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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规则制造者创造财富（第3页）

但事情的发展真能像瑞斯顿想得那么顺利吗？

花旗银行发放的第一张可转让存单是发给了瑞士联合银行。存单上的存款数额是100万美元。

瑞斯顿对瑞士联合银行的代表说：这张存单是可以转让的，您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第一个吃螃蟹意味着领先，但瑞士联合银行很快就发现，瑞斯顿的话更像是忽悠。尽管存单上明确标注可转让，但到哪儿去转让呢。他们重新找到瑞斯顿，让瑞斯顿为他们开辟可以用来交易的市场。

这个要求正中瑞斯顿的软肋。从开出第一张可转让存单的第一天起，他每天都在和艾克斯特商议这个事情：我们的二级市场在哪里？美国当局肯定不允许银行业来从事这件事情。可转让存单这个事情他们就没有向财政部及其他相关部门请示。当局对这件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他们再倒腾二级市场的事情，一定会引来当局的管制，说不定到时连可转让存单都不让发放，之前的设想就会彻底成为空想。

事实上可转让存单一直都有着身份定位的争议和风险。有人把这种存单定位为债券。而美国政府的规定是，银行业是不能发放债券的。瑞斯顿一口咬定这种存单仅仅是一种存款证明。直到有一天，一个持有可转让存单的存款人意外去世，法院在遗产认定上明确地将这种存单认定为存款，这种争议才逐渐消失。瑞斯顿和花旗银行应该感谢那位意外去世的人。

艾克斯特建议可以去找美国贴现公司。美国贴现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债券的交易商，如果能够说服他们专门为可转让存单开辟一个二级市场，那么交易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艾克斯特担心：美国贴现公司不会轻易为这种新兴的事物亮绿灯，他们必然会附加条件，趁机揩花旗银行一把油。

艾克斯特预测得没错。美国贴现公司对瑞斯顿说：我可以开辟一个专门用来交易可转让存单的二级市场，但你必须贷给我1000万美元，而且不需要任何抵押。这个要求对瑞斯顿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在花旗银行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不需要任何抵押就敢于贷出如此巨大数额的贷款。但他觉得花旗应该试一试。

艾克斯特是鼎力支持瑞斯顿的人。听完瑞斯顿对可转让存单前景的描述之后的当天晚上，他就一直在预测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他和瑞斯顿一起去美国贴现公司。美国贴现公司的老总雷普自然会关注这个市场的规模，瑞斯顿说大约有23亿美元，而艾克斯特却肯定地说一定会有几百亿的规模。

瑞斯顿终于说服花旗的董事会批准了对美国贴现公司的贷款。他立即打电话给瑞士联合银行：你可以将存单进行交易了。这可是个尝鲜的机会，一旦错过，历史就不会再给你机会。

也许连瑞斯顿都没有意识到他所发明的可转让存单的历史意义。

可转让存单与一般存单的最大区别就是具有流动性。可转让存单是不记名的。一般存单可以随时支取，只不过有时会需要牺牲利息。而可转让存单只有到期后才能支取，这就为市场利率的操作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因此在可转让存单流动的背后，利率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之前的利率水平由美国政府指导和控制，而随着可转让存单的出现，一种由市场供需进行自主调节的利率机制正在形成。

这就是可转让存单带来的历史意义。

由市场供需进行自主调节的利率机制正契合了瑞斯顿一贯主张的自由经济思想。但是肯尼迪的看法和他略有不同。肯尼迪在1961年1月就任总统，这时瑞斯顿在花旗银行高级副总裁职位上已经待满一年。花旗银行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银行，瑞斯顿作为花旗银行的代表时常被肯尼迪邀请到总统府做客。他们一起探讨重大问题，比如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投资。但他们的观点并不能达成一致。

拉美地区正在上演轰轰烈烈的民族革命。由于卡斯特罗的崛起，瑞斯顿在拉美损失了11家分行。而肯尼迪担心的是共产主义对拉美地区的占领，他迫切需要通过增加拉美的投资来扩大美国在此地的影响。

如何对拉美地区进行投资？这是瑞斯顿和肯尼迪的分歧点。肯尼迪主张国家投资，他责令相关部门成立一个专门负责拉美投资事务的进步同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隶属于商务部，由格雷斯公司的总裁格雷斯担任主席。肯尼迪发布政府的决议：凡是向拉美地区投资的企业，税收减免30%。

瑞斯顿不认可政府的这种做法。他觉得不应该通过国内税法的改革来影响国际性的投资事务，他主张一切都要靠市场自己解决，他宣称促进拉美经济发展应该依靠私人投资，而不是国家。因此花旗银行拒绝参加政府组织的拉美投资团，瑞斯顿被商务部长邀请参加进步同盟委员会，但他并不感兴趣。

事情的发展印证了瑞斯顿的判断。与进步同盟委员会类似的组织越来越多，政府对拉美的关注仿佛仅限于组织各种委员会，以及组织这些委员会不停地开会。一位曾担任总统府拉美事务顾问的退休老干部说出了这些委员会的真正价值：它们分文不值。而瑞斯顿在一直忙于的可转让存单市场收获着大量利润。

可转让存单市场的出现，让花旗银行在资金的吸收上变得异常便捷，并且成本较低。以往花旗银行在吸收大额的存款时，简直就是在装孙子，不仅要许诺高额的利息，还要在其他地方给予很多优惠。现在他们完全以市场的手段在市场上寻求到需要的资金，而无需看任何人的脸色。简直是太爽了。

瑞斯顿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猎人，而猎物就是存款人手中的钱。他终于成功地编织了一副金手套，将这些钱财全部套进银行的仓库里。银行业并没有增加成本，只不过他为银行、存款人，以及相关交易人发明了一种游戏。而发明游戏，这本身就是银行家的一种素质。没有人能说得清可转让存单给银行业发展所带来的意义，瑞斯顿本人也说不清花旗银行从中受益多少，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瑞斯顿和花旗银行的创新，使政府、同行，甚至是普通民众都已将瑞斯顿和花旗银行当作精神领袖。

这种荣誉是无价的！

3．野心家遇上技术专家

如果说瑞斯顿是花旗银行主导创新的头脑，那么里德就是这个头脑中最重要的脑细胞。

花旗银行并不是里德的首选。他曾在华盛顿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读书，获得了文学和冶金学的学士学位，以及管理学的硕士学位。毕业后不仅在朝鲜战场上当过一段时间的工程兵，还在轮胎公司上过几天班。丰富的经历并没有为他带来好运，很多公司并不愿意录用经历丰富的人。

据说经历丰富的人不好管理，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但里德有一位好父亲。他父亲是阿根廷阿莫公司下属一家工厂的厂长。他父亲很有名气，据说整个南美洲都听过他父亲的名字。许多银行正是看重了这一点，才开始邀请里德到银行里任职。

阿莫公司是花旗银行一个稳定的重要客户，他们可不想让对手通过招聘到客户子女的方式来撬走客户。瑞斯顿立即和里德联系，邀请他到花旗银行的总部进行会谈，其实就是一场面试。

这时的里德正在经营着一家管理咨询公司，公司的业绩并不好。在接到瑞斯顿的电话之前，他刚刚接到波士顿一家银行的通知，邀请他去担任董事长助理。这是个好职位，工资不菲，里德很动心。

瑞斯顿对里德的考虑是，将他招进来后派到阿根廷市场上去。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里德出生在阿根廷，并在那生长过一段时间，其父亲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但里德对这样的安排并不感兴趣。

他在电话中毫不客气地对瑞斯顿说：有人给出了更好的职位。言外之意：花旗银行可以免谈了。

瑞斯顿不会轻易放弃任何一个潜在的优秀人才。当时他忙于在各个高校中招聘表现突出的学子。他的做法显然比对手要积极得多：他总是和这些进入花旗正式面试环节的学生面谈，而对手往往只是派出人事部门的一般办事人员负责这个工作。瑞斯顿觉得里德可能是花旗银行所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