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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资本的狂欢02（第4页）

对于这样的市场，瑞斯顿当然不会轻易让出。哪怕他面对的是强硬的法赫德派。如果瑞斯顿不能处理好他们的要求，以及与他们的关系，花旗有可能被赶出沙特。但瑞斯顿不惧怕这一点，要冒死力争。

令瑞斯顿深感不安的是：他们为什么会提出控制花旗银行沙特分行这个要求，其中的原因直至今天他还没有弄明白。他觉得他似乎正在面临着一个隐藏在黑暗中的敌人，敌人不断向他开火，但他从不知道敌人的火力究竟有多大。这让瑞斯顿觉得是个隐患。他要求克斯坦佐必须弄明白。

但克斯坦佐却说：其实我们始终在试图彻底了解他们的世界，但是我们好像始终不得要领，也许不去了解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策略，我们只需要始终记住我们的目标——坚决不同意由他们控制。

瑞斯顿并不反对克斯坦佐的观点。三年前代表法赫德派要求花旗银行将持股比例降至40%的人物是担任沙特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的阿里。当时接待他的花旗银行官员是格兰特。格兰特是一个特别善于迎合客户的家伙。他知道阿里是个桥牌高手，尽管阿里在事先就告诉他说他这次是为了一次重要的事情，但格兰特还是有办法将他们谈话的地点由严肃的办公室转移到轻松的棋牌室。

阿里一边握着桥牌一边说：你应该立即向总部汇报，我们要求你们的控股比例必须降低到40%以下。说完，他诡异地笑了一下，继续说：当然，咱们哥俩就把话明说，我们并不是要求你们无条件退出，我们是给予好处的，只要你们让出控制权，我们就允许你们的业务不再受任何限制。

阿里真是个实在的哥们，一下子就将底牌亮给了格兰特。格兰特装作一副很为难的样子，说：我们的习惯一向是自己控股，瑞斯顿肯定是不会答应的。我就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控股啊？

阿里不耐烦地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本人并不想要求你们这样做，是王室的那些贵族要求你们这样做。你们答应他们的要求吧，这样我也好向上面交差。我真不知道这帮家伙在想什么。

桥牌局一结束，格兰特就将会面的情形向瑞斯顿作了汇报。瑞斯顿觉得这件事情后面一定有玄机：银行业在沙特并不发达，他们并不具备先进的管理经验，这个国家并不是没有自己的银行，但他们所设立的银行不是在垂死挣扎，就是一个摆设。按理说他们不应该对银行业感兴趣，石油或者投资更赚钱。但他们偏偏就是对银行感兴趣。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瑞斯顿曾以为利润是他们提出控股要求的根源。毕竟任何人在利润面前都会眼睛冒绿光的。但是格兰特却不这样看。阿拉伯国家的宗教教义里要求阿拉伯人民不能赚取过多的利润，即使是存在银行的利息也不行。这让花旗在沙特遇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前来存钱的富豪只需要花旗提供完善的服务，而对利息他们并不要求。一个连利息都不要的民族，会因为利润而要求控股吗？

不是为了钱，这就让瑞斯顿有点搞不懂。难道要求控股仅仅就是为了控制吗？

是的，一点都没错。法赫德派要求控股就仅仅是为了控制。

前面已经说过，沙特人自己经营银行的能力并不强。政府曾经救助过多家本土银行。本土银行的低迷就给国际性银行提供了机会。随着石油禁运事件的发生，沙特境内各国银行开设的分行遍地都是。

一向有着强烈控制欲的沙特王室很不爽。他们就想将这些国际银行沙特分行的经营权收归到自己手中。花旗银行是其中最大的一家，如果能够让花旗臣服，其他国际性银行自然会效仿。这就是阿里为什么会找到格兰特的原因。擒贼先擒王，沙特王室的贵族也懂得这个道理。

精明的他在沙特政府内部发现了拖延法赫德派的契机：沙特的部分政府官员并不是十分主张一定要将花旗银行分行的控制权收回来，这些官员知道他们本身并不具备经营好一家银行的能力。另外这些官员如果有机会出差到美国，花旗银行总部总是派出最好的汽车、安排最好的酒店来接待他们，并且还会报销他们的一切费用。如果花旗失去了控股权，凭什么还会巴结他们？

于是瑞斯顿就在花旗的内部定下了这么一条规矩：一定要让沙特的政府工作人员心情好。

这条规矩成为了花旗人在沙特做事的第一原则。1973年秋天，石油禁运事件爆发后不久，花旗副总裁克斯坦佐就来到了沙特。他下了飞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拜见沙特的财政大臣扎伊尔。

在这次会见上，随同出席宴会的还有法赫德派的几个重要成员。这些成员很嚣张，他们在宴会上就不断拿出要求扎伊尔签字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是用来要求花旗银行放弃股份的。

克斯坦佐不失时机地说：您不觉得需要和别人商量吗？扎伊尔本身不想签署这些文件，在克斯坦佐的引导下，他找到了推辞的理由：这个决策很重大，我们要开会讨论。他对这些王室成员说。

扎伊尔本人不是王室成员，这是那些人敢于嚣张的原因。但他职务在身，别人对他的理由也无法公开反抗。扎伊尔和克斯坦佐是好朋友，他觉得在关键的时候应该给老朋友谋一些立场和利益。

但这次会议让克斯坦佐充分感受到了花旗银行在沙特发展的潜在危险。他在拜见扎伊尔后立即就用隐语向瑞斯顿作了汇报：狼的气焰越来越嚣张，我们需要处理得更有智慧一些。

瑞斯顿开始认可克斯坦佐的观点——不去了解也许是最好的策略。在以往三年的拉锯战中，他发现法赫德派仅仅是为了争取控制权而争取，仅仅是为了控制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花旗最好的做法就是拖延。拖得越久越好。也许到了某一天，沙特已经不适合花旗的生存，到时即便不撵也会主动走。

但这次情况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克斯坦佐在电话中说：我们的大使立场有问题。

美国驻阿拉伯大使阿金斯是一个阿拉伯主义者。他居然宣称：花旗银行就应该将银行的经营权归还给沙特政府。这位哥们居然会为法赫德派说话，让瑞斯顿既感到恼火又感到左右为难。

如果阿金斯是花旗银行的人，瑞斯顿恨不得立即开除他。但他是政府派出的大使，瑞斯顿觉得需要在这个事情上处理得更加周全。他找到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弄明白阿金斯的观点到底代表的是他本人还是美国政府。

如果代表的是美国政府，这也许说明总统的外交策略要发生变化。花旗银行已经是沙特政府的投资顾问，他需要时刻感应到各种变化。如果只是阿金斯一家之言，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向国务卿建议将这个人调任到别的岗位。你想啊，一个自家人老是帮着对方说话，弄得大家都很难受，何必呢？

但法赫德派依然在坚持他们的意见。沙特政府里那些和花旗保持良好关系的人越来越觉得为难。瑞斯顿觉得是时候了：他不能老是依靠这些朋友的帮助来实施拖延战术，已经到了正面回击一次的时候了。他命令花旗在沙特的负责人明确地告诉法赫德派：花旗宁愿退出沙特，也不会与人合股的。但花旗也提供了一种相当于给法赫德派台阶下的合作方案：那就是他们合股共同成立一家新的银行。

瑞斯顿的狡猾在这种强硬的背后显露得一览无余：克斯坦佐和格兰特告诉他，沙特的富豪已经将使用花旗银行的服务看作是一种品位和身份的象征，当作是一种荣耀，这让瑞斯顿断定，即便是政府同意，富豪们也不会同意让花旗银行退出的。但是为了不使局面变得异常尴尬和紧张：他答应成立新的银行进行合股。这是对既有业务的保全之举。显然可以预见的是，这家新银行并不是瑞斯顿关注的重心。

瑞斯顿胜利了。在此后的十年间，花旗银行在沙特的业务始终保持着百分百的控股。

事实上瑞斯顿的胜利并不仅仅局限在这个事情上和沙特这个国家，他的胜利是全面的。在花旗银行的努力下，石油美元成功实现了回流。到1976年前后，石油禁运事件为世界货币市场带来的冲击重新回归到平衡状态。

这一切都是自由经济的功劳，这一切都是由市场调节自主完成的。瑞斯顿想起无用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想起当初他力劝美国财政部长要相信自由市场的力量，想起花旗银行在这些年中多次操作的资金大挪移和由此产生的巨大利润，他禁不住笑了。

石油禁运事件带来了资本的狂欢，但更像是瑞斯顿一个人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