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奇中文网

第二章 论个人的品质可能对他人幸福产生的影响（第2页）

也许不必再说这个，两个或多个激发行善的因素的结合，会促进这种善行。如果排除嫉妒的干扰，贵族们又有智慧和美德，那么，我们对他们的好感和尊敬必然会大大增加。但是，地位高贵的人也会面临不幸、危难和痛苦，就算他们拥有智慧和美德也不可避免。这时，我们对他们的关心要远远大于对一般人的关心，即便这些人也拥有同样的智慧和美德。所以，悲剧和浪漫故事最吸引人的主题便是，道德高尚的国王或王子遭遇了苦难。倘若他们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品德，战胜了这些苦难，并恢复了自己原有的一切，那么，我们肯定会充满爱意、发自内心地称赞他们。我们因他们的痛苦而痛苦，又因他们的快乐而快乐，两者相互作用，加深了我们对他们地位及品质执拗的欣赏。

如果各种感情趋向各个不同的方向，而我们却要依据这些感情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走向哪个方向，在那种情况下应当走向哪个方向，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所以，我们设定了假定的公正者，称之为大法官或仲裁者。而鉴于当前的特殊环境，到底应该是友情服从恩情，还是恩情服从友情？到底应该是极其强烈的自然感情服从对贵族的尊敬之情，还是对贵族的尊敬之情服从极其强烈的自然感情（要知道整个社会的安全通常都仰仗于他们）？这些都需要由公正者来裁决。如果我们换位思考，用他的眼光看待我们自己，并认真诚意地倾听他的建议，那么，他说的一定不会辜负我们。我们无需什么不定的准则来教我们该怎样做。因为，这种准则通常不能使我们适应环境中的各种情况，不能使我们适应微妙而不易察觉的各种差别。我们赞美伏尔泰的悲剧《中国孤儿》中那动人的赞姆蒂，因为他愿意牺牲自己孩子的生命，来保护已故君主唯一幸存的弱小后代。我们不仅原谅并且也赞美艾达姆的母爱。尽管知道可能会暴露丈夫的机密，她依然勇敢地从鞑靼人的魔掌中夺回自己的幼儿，送到了恩人手中。

第二节　论天性让社会团体成为我们行善对象的次序

有些原则指导我们把每个人顺次排开，作为我们行善对象的先后。这些原则同样适用于社会团体。那些最重要的或者可能是最重要的社会团体，成为我们首要的慈善对象。

一般地，国家是我们最重要的社会团体。因为我们在其中成长学习，在其保护下生活。而我们的行为也会给它带来很大的影响：高尚的行为让它变得幸福；卑鄙的行为让它变得不幸。所以，天性不容改变地将它作为我们施善的对象。当然，这个团体不仅仅包括我们自己，自然也包括我们最热爱最尊敬的人，像我们的子女、父母、亲戚、朋友和恩人。因此，这个团体的兴旺和安全也影响着他们的幸福和安全。就这样，天性通过我们自带的利己情感，通过我们原有的仁爱情感，使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我们和自己的国家有很大的联系，所以它的兴旺和光辉似乎也将一些荣耀加在我们身上。当我们将它与别的团体比较时，我们因它的优秀而骄傲，因它的不足而沮丧。有时，我们把自己国家以前出现过的杰出人物（并不是当代杰出的人物，因为嫉妒可能使我们片面地看待他们）排在（有时是极不公正地排在）其他民族的杰出人物之上。我们惯于带着偏袒的心情去看待那些勇士、政治家、诗人、哲学家和各类文学家。最强烈的表现就是那些爱国者，他们为了这个团体的安全，为了它的荣誉而献身。显然，他是用那些公正者看他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依这个公正者看，他只是众多人中的一员，他有义务在任何时刻保护大众的安全、利益和名声，有义务牺牲和奉献自己的生命。我们知道，虽然这种奉献合情合理，但是做出这种奉献太难了，愿意这么做的人太少了。所以，我们非常钦佩，非常称赞这种行为，我们给其以最高荣誉的颂扬。与之相反，那些卖国贼无耻地追求自身利益，无视良心的谴责，不屑族人的幸福，希冀在特殊的环境中，把祖国出卖给敌人换取一己私利。这显然是所有罪犯中最恶毒的人。

出于对祖国的热爱，我们常常丑恶地猜忌和嫉妒每个邻国的兴旺和强大。就这样，由于没有共认的权威来评判争端，各自独立而又相互接壤的国家彼此猜疑，持续不断地生活在相互的恐惧之中。因为所有君王都不期待得到邻国的真诚，所以他们都选择这样对待邻国。一些独立国家声明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会遵循各国的法律，但人们只是装腔作势地对待这些准则罢了。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只为一点蝇头小利，国家之间就无情地忽视、违反这些准则。每个国家都认为邻国持续增长的实力会威胁到自己。人们通常认为这种想法是热爱祖国、品质高尚的表现，其实，这只是含有民族劣根性的遐想。据说每次老加图在元老院讲话时，无论主题是什么，最终的结束语总是：“这同样是我的看法：迦太基应当被消灭。”这句话感情强烈，是一个粗鲁爱国者的自然表现。因为某国给他的国家带去了无数的苦难，这个人已经愤怒得近乎疯狂了。据说，西庇阿·纳西卡在结束一切演说时，会说一句更富人情味的话：“这也是我的看法：迦太基不应当被消灭。”这句话博大精深，是一个心灵阔达者的慷慨表现。原本衰落的敌国已经不对他的祖国构成威胁，但又开始复兴了，他也没有对这个敌国心怀凶残。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法国和英国都有理由担心对方军事力量的加强。但是，两国如果痛恨对方的幸福昌盛、吃苦耐劳、发展制造、贸易交流、海口安全和恢宏的文化、进步的科学，那么，这肯定会损害这两个优秀民族的尊严。因为以上这些都是整个世界的进步，是全人类生活的进步。我们从中受益，从中脱离野蛮。在这方面，所有国家都应该竭尽全力去赶超，去从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问题，去促进而不是去阻止邻国的进步。这些进步不应成为各国产生偏见和妒忌的原因，而应成为促进各国相互竞争的积极因素。

人们对祖国的热爱似乎并不是来自于人类之爱。因为后者对前者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有时，甚至完全由前者支配。法国的人口大约是大不列颠的三倍，这样，从全人类的角度看，法国的繁盛似乎比大不列颠的繁盛更重要。但是，倘若一个大不列颠公民以这个为借口，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法国的繁荣，不支持他祖国的昌盛，那么，他一定会成为大不列颠的罪人。我们对祖国的热爱并不是因为它只是人类团体的一部分，而是由于其自身的因素。这种热爱与对人类的爱没有任何关系。人类的智慧创造出了人类的情感体系，创造出了天性及其衍生体系，也创造出这个理论：把每个人主要的注意力引向某个特定的地方，只要这个地方是人类团体的组成部分，只要这个地方不超出人们的理解范围，就可以以最高的效率增加整个团体的利益。

对他国的偏见和敌意一般不会产生在邻国以外的国家。我们可能会很自卑很愚昧地认为法国是我们必然的敌人，而法国可能也会如此看我们。但我们两国都不会对中国或者日本的兴旺产生什么嫉妒。当然，我们几乎也不会对其表现多少善意。

一般来说，较有成效，实用最广的国际善行，是政客们的行为。他们在邻国之间运筹计划，结盟联合，来保持所谓的势均力敌，来保持环境的宁和。但是，这些政治家几乎只考虑本国利益，其他所有的东西都被他们丢弃了。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眼界有时更开阔些。作为法国的全权大使，沃克斯伯爵在签订蒙斯特条约时，甘愿以自己的生命换取欧洲的全面安定（一个从不轻信他人的红衣主教雷斯说过）。威廉王似乎对欧洲主权国家的自由独立怀有真切的热忱。这可能多是由他对法国特有的反感所引发而来的。在那个年代，法国给这些主权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威胁。这种感情似乎也传播到了安妮女王身上。

国家又可以分成各个不同的阶层和团体，它们各自拥有其特定的权力。人们对自己所属的阶层或团体的热爱会超过对其他阶层或团体的热爱。因为他的利益和荣誉，他朋友的利益和荣誉，都与这个阶层或团体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样，他极其希望扩大它的权力，忠心地保卫它的权力，避免其他团体的威胁。

任何国家所谓的政体，取决于划分阶层和团体的方式，取决于不同阶层和团体权力的分配。

一个政体的稳定与否，取决于各个阶层或团体维护自己权力的能力，取决于各个阶层或团体抵抗其他阶层或团体的能力。这是因为一个政体的某部分发生了改变，也必然会引起这个政体地位和状况的改变。

所有阶层和团体都依靠国家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就算是所有阶层团体中最有偏见的人也要承认，阶层或团体都从属于国家，只有国家繁荣，它们才能发展起来。但是，要说服人们减少自己所属阶层或团体的权力，来维护国家的繁荣，是极其困难的。这种偏心，尽管有时不合情理，但也有其特殊的作用。它阻碍革新，更愿意维持原有的团体平衡，这也许拂逆了时下流行的政体变革，但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该体制的稳定。

一般情况下，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包括两条原则：一是对现实中已建立的政体结构和体制的尊重；一是发自内心地希望同胞的生活状况安全幸福。一个不尊重法律，不服从法官的人不能算是公民；一个不愿尽力去造福同胞的人也不能算是好公民。

在和平时代，这两条原则是一致的，引导相同的行为。所有，当现有政体维护着同胞们的安全与幸福，那么，拥护现有政体也就维护了同胞。但是，在混沌时期，以上两条原则会走向不同的道路。当政体无法维持社会安定时，明智的人应考虑对其结构和体制进行必要的改变。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常常还需要政界贤者做出判定：真正的爱国者应在何时维护旧体制的权威，又应在何时做出大胆而危险的改革。

外战、内讧这两种环境，为公益精神提供了最佳表现的机会。在外战中，英雄们为国效力，满足了全民的希望，受到国民的感激和赞美。在内讧时期，双方领袖虽然受到支持者的尊敬，但同时也受到反对者的咒骂。因此，他们的品质和功过也变得模糊不定。可以说，抵御外战所得的荣誉，要比内讧中得来的更加完美而辉煌。

如果在内讧中取得最终胜利的领袖，有足够的毅力去让其支持者自制（他通常不会这么做），那么，他对国家的贡献，要比在外战中取得伟大胜利还要重要还要根本。他可以改建政体，可以摆脱之前含糊不定的品质，可以表现出最伟大最高贵的品质，可以成为国家的改革者和立法者，更可以以其智慧维护将来同胞的幸福和祖国的安定。

在混沌时期，制度精神常常与公益精神相结合。公益精神以人类的爱为基础，以对同胞面临苦难的同情为基础。制度精神常常偏向于公益精神的温和，它不停地鼓舞后者，让后者兴奋以至疯狂。非持权领袖们常常会提出看似有理的变革方案，他们认为这些方案可以消除不便，可以缓解人们的痛苦，也可以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因此，他们常建议改革，改变政体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是，这些人没看到在当前政体下，人们已经安安稳稳地生活了几个世纪。这些人通常沉醉于自己理想体制的幻想中，这种体制，他们也未曾经历过，但他们雄辩的描述却给它涂上了绚烂的色彩。也许起初这些人只不过是为了表现自身而已，但他们却逐渐为自己所欺骗，渴望这种恢宏的变革，正如那些极其缺乏主见的愚昧追随者。有时，即便领袖们已经从这种幻想中摆脱出来，像往常一样头脑清醒了，可是他们不愿让追随者失望，尽管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和原则，还是去做幻想中的事。由于党派的这种狂热举动，他们拒绝一切调解、一切缓和和一切合理的通融，他们多因要求太多而一无所获。同时，只要稍加控制就可避免的苦难也发展到了无法挽救的局面。

一个人的公益精神如果是由仁爱和善意产生的，那么他会尊重每个人所拥有的权力，也一定会尊重国家里阶层和团体的权力。尽管他也会认为有些权力有些过分了，但他还是愿意去调和。如果他可以不使用暴力就消除矛盾，那么他的心灵会感到无比的满足。即使他不能用道理来说服人们固有的偏见，他也不会试图用武力解决，他会真诚地奉行西塞罗所说的那句柏拉图的圣言，绝不对自己的国家使用暴力，就像绝不对自己的父母使用暴力一样。他不仅会这样做，而且也能使自己的决策与大众生活相适应，能消除人们不愿服从的不满。如同索伦不能确定最完美的法律体系时，就竭力建设人们可以接受的最好的体系一样，当他不能确定正确的东西时，就努力去改正错误的东西。

与之相反，有些人自命不凡，总是深陷其理想政治蓝图的幻想中，以致不容忍真实社会有丝毫的偏差。他从不去考虑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和意见，而是执拗地着手于理想政治的空想建设。也许他认为，他可以像摆布不同的棋子那样轻易地安排偌大的社会成员。他没有想到，除了手施给棋子的力之外，棋盘上的棋子不再有其他的力。而社会成员与真正棋子不同的是，他们各自都还存在自己支配的力。当他们自主的力与施加的力同向而行时，社会就可以和谐地发展下去，甚至达到幸福的彼岸；当这两个力不同向或反向而行时，社会这个棋盘就下得很艰难，而且随时可能陷入混沌之中。

对于政治家的思考来说，完善政治和法律的各种计划是极其必要的。但是，如果他们毫不动摇地要实现计划中的所有东西，完全忽视反对意见，那么毫无疑问，这是极其傲慢的行为。这是他们把自己的标准提升为最高的伦理标准的行为，这是他们自以为是的行为，这是他们要同胞们去适应他们，而不是他们去适应同胞们的行为。也就是因为这个，君主是所有政客中最危险的。这种自大是他们最熟悉的了。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的决断是完全正确、无与伦比的。所以，当这些皇家改革者去考虑自己国家的体制时，那些有碍于他决策执行的东西就是最坏的。他们完全忽视柏拉图的神圣格言，认为国家是为他们而建的，而不是他们为服务国家而存在。所以，扫除那些障碍，减小贵族威信，掠夺权力，使国家中所有的人都无力反抗他们的统治，才是他们改革的真正目标。

第三节论普遍的仁爱

即使我们有用的善行很难超出自己的国家以外，但是，我们的善意却不受边界的限制，相反，甚至可以俯仰宇宙。我们无法想象存在一种无害的有知觉生命，它们的幸福我们并不向往；它们的痛苦我们并不厌恶。当想到有害的有知觉生命时，我们会自然地产生憎恶。实际上，我们产生的这种憎恶正是由普遍的仁爱所引起的，正是由我们对其他无害而有知生命的不幸与怨恨所感到的同情引起的。

有些人不相信有个伟大仁慈智慧非凡的神，不相信他直接关怀着、保护着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相信他指引着人们自然的活动，不相信他决意在任何条件下都尽力保持世界的幸福，不相信他自身永久的完善性。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无论那种普遍的仁爱有多么的高尚，有多么的慷慨，都是不可靠的幸福之源。相反地，最令这种普遍仁爱沮丧的便是这种怀疑的想法，认为没有上帝之父。因为如果照这种想法说的，那么，所有未知的无限空间里都充满着无尽的苦难和不幸。再繁华灿烂的辉煌文明，都不可能驱散这样可怕的观念，它们始终将人们笼罩在阴影里。但是，在有智慧和品德的人看来，即使是最令人不幸的忧伤，也不会使他的快乐消失。这是因为他们完全相信普遍仁爱的真实存在。

有智慧有道德的人，很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满足所属阶层或团体的整体利益。同样，他也愿意牺牲所属阶层或团体的利益来满足所属国家的更大的利益。所以，他愿意为了世界的最大利益去牺牲一切有意识有智慧的生命，愿意牺牲一切次要的利益以满足更大的团体利益，尽管那些生命是由上帝直接管理和指挥的。如果他习惯了这种信仰，那么就会感到，这个智慧仁爱的神不会无缘无故地把恶毒放入社会体系中，也就是说，这个恶对于普遍的善来说是有用处的。所以，他会把自己、自己朋友和自己国家身上的一切苦难看作对世界繁盛有用的。那么，倘若他认识到事物之间的联系和依赖关系的话，甚至会把它们当作是应当热情期盼得到的东西。

无论从哪方面看，对宇宙伟大智慧者的顺从都没有超出人类的天性范围。比起走向没有困难与挑战的地方，优秀的士兵怀着对将军的爱戴与信赖，迈向死亡之谷要更加快乐和蔚然。第一条路上，他们只能感到如同平日里的乏味；而第二天路上，他们能感受到自己的努力，能感受到自己正迈向最高尚的心境。他们相信，若不是为了整体的安全和战争的需要，他们的将军是不会命令他们这样奔赴战场的。这样，他们甘愿牺牲自己卑微的身躯，来换取团体更大的幸福。他们深情地相互告别，祝愿同伴幸福快乐，然后惟命是从，甚至愉悦地欢呼，奔赴那个辉煌光荣的死亡战场。但是，所有的指挥者，也不能比指挥宇宙的神更受信任，更受爱戴，更受尊敬。有智慧的人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应该这样想：他自己、他的朋友、他的同胞仅仅是被安排在这个困境面前而已；如果对整体没有好处的话，他们是不会被这样安排的；他们该做的不仅是谦逊的服从，而且要尽力满怀愉悦地接受。一个有智慧的人，肯定可以做到一个优秀士兵时刻准备好去做的。

但是，对庞大宇宙的管理，对有知觉有智慧生命的普遍关心，是上帝的职责，而不是人类的。人的职责是对自己、对家庭、对朋友、对国家幸福的关心。这虽然比较低级，但更适合人类微弱的力量和其狭隘的理解力。人们不该因思考其他东西而受到指责，他可以忙着思索更高尚的事情，但是决不能忽略这些低级的事物。据说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曾经反对马尔库斯·安托尼努斯，因为后者正是由于忙于哲学的思考和宇宙幸福的冥想，才忽略了罗马帝国的繁荣发展。总之，无论喜欢沉思的哲学家思考得多么深远，也还是无法弥补其忽视细微现行义务的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