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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资本的狂欢02（第3页）

风险防范机制就像是一个冷酷的看门人，不带任何人情味儿地拒绝着一切风险。这让瑞斯顿对在巴西的各种投资高枕无忧。花旗银行在巴西的资产以每年数十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很快就超过了5%的警戒线。按照花旗银行的一贯认知，如果花旗银行在一个国家发放的贷款超过了其风险资产总额的5%，就被视为不安全。花旗银行就需要对未来在该国的投资进行更加谨慎的审视。

克斯坦佐担心这一点，他找到瑞斯顿：我虽然对巴西业务的前景极其乐观，但我认为我们有必要考虑是否需要冷静一下。瑞斯顿看了他一眼，说：你是在以历史的经验来看待现在的业务，各种数据表明我们是极其安全的，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现在的数据和判断。保守者是难以获得想要的利润的。

花旗银行在石油禁运事件爆发前后，1973年全年在巴西所获得的利润只不过区区400万美元，而在1977年的利润就达到令人血脉贲张的7400万美元。看到这个数字，花旗银行执行委员会主席帕尔曼都禁不住感叹：巴西就是我们的宝藏。而瑞斯顿似乎并不满足，他在一次新员工内部培训会上说：明年在巴西的收入将超过我当初加入花旗银行时的总收入。这让每一个听者都感到极其兴奋。

6．甩掉一切对手

石油禁运事件就像是在一个平静的经济湖面上投下了一颗足够大的石头，在湖水四溅的同时，以花旗银行为首的商业银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倒腾资本的机会。任何银行都不会放过这种机会。

瑞斯顿必须面向两种人：一种是借钱人。他需要知道他的资本要流向哪里，以及使用资本的人是否有赖账的风险。另外一种人就是他的同行。他必须知道同行们都在干什么，以及如何想。如果他们一窝蜂地进入某个市场，必然会降低资本在该地的利润空间。花旗银行对小利从来都看不上眼，只有足够大的利润才能满足瑞斯顿的胃口。因此他必须知道同行在哪里，以及如何避开他们。

就像一个带有烤肉味的农夫，要想躲避已经盯上烤肉的野狗非常困难。花旗银行拥有业界别人所不具有的国家主权风险防范机制，而且花旗银行一直是全世界范围内海外市场最大的商业银行，这两个因素决定花旗银行一定是领先者。如果瑞斯顿犯下了严重错误，比如投资失败，别的同行也许会认真考虑是否一定要跟着花旗银行的足迹混。但令人遗憾的是，花旗的业绩是那么出色，引诱着同行必然会跟着花旗的脚步来布局投资。就是野狗跟上了带着烤肉味的农夫，想甩也甩不掉。

既然如此，花旗银行就必须领先于他们，瑞斯顿这么想。只有领先同行，才能抓住别人尚未获得的机会。领先的同时，其实也是在修筑屏蔽竞争的屏障。花旗一定要自己先吃饱，然后才让别人吃。

1974年6月，纽约华尔街各大商业银行被一条消息所震惊：花旗银行向阿根廷一家运输公司提供8年期超过1。5亿美元的贷款。许多人都不敢相信这条新闻是真的。但它确确实实发生了。

大家之所以震惊的原因就是：在半年之前阿根廷政府刚刚宣布将数家美资银行收归阿根廷政府所有，其中就包括一家花旗银行。尽管后来阿根廷政府掏出了2500万美元对这些银行作出补偿，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数字只是象征性的。恐怕仅仅花旗银行一家在此次事件中的损失就不止这个数字。伤疤尚未长好，花旗银行就开始向阿根廷企业发放贷款了，瑞斯顿究竟在玩何种把戏？

当时主导收编美资银行的阿根廷当权人物是一个叫配龙的军人。这位哥们手握重兵，在石油禁运开始的几个月前，命令总统任命他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然后命令总统辞职，自己上台当了阿根廷总统。

配龙并不懂经济。他的上台并没有为阿根廷的经济带来任何好的消息和迹象，反而使阿根廷经济陷入通货膨胀。国际银行界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阿根廷经济发展带来的利润，因而他的上台并不受到大家的欢迎。但他的手里有军队，有枪，这让任何反对他的人都毫无办法。

尽管花旗银行贷款给阿根廷运输公司由阿根廷政府经营的发展银行提供担保，但是华尔街的银行家还是觉得配龙是一个难以把握的政治枭雄。现在他依然是阿根廷的总统，这笔贷款看上去并不是那么安全。难道花旗银行就不怕这1。5亿美元巨款打了水漂？瑞斯顿做这种决策时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依据？

瑞斯顿当然不是一个被人三言两语就能糊弄的浑小子。他的投资决策都是通过对政治时局精确判断之下进行的，经济投资的主要依据有时不是经济发展预期，而是政局变动预期。

瑞斯顿了解配龙已经倒卧在病**，并且离死期不远。按照配龙的做事习惯，总统大权一定会移交给他的妻子伊莎贝尔。但问题是，伊莎贝尔能够掌握住这个被万千男人虎视眈眈的权力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方面必然有人会重演配龙走过的权力猎取之路，通过握有兵权来获得总统的宝座，另一方面配龙时期的经济形势并不能令民众感到满意。这为权力攫取者创造了民意基础。

那么谁会是总统宝座的获得者？瑞斯顿给出的答案是维特拉。这位哥们是军队的当权派，就像当初的配龙一样，既有枪又有兵，伊莎贝尔在他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只要有合适的时机出现，他一定会像当初配龙搞定前总统一样搞定伊莎贝尔，成为阿根廷权力的新代言人。

瑞斯顿并不期望维特拉能够为国际银行业带来多么好的投资机遇，但他看好德霍斯。德霍斯是维特拉的好哥们，只要维特拉能够上台继任总统，德霍斯很大可能会成为阿根廷的新任财政部长。瑞斯顿对德霍斯并不陌生，他知道这位仁兄是一个很懂经济的人，他不会放着国际银行业的资本不借，而任凭国内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瑞斯顿觉得自己应该在维特拉和德霍斯这两人身上赌一把。

冒险一贯是领先者的特征。只有冒险，才能成就领先。瑞斯顿在维特拉和德霍斯身上押赢了。

伊莎贝尔从配龙手上接过总统权力后，并没有表现出令人称道的作为。政府部门的人员依然懒散；军队的数量依然庞大，开支惊人；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民众怨声载道。政府公信力在不断下降。

这一切都是维特拉的机会。他通过手中的枪支和军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伊莎贝尔从总统宝座上赶了下来。他任命德霍斯担任财政部长。纽约华尔街的金融家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们在欣喜的同时，无不想到花旗银行两年前那次超过1。5亿美元的投资，瑞斯顿领先他们两年。这让他们不得不佩服。

德霍斯一直主张的是自由经济，这恰好是银行家最愿意看到的。只有在自由经济市场上，资本的进入和流出才能变得较为方便，赢利或亏损完全凭借经济因素而不是政治干预。因为德霍斯的上台，几乎所有银行都将阿根廷从投资市场的禁入区调整为黄金区。但他们发现已经远远落后于花旗银行。他们开始将钱投入到阿根廷的时候，花旗银行的投资已经开始回笼和收益。这真让人难受！

瑞斯顿主导了这一切。他在无法阻止别人跟随的情况下，只有用领先来让别人跟不上脚步。他做大了，花旗银行做大了。瑞斯顿看着华尔街其他银行家的懊恼，他得意地站在窗户前闲看风景。

也许那些跟着花旗步伐进行投资布局的银行家都认可这样一句话：跟对领头羊的脚步就能成功。

他们有着充分的理由：花旗有着业绩最出色的国家风险防范机制。这套机制设计得很合理，不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那套，多少年都未曾改变过考量指标。弗里德曼甚至在这套机制里将国家的腐败程度作为一种重要的指标来对待。要知道国家腐败程度并不像经济数据那样直白和容易弄清楚。其他银行都没有这套机制，花旗银行又不可能毫无保留地卖给他们。他们只好跟着花旗银行混。

另外他们对花旗银行的人脉关系和活动能力非常佩服。花旗副总裁克斯坦佐是国际金融界一个重要的人物，有着极其广泛的人脉资源，他总是比别人得到更多消息。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同胞兄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担任拉美部门的负责人。尽管没有人能够证明他们兄弟俩一定会相互串通消息，但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花旗银行一定会在他们的关系中受益。花旗银行有着庞大的海外分行网络，这些网络就像是一个个神经末梢，每天都会将感知的新消息反馈到花旗总部。同行们都没有这种信息优势，从这个角度，他们也会认为花旗银行的消息或投资决策都是可以信赖、可以追随的。

瑞斯顿和花旗银行的高层总是能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他们与各国政要所建立的关系。这些关系不仅仅是用来一起吃喝或游玩，必然以强大的经济利益做基础。瑞斯顿认识到这一点，那些政要也能认识到这一点。瑞斯顿善于用经济的方式和他们进行互动。比如，花旗银行在巴西有着庞大的投资，瑞斯顿就想法设法拉拢巴西财政部长西蒙森进入花旗的董事会。这些关系说不定哪天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经济价值。

与政要保持良好的关系让花旗银行总是在各个市场上保持领先。瑞斯顿不断下达这样的指示：市场就是航道，我们必须赶在别人面前起飞。他是这样说的，也正是这样做的。花旗银行没有对手，因为一切对手都已经被他们甩开了。尽管这些对手仍然坚持不懈地跟随在花旗银行的屁股后面。

这就是当时的银行业竞争风景。一幅你跑我赶、很有意思的风景。

7．狡猾的强硬派

1973年秋天的一天，瑞斯顿突然接到克斯坦佐打来的电话。克斯坦佐的话说得很隐蔽：那只令我们始终捉摸不定的狼又开始打我们的注意了。这话让瑞斯顿心头一紧。

瑞斯顿当然明白克斯坦佐说的是什么。所谓的狼，就是沙特阿拉伯国家的法赫德派。这个派别的人多为沙特王室里的贵族。他们早在三年前就不断向政府施加压力：将花旗银行在沙特开设的分行的控制权转移到沙特政府手中，将花旗银行的控股比例降低到40%以下。这显然是瑞斯顿所不能接受的。

沙特市场在瑞斯顿心中的地位至高无上。沙特通过出口石油吸收了大量美元，这里不仅能够为花旗银行募集到他们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所需要的资金，而且由于花旗银行是沙特境内唯一的美资银行，在这里几乎找不到对手，每年赚取的利润几乎能赶上本金。以1969年为例，尽管当时还未发生石油禁运事件，石油还很便宜，花旗银行在当年就利用仅仅160万的本金赚取了100万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