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他的脸长得就像一个盒子!
对东京的不同解读
每次到东京总会有一些感受,不疼不痒,记住了就写一写,记不住就彻底忘了。凡事忘了还是可惜!
新宿西口的酒店永远都是以乌鸦声作为清晨的第一信号,乌鸦叫得比头班列车发出的轰隆声还早,早得可怕。因为乌鸦扎堆儿,满天黑点,有时遮住日出,犹如悬空的一团团被拆散的黑毛线,看不惯的过客老喜欢仰头,会有一种错觉叫人觉得乌鸦随时会从空中急速降下,直逼你的头顶!
推开酒店的窗户,从地面升起隔夜的酒香已经开始发酸,淡淡的那种气味,而且是不扩散的一个劲儿往楼与楼之间飘溢的气味有时非常诡异,弄得东京就像这种气味的第一品味师一样。
这个月初,跟“80后”才女田原在京都告别后,她直接去了东京,当时忘了告诉她东京之于我的上述印象,估计她不会像我一样遇见那么多乌鸦和闻到那么多气味!东京是一个叫人能够记住,同时又叫人当场忘却的城市。
昨夜在一家烤鸡(YAKITORI)店吃饭,一个人喝啤酒,无座,客官一律站着吃喝,厨房的周围有三面是柜台,然后就是高挂的“暖帘”,一块漂亮的遮羞布拦阻了路人超越客官屁股以上的视线!店内人多,但无人谈话,看上去都是单身客,只有嘴巴里的咀嚼和啤酒下肚的咕咕噜噜在声声作响。东京另类的气氛由此而生,十分细腻!
店主是个老太太,每次为柜台上的客官清扫碟子都要踩上木制的小板凳,然后用手往外够,一直努力到够得着为止。她的手看上去很年轻,光泽妖艳,估计是常年油烟绕梁的结果。店里除了老太太一个人,负责烧烤鸡肉串儿的师傅都穿胶鞋。地表水很多,看上去,自来水龙头老是开着的样子,厨房里行走起来,哗啦哗啦地作响。
烤鸡的确是美食,每一串儿刚烤好的都会有个葱花,或者小松菜团儿,或者黄瓜丁穿插其中,吃到嘴里有一种肉融菜、菜融肉的感觉!
我吃着喝着,谈不上自得其乐,但满腹感正在逐渐接近。也不知何时,冷不丁发现我的旁边出现了一个流浪汉,他虽然站着,但站得歪歪扭扭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堆零钱,用一双又粗又脏的手捧给老太太,口水已经流出来。
老太太的目光十分熟练,接过他的零钱,一顺手递给他一个扎啤,而且用敬语说:“您慢用,烤鸡马上上!”
流浪汉无表情,只管一口喝下啤酒,抿了抿嘴,半天没抬头,似乎已经陶醉于久违的美酒之中。流浪汉的出现很显眼,破衣烂衫,身体还发出一股股的恶臭。不过,即使是这样一个不协调的情景,所有西装革履的客官谁也不在意,甚至没人多看一眼流浪汉,就像他不在东京一样!
更有趣的情景是后来,一辆豪华轿车停到了路边,司机头戴盖帽儿,一双白手套,从车上下来时动作麻利,闪电般的步子一下站到后门前,前后确认完毕以后,非常恭敬地打开了车门。
从车上下来的是一位日本绅士,笔挺的西装和男人特用的香水都很鲜烈。司机向他鞠了一个躬,他点点头,然后径直走进了我们这家烤鸡店。说是“走进”,未免有些夸张,这位绅士只是用手撩开了“暖帘”,而且正好站到了流浪汉的另一旁!
店内像往常一样,时间静静流逝。香水与臭气混杂,上层与低层竟然如此集中到了一个瞬间,因为我离他们最近,也许感受最强烈。
接下来,还是大家各吃各的,谁也不怎么样,谁也不觉得什么!
东京就是这样,一个容易叫你明白的和谐就是这样诞生的。
东京的鸭子靠河水,但乌鸦靠垃圾“鸭子”好像是中文里面的一个亲昵称呼,专指为富婆服务的美男子,但这个称呼在东京不通用,日本人所说的“鸭子”很单纯,就是指那些游**的鸭子,它们一般都栖息在水边,有的甚至在很小的河沟里也会出现。
乌鸦是东京的一道标致的风景线,我每次去都会跟它们打照面,尤其是住到新宿附近的旅馆,歌舞伎町那扑鼻的酒气就像专为**次日清晨的乌鸦一样,迟迟不散,盘旋而上,空气中老有一股湿湿的感觉。
乌鸦十分聪明,掏垃圾有时还会借助别人的力气。我亲眼见过以下的场面。
当时我住在一家高层酒店,正用长镜头瞄准一只乌鸦,见它直冲路边的垃圾站飞去,像一股浓浓的黑烟,突然降至地上,然后用尖嘴拼命地撕垃圾袋儿,不一会儿,垃圾袋里就滚出许多小核桃,掉在水泥马路上一个劲儿打滚儿。这时,乌鸦一口叼上一个核桃,然后把它扔到了十字路口的汽车的底盘下面,等红灯一变,汽车再一启动,那轮胎下的核桃就被“嘎吱”一声压得粉碎,于是,恰恰是趁了这一瞬间,乌鸦从容地捡回来,并且很快就把核桃肉给吃了。
对这个连续的动作,我的相机里有记录,刚才偶尔拿出来看看,觉得好玩儿。东京哪儿有垃圾,哪儿就会有乌鸦,多少不算,但多多少少是会出现的。
垃圾旁边的乌鸦不好看,因为它们太忙碌,反倒是河边的乌鸦显得十分美丽!
正田私宅的狂骚曲
从2003年秋天开始,日本东京围绕一座旧式的建筑发生了一场骚乱,而且事端发展迅猛,一直到我写这篇稿子的冬天,无论是电视上,还是大报小报,几乎每天都在议论这个话题,更有趣的是原来一处宁静的住宅区现在闹得鸡犬不宁,游行的、看热闹的、拍照的、破口大骂的、失声痛哭的……简直就像一场大悲剧突然开演了一样。
事情的原委并不复杂,大致如下:旧式建筑是一幢小洋楼,始建于70多年以前,主人的名字叫正田英三郎—一家大公司的老板。如果小洋楼的拥有者仅仅是这样一位实业家的话,我估计也闹不到今天这个地步。原来这位正田老人是日本皇后的亲生父亲,而这座小洋楼恰恰是皇后出嫁以前一直居住过的私宅。在日本人的心目中,这位诞生于民间的少女嫁给了现在的平成天皇,而且又是在日本战败,百废待兴的年代,那段令人神往的皇族浪漫几乎已经延伸为某种纯爱的传说。正因如此,这幢外观西洋风格、家居日式韵味的小楼也变得具有保留的价值。不过,日本国民这么想是一码事,可作为一般民间人士想的话,却像是另外一码事。这里说的民间人士当然不是指现在的皇后,而是她的娘家人。自从正田老人过世以后,皇后就表示了放弃自己作为长女的那份继承遗产的资格,并将之全部移交给娘家人。按照日本的法律,继承上代的遗产要交纳继承税,后来经皇后和娘家人的商议,以实物代替现金纳税,把这幢小楼交纳给了政府的财务部门。接下来,日本政府对这幢小楼进行了一番评估,其结果是不仅没有承认它的历史价值,而且就连这幢小楼曾经以20世纪杰出建筑物而载入日本建筑史这一事实也不管不顾,最终决定把皇后娘家的私宅夷为平地,然后再转卖他人。于是,风波骤起,通过媒体的大肆渲染,惊动了日本的老百姓。
有趣的事儿也出现了。距离东京200多公里的长野县有一处著名的别墅区叫轻井泽町,这里曾经是皇后与天皇年轻时约会打网球的地方,结果这个町的头儿出来说话了,他面对电视镜头似乎有些激动,嘴唇发抖地说:“我们町的老百姓都希望保卫皇后娘家的私宅,如果东京非拆不可的话,我们愿意将其原样搬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要为它造纪念馆,还要让它成为一个观光的景点。”这下一来,保卫这幢小洋楼逐渐发展成了一场运动,东京街头开始出现一批批的老人,他们在脖子上用一条细长的绳子吊起一块纸板,上面铺开一张很大的白纸,画着笔直的线,然后他们对过往的行人大声呼喊:“为保卫正田私宅,拜托你签名支持我们吧,我们要去政府请愿啊!”
元旦连续好几天,这些请愿者的详情一直是媒体追踪的对象,无论是从电视画面上看,还是我在东京街头见到的情景,这些请愿者大都是上了岁数的日本老人,他们神情凝重,站在冬日的寒风中直立不动,好像黄昏永远停留在他们的脚下一样。
即使是这样,日本政府似乎也不妥协,一边公布皇后本人无意保留她娘家的私宅,一边派遣施工队想强行在小洋楼周围搭起脚手架。头一天因遭遇请愿者的顽强抵抗,不到20分钟,施工队的车辆就撤离了现场。可到了第二天凌晨,他们又来了,6点钟的时候就悄然进入了小洋楼的庭园,一进去就开始锯树、拆墙,搭起铝合金板和脚手架。那些保卫正田私宅的老人们谁也没想到这些施工队的年轻人居然会拿出这么一招儿。老人们愤怒了,他们大喊起来:“你们这些浑蛋,不得好死呀!
那些树可都有精灵呀!你敢砍?你们这是在作孽呀……”这时,有的老人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当然,这些也是通过电视镜头向全日本播放的。目前的事态已经升级,因为在施工队进入正田私宅的第二天,请愿者的那些日本老人就把他们的政府告到了东京地方法院。
日本人的事情,我当然是个局外人,可就这场**而言,似乎也有些疑问。皇后现在是皇族,可她原来跟皇家一族无根无源,作为民间的少女跃身为名门显贵,人生一半民间一半贵族,那么拆掉旧居的动机如果也有皇后本人参与的话,那么她的同意是出自民间呢,还是贵族呢?
据说,正田老人生前曾经嘱咐过家人不要保留这幢小楼,如果这是真的话,那皇后的同意仅仅是一个民间少女听了爸爸的话。可遗憾的是,日本老百姓已经不答应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当年走出正田私宅的那个少女,一生都是他们敬仰的皇后。
目前,正田私宅已经不存在了,但围绕这件事的前后似乎正在变成一个传说。
墙头上的咖啡空罐儿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一家日本商社供职。商社是综合商社,而且股票在东京上市,至于一家上市公司是否对职员好,一直到我从公司辞职的时候都没有弄清楚。日常的业务联系会与许多大大小小的客户接触,如果对方也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公司,那双方的谈吐就比较随和,甚至你我两人的表情都近似,那种沉稳、按部就班的神情或许是日本职员的一个习性。不知从何时起,我这样的人居然也沾染上了这类习性,而且这是一个中国客商跟我说的。他问我:“毛兄,你看日本人鞠躬的时候像不像鸡啄米?”
我本来想回答说这是人家讲礼貌的习惯,在对方面前保持低姿态,结果还没有等我开口答话,这位中国客商忽然笑起来,原来我正在向另一位刚进屋的客商频频弯腰点头,活像鸡啄米。当然,他的笑是好意的。这些年跟中国客商的聊天充满了风趣,相比之下,同样的客商,跟日本人的交谈有时就显得沉重,尤其是那些中小公司的老板,他们往往喜爱表现某一方面的得意部分,比如有一个小老板就跟我说:“别看在大公司里工作好像挺威风,一旦你离开了,退职了,过去是你客户的那些人就不会再答理你。把公司的牌子一摘下来,你也就是那么一个在马路上逛来逛去的闲人。所以啊,积攒一点本领,自己干最好啦……”
其实,能够说出上述话的人大致属于富裕阶层,至少他或者她不必为明天的银行是否能为公司押单放款而担心,当然,这么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你遇到某些变化的时候,多少会产生几丝悲情。
我所供职的商社在大阪,而我当时住在神户的西边,一个单程至少需要两个小时,所以,每次遇到无法拒绝的应酬的时候,我必须搭上末班车往家赶。无论多么疲劳,我都会在霓虹灯闪烁的梅田街道上疯狂地奔跑,从过路人的身边擦过,在汽车前一边对开车人打“停下”
的夸张手势,一边抡起公文包为自己开路。在人群如海的街口,我就像一艘刚刚启动的小艇一样,拼命地往车站冲。有时连车站口都冲过了,我竟然都不知道,大口大口的喘气声变成了一种疲惫的回声……这是我供职期间最易伤感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