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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事清流002(第3页)

语言有呼吸,说外文的时候一旦觉得下巴累了,那就证明你的语言呼吸处于十分正常的维持当中。

“华流”一词在日本很尴尬

眼下的日本媒体给中国抹了不少黑,虽说很多报导还是比较善意的,但不少娱乐新闻总喜欢捕风捉影,小题大做!有时叫人觉得滑稽。

有个电视节目的出演者是一位日本的中年妇女,对中国人用手机都好奇,在她看来,中国连有绳电话都未能普及,怎么会一下子发展了这么多手机呢?于是滔滔不绝,开始讲起她在20世纪70年代到中国找不到公用电话的那些烂事儿,说得就跟今天发生的一样。

从北海道的札幌飞回神户大约一个小时四十分钟的样子,翻了一下空中杂志,偶然读到猛捧“华流”的文章,大致意思也许是想效仿“韩流”,从中国也弄出明星夺人眼球,但字里行间还是觉得滑稽!

比如:日文的发音“华流”跟“下流”一模一样,都念“karyu”,听上去十分别扭!比如:什么“华流”女子十二乐坊,“华流”什么什么歌手之类的,因为一开口就念“ka”,活像一个老乌鸦叫!

再者,“华流”没有什么般配词儿,最多弄到气象学上有个“华氏”

而已。谁都说“国货”,但绝对没有人说“华货”。

弘扬一个文化,命名是重要的。“韩流”的劲风吹到了中国吹到了日本,随处卷走了一批一批的粉丝,但毕竟是“流”!如果“流”走了,势头也就变弱了!

建议那些到日本发展的中国演艺人,最好别用“华流”这个词冠名,好像不这么说,别人就不知道你是中国人一样。说老实话,事实未必如此!

有个日本出版商曾经问过我像安妮宝贝、春树、棉棉她们的小说能不能算“女华流”,当时一听这话,我就觉得别扭。

日本人动不动就乱加汉字的习惯实在要不得!值得庆幸的是,日本的“华流”网站用了拼音“hualiu”当域名,而没用那个“下流”的日本式念法“karyu”!

研究日本人是不是一个大学问

偶然看日本漫画《龙狼传》—据说它在国内也十分盛行,结果发现了不少误译之处。其实,比起村上春树的小说,漫画的文字量有限,而且短语海量,应该是浅显易懂的读物。略懂日文的人不难看出以下翻译上的破绽。

日文的原意是“要开战”,中文却翻译成“我们已经到绝境了吗”,意思整个一个满拧!

世界上有“日本人论”一说,按照字面上的理解,无外乎是对日本人的研究。也许是因为日本这个民族奇特,在世界范围内早成为了一个能够吸引很多学者研究的对象。昨天读到一本叫《整形日本》的图文书,专门研究日本的流行文化,描述生动,作者是香港的汤祯兆先生。当然,从大范围上说,汤先生的书也是“日本人论”的一种。

所谓的“日本人论”究竟是从何处而来的呢?

“日本人论”其实就是一种观察和研究。之所以有这样的“论”,想必是因为某一个时间段曾经出现过对这个“论”的高度关注。日本学界一般认为,“日本人论”出现于江户时代的中后期。这个分水岭是建立在日本人是否意识到了外国人对他们的描述,如果有的话,这个发展应该是在江户中期到幕府末期。

尽管当时的日本采取了锁国政策,但有关西方的消息多多少少也流入了进来,而且有些了解西方知识的日本人也开始描写他们所了解的西方。比如:新井白石(1657-1725)写的《西洋纪闻》就属于比较早期的作品。换句话说,所谓的“日本人论”,是在日本人看西方人和西方人看日本人这样一个知识互动的环境下诞生的。

带有这一强烈意识的人是司马江汉(1738-1818),他是浮世绘大师铃木春信的弟子,也是日本第一个引进油画画法的人物,所以对西方的了解比较前卫一些。他写过一本《春波楼笔记》,其中就说:“我们日本人的智力浅薄,思虑尤其不深,所以无法赶上欧洲。”

后来,还出现了一批人物,比如: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也都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当然,这些人并没有正面展开他们的“日本人论”,只是做出了一个呼吁,认为日本人是落后的,应该学习西方的知识。

上述这些人物的拟似“日本人论”跟本居宣长(1730-1801),还有其他汉学学者的论点非常不同。本居宣长主张对日本与中国之间进行对比,从中考虑日本人的问题。于是他提出“mononoaware”,所谓“物寂”的概念完全是追回到了日本古典文学以后的结果。

不可否认,这个思想的根源所在其实就是日本优越论,无论你跟西方比也好,还是跟中国比也好,日本人总归是优越无比的。发展到了这里,所谓“日本人论”的雏形发展从一开始就面临了两个极端的选择,一个说“落后”,另一个说“先进”!

另外还有一点,幕府时代的日本是锁国的,夸日本人没事儿,但像渡边华山和高野长英那样公开指责日本落后的人一律被视为超级危险分子,所以这两位都惨遭迫害,自杀身亡。当然,所谓“日本人论”

不单单是什么“优越论”或者“劣等论”之争,因为主张学习欧洲的人只是说西方在工业科技方面比日本先进,并没有涉及人的精神层面的议论。

一直到幕府末期为止,所谓的“日本人论”基本上是片面的。但到了明治时期,尤其是从跟西方人相比较这个层面上看,福泽喻吉的《文明论之概略》是一部经典作品,因为这部书作为“日本人论”的一种,至今仍然获得着很高的评价。

福泽在明治以前去过美国与欧洲,对人家如何评价日本人非常熟悉。他写的《西洋事情》就是拿到今天读,还是觉得有新鲜感的。

关于福泽的思想,简单地说,他看问题的角度分为两个。一个是有形的文明,比如衣食住行;另一个是无形的文明,他指的是人的精神—这是他考虑日本人的时候尤其重点阐述的部分。而且福泽的理论包含的实践意义很强,他极力主张排除日本人意识中残留的封建性就说明了这一点。

按照这样一条思路,“日本人论”产生于最先跟外界接触的日本精英阶层,而且绝大部分成果都是以游记见闻的方式公布于世的—包括后来的许多名著,比如《风土》和西周的《国民气风论》和中根千枝、土居健郎的一系列著作等等。

可以说,正是因为日本精英阶层最早对“日本人论”的参与和不断阐述,才使世界对日本人的观察与研究有了一个越来越详尽的知识参照。其中最典型的“日本人论”莫过于美国人写的《菊与刀》。

当然,在这前后曾有不少外国人写过关于日本人的书籍,比如:明治天皇的德国医生写过;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有个记者叫VsevolodOvikov,写了一本叫《樱枝》的书,据说卖掉了七百万册,比当今美国的《艺伎的回忆》还热销;中国比较出名的是戴季陶的《日本论》。

由此可见,“日本人论”的确是一门有传统的学问。但至于它有多大,恐怕学问本身难以用“大小”判断!

日本汉学家面临的绝对困境

坚持了十八年之久的《中国现代小说》季刊终于被迫停刊了,不用说,日本没什么比这一事实更能说明汉学家所处的困境。日前在东京遇见了一批热衷于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日本学者,其中有位女教授眼眶都红了,她跟我说:“现在即使我们自己掏钱想继续办下去都没有出版社出面说愿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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