本尼迪克特，一位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她生前虽然没有到过日本，但对关岛的日军俘虏进行过个案调查，好歹也算见过日本人的面孔。

《菊与刀》基本上是根据她的俘虏调查写成的，而这个调查本身其实是一次美国国家的政府行为，为的是了解日本人，以便今后好治理这个战败国。我很早就读过这本书，大约在二十多年前的样子，当时还不懂日文，读的是商务印书馆的版本。译者之一王智新教授在日本还跟我成了哥们儿，反正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挺深的。

这是一部很有看头的书，有偏见也有卓识—这是一回事儿，不过更有趣的是作者本人一些鲜为人知的经历。最近有两部关于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书，书名为《MargaretMeada》。我偶尔翻翻，发现其中的戏剧色彩极强，尤其是许多篇幅涉及了她与另外一个女人的恋情，娓娓道来，禁不住让我想起李安的电影《断背山》，越发觉得人的情感原来是如此地丰富，服了！

鲁思·本尼迪克特，英文名RuthBe，她的恋人也是一位著名的女学者，文化人类学家，著书立身，名叫MargaretMead，译成玛格瑞特·米德，性格与她截然不同。

她们于1922年在倍纳德大学导师鲍兹教授的研究室里相遇。本尼迪克特比米德大十五岁，作为年长的前辈，她内向，而且长得美丽优雅，有话不外露，喜欢闷着不说。与她相反，米德是一个奔放的女孩儿，无拘无束，非常喜欢社交活动，追求变化的生活。后来为了学问，她去过非洲、南太平洋，并写了一本《我在萨摩亚的思春期》的名著，足以证明了她的性格。对于这样两位女学者，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她们相爱的呢？

原来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文化人类学基本上是男人独霸的天下，女学生不仅要抵抗性骚扰（现代语），还要忍受男人对女人的偏见，甚至包括一些肉体上的污辱。而这门学科在当时属于冷门儿，比较封闭，世风对女人选择这门学科也是恶语中伤，两人是孤独的。同样的苦恼，同样的志向，同样的怜悯让她们相爱并让她们坚定地走到了一起。一直到1948年鲁思·本尼迪克特去世为止，她对米德的爱情从未中断过。

米德后来成为了女权主义运动的狂热分子，并勇敢地把自己的同性恋情公开了。

对于文化人类学来说，两位女学者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但同时，还有一个事实似乎也需要承认：人类同性之间的爱情同样也为这门学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谓恋爱，尤其是同性恋，她们是浓密得不能再浓密的人与人的关系，至于这样的关系究竟是如何影响她们的学问的，这一内容恰恰是这本书《玛格瑞特·米德和鲁思·本尼迪克特》非常精彩的地方。

其实，《菊与刀》这个书名本身代表了“死亡”的意思，**是为了吊唁死人而用的花，刀是为了杀人或者杀自己而用的最终凶器。

书中的“刀”并不是攻击谁的象征，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人为了表现武士道的精髓而配置的，这是《菊与刀》的潜台词。比如：日本的庭园也好，甚至包括所谓的自然景观也好，很大一部分都留下了人工的痕迹—杉树要剪枝，修得像一根电线杆的顶尖倒立了一把雨伞一样；松树要剪圆，剪得像马桶盖子！

美丽与死亡是同一个意义！

用一个反话来讲，所谓《菊与刀》其实就是对活的日本文化的全盘否定。难怪作者本人从未去过日本，就像一个面对死者的人，你无法进入生者的存活空间！

日本人喜欢杀死一个自然，为的是建立另一个自然，而这个自然必须要按照他们强烈的自我意识得以操作得以摆弄。

于是，当这样一个自然被关入日本人的思维意识当中的时候，日本的文化也就死了！无疑，《菊与刀》是一部名著，但同时也是一本极具争议的书。

对这样一本书，如果我们反过来读，从“死”往“活”里读，从假设往真实里读的话，或许能为研究者打开另外一条思路。这就好比女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本人的传奇一生，同样也为后人的阅读带来更宽泛的解释一样。

日语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小语种

2007年12月，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被地方法院判定“发言欠妥”。

作为一个作家的石原在侮辱法文这件事情上的严重失态，其实说明了另外一个深刻的问题。

把石原知事告到法庭上的人一共有九十一位，绝大多数都是法国男性，他们认为石原在公开场合下发表的所谓“法文连数字都数不清，不配当国际语言”的言论已经构成了名誉损害罪，因此要求他道歉和赔款。

对此，东京地方法院虽然没有判定石原被告的名誉损害罪，但对他的指责十分明确，认为他的言论完全不符合事实。

说老实话，按照我粗浅的观察，如果石原不是个作家，类似这种小儿科般的错儿，无论换哪个日本人，谁都不会像他那样犯！谁让他偏偏还是个作家呢？那种对语言超常脆弱的丑恶性格完全败露了出来！

日本这些年一直流行“美丽的日语”一说，书店里有时还专门设置柜台，摆满了这类书籍，什么《日语是天才》《日语令我心醉》之类，十分夸张。

其实，语言不能以价值判断来衡量，你说日语是天才，就跟说中文走遍全球无敌手一样，论调是荒唐的！语言不同，只能说明使用的人群不同，仅此而已。

从世界范围看，日语是一个小语种，无论从国际会议的官方语言，还是从外语教学的普及率来衡量，它的通行量都很低！日语与日本的经济实力无法成正比，这是导致很多日本文人焦躁的一个重要理由。

比如：Sony、asonic、Toyota等许多日本大厂商，它们的企业形象很少借日语的什么光，反倒是直接植入罗马字的品牌。

当然，日本厂商知道整个日本的市场是不能与世界打拼的，要想发展，必须行销全球才行！目前，中国大约有四十万人正在学日语，而日语教师大约为六千人，这个数字与其说是文化上的沟通，还不如说是一个长期的经济行为。

日本产业对外的发达永远使他们的自国语言对外不发达相形见绌。

这一点，中文的地位不同，因为世界上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中国人，中文的绝对使用量或许就是中文之所以成为大语种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