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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独撑败局唯美（第5页）

李鸿章究竟是不是卖国贼，这个争议一直持续到今天。今天，历史仍然没有给他一个完整而客观的评价。对于李鸿章，我也不好评价，但有几个问题，我要说明一下：

第一，中国战败和北洋水师覆灭的责任，不完全在他。他负有管理不善、训练无方、指挥无能的领导责任。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清朝统治阶级的黑暗腐败和大臣之间的相互算计，比如慈禧挪用海军经费，翁同龢公报私仇克扣海军经费等。

李鸿章早就意识到了日本水师舰队赶超中国的危害性，并致力于海防建设与发展，但由于慈禧和翁同龢的阻碍，中国海防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因此，板子不能打在他一个人身上。

第二，李鸿章正是意识到了日本海军装备和战斗力已经超出了中国，他才妥协求和，妥协求和是为了避免战争，避免战争为了保存实力，保存实力是为了徐图自强。从这一点上来说，妥协求和不能和卖国求荣画等号。而徐图自强这一战略思想，是李鸿章的一生的执政思想，虽然颇具争议，但也用心良苦。

第三，李鸿章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是代表清政府签字，其实清政府每一次同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都是他代表签字的，这见怪不怪。这次中日谈判之前，清政府已然答应了日本提出的条件。如果说他是卖国贼，那么他就是清政府的替罪羊。

当然，在这次谈判中，他也犯了严重的个人错误，那就是他没有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而导致宝岛台湾被日本侵占长达50年之久。

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的行为确实很卖国。但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既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也要进行一下角色互换。

假如李鸿章像张之洞那样立场坚定，据理力争，《马关条约》也许不会签订，但日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接着打，以中国当时的军事实力，肯定会接着败。败了之后再谈判，谈判的结果会怎样？不得而知。

假如谈判代表换成了翁同龢和李鸿藻那样的主战派，他们也会坚定立场，据理力争，但《马关条约》未必会改写，中日战争未必会停止，结果会怎样？也不得而知。

假如谈判代表换作兄弟你，结果会怎样？还是不得而知。

因此，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李鸿章面临的抉择，其实是很艰难的，他在签订条约的时候，考虑过生前事和身后名，但他必须作出选择。

我不是替李鸿章辩解什么，我只是强调：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站在历史的角度，结合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可以批评，可以警戒，但无须苛求，也无须谩骂。因为你苛求和谩骂很没用，一切已然发生。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因为背负的骂名太深重，全国臣民的怨愤太强烈，朝廷只好免了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先是令他入阁办事，然后又派他到世界各国游历了一圈。这既是朝廷对他的一种降职处理，也是对他的一种保护。

接替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是原云贵总督王文韶（1830—1908年，浙江杭州人）。至此，李鸿章一共在直隶总督任上干了25年，他创造了清朝总督任职一地时间最长的纪录。

不久，他的哥哥李瀚章从两广总督的位子上退了下来，朝廷又命他接任两广总督。

警告太后皇上

好了。无论怎样，张之洞都很生气。他先后五次上疏反对条约，并致电总理衙门，逐条剖析条约的严重危害性，并在奏折中怒斥李鸿章：“但凡有点心肝的人，都不会同意这样的条约。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窥透皇太后、皇上与诸臣倭之心，恐怕连宋朝秦桧和明朝仇鸾的奸佞程度，也没到他这个份儿上！”

与此同时，他对慈禧和光绪皇帝的妥协求和，也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坐视神州大地沦为异域，不知后世史书该怎么来书写太后和皇上（皇太后、皇上将如后世名书何）？”

张之洞的这些话说得很给力，也很牛气，他不仅要求朝廷处死李鸿章，还批评指责警告慈禧和光绪，实在是胆大包天。

但这是一个忠臣和名臣正常的反应，尽管很二、很清流。面对国家主权丧失，一个大臣如果没有一丁点儿反应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真的就要完蛋了。因此，时人赞他“直言敢谏，不避权奸，一时无两”。

痛骂了李鸿章，警告了慈禧和光绪后，张之洞又建议朝廷拒绝条约，迁都太原，与日再战，他很自信地说：“关内援军和器械会越集越多，200余营士兵，十几万人马，怎么不能与日一战？”

但无论他怎么愤恨，无论他怎么主战，《马关条约》已签字生效，他无力回天。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阻碍《马关条约》的施行，尽量挽回一些国家主权。

力争主权

《马关条约》签订当天，张之洞就致电他的门生、驻俄公使许景澄（1845—1900年，浙江嘉兴人），要求他敦请俄国出面阻止日本割占辽东，让他告诉俄方：日本占据辽东，控制了东方海面，其实对俄国不利。

不几天，许景澄回电：俄方已联系法国和德国劝日本减让，意在争回辽东。接到许景澄的回电后，张之洞又立即电告正在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王之春：“你去找法国外交部密商，如果法国能出兵助我威胁日本废除条约，我一定以厚利相报。”不久，王之春回电：法国、俄国正联合德国合力施压日本，相信会有好的结果。

张之洞大喜过望，他一边将情况上奏总理衙门，一边同许景澄和王之春保持密切联系。后来，他的努力终于起到了作用。迫于俄国、法国、德国的施压，日本终于同意放弃占据辽东半岛，但清政府须另赔三千万两银。

虽然损失了一大笔银子，但这比割让辽东半岛要好得多，张之洞功不可没！

《马关条约》规定苏州、沙市、重庆等城市为日本通商口岸，须在半年内开放。但张之洞不想让他治下的苏州成为日本的租界，于是令江苏及苏州官员先行占领繁华商业区，当日本代表前来征地时，张之洞只同意日本把租界开在距苏州城六里之外的荒芜之地。

日本代表气坏了，然后大加威胁，张之洞不为所惧，他淡定地说：“不能让就是不能让，谁怕谁啊，大不了再干一仗！”最终，在他的强硬坚持下，日本只好同意在苏州城六里外的地方开设租界。此举也让意图强占其他繁华商业区的西方列强望而却步。

为了更有力地抵制日货，他还借洋款支持两江商民购机办厂，并把湖北定购的纺织机器低价转让给张謇在江苏南通开办大生纱厂。几经发展，大生纱厂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纺织企业。

抗割台湾

在争取主权方面，张之洞干的最给力的事情就是死保台湾。因为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绝不能让祖国的宝岛陷入日本之手。

早在中国对日宣战前，张之洞就电告台湾巡抚邵友濂和布政使唐景崧加强战备，以防不测，邵、唐二人深以为然。

不久，邵友濂调任湖南巡抚，唐景崧升任台湾巡抚。在中法战争中，唐景崧受张之洞的指派进入越南招安刘永福，他和刘永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中法战争后，唐景崧授台湾道，随后升任布政使。

这次日本大兵压境，唐景崧深感台湾兵力不足，于是奏请朝廷调令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率领黑旗军进驻台湾。刘永福进驻台湾后，却同唐景崧产生了种种隔阂，两个人的关系越闹越僵。最后，唐景崧竟然处处排挤刘永福。

张之洞闻讯心急如焚，他深知将帅不和乃兵家大忌，于是发挥老领导的作用，极力调和两人和衷共济。在他的多番努力下，唐、刘二人终于和好如初，齐心抗日。

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清政府请求英、美出面调停中日战争时，日本就提出过占据台湾的条件，张之洞得知后立即电奏朝廷“台湾万不可弃”，朝廷却置之不理。后来，他径直询问李鸿章，李鸿章竟推说不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