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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氏兄弟之得道多助（第4页）

到1934年3月，申新在上海的厂几乎已全部抵押出去，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几家关系密切的大银行不肯再放款，只有靠16家与荣家熟悉的往来钱庄暂时维持。此时申新负债累计达6375。9万元，而全部资产总值不过6898万元。

当年6月月底，到期的500万应付款没有头寸可以应付，申新的资金链断了！

风闻申新出事，各路债主纷纷上门。在债主逼得最厉害的时候，陈光甫、宋汉章（时任新华信托储蓄银行董事）二人在荣公馆陪荣宗敬通宵熬夜，就是怕他倒下去。

当时，无锡的茂新面粉厂还有点力量。最紧急时，荣宗敬不断打长途电话向弟弟求援。6月28日，荣德生长子荣伟仁连夜赶回无锡求援，他要父亲带上全部有价证券到上海救急：“否则有今日无明日，事业若倒，身家亦去。”

荣德生当时正在喝茶，执壶在手，他想：“如果茶壶裂了，即使有半个壶在手，又有何用？”他彻夜未眠，给上海打了11个长途电话，托宋汉章向张公权（时任中国银行总裁）求救，得到的回话是：“有物可商量。”

荣德生带上家中所有的有价证券，次日凌晨4点赶火车去上海。9点多，他将证券带到中国银行点交，立约签字，先向中国、上海两家银行押解500万元。16家往来钱庄的老司务或学生，一夜没有离开上海江西路申新总公司大门口，知道荣家有了办法，才各自散去。

人们当时普遍认为申新资产负债倒挂，荣宗敬经手债务太多，无力清偿，信用不足，说话已不能算数。荣老大过去举债经营，全力扩张，靠的是信用，信用一失，一切都完了。而荣德生魄力虽不及乃兄，但脚踏实地，关键时刻说话可以算数，反而让不少人对他放心。

从1934年6月起，荣宗敬不断向南京政府有关部门求助，给实业部、财政部、棉业统制会等部门都写过信。当年7月，实业部提出“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建议借给申新300万元作为营运资本，成立一家新公司。实际上是实业部长陈公博想乘人之危，顺势接管申新。

荣宗敬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可怜大王几被一班小鬼扛到麦田里去”。

一天凌晨4点，在申新九厂俱乐部楼上睡觉的厂长吴昆生，睡梦中忽然听到下面礼堂有人在哭，起来一看，原来是荣宗敬。荣告诉他：“我摆不平了，欠政府的统税付不出，政府却要来没收我几千万元的财产，这没有道理！”

此时，吴稚晖再次拔刀相助，亲自给蒋介石、汪精卫、陈公博、孔祥熙等人写信。孔祥熙不愿陈公博得到申新这块大肥肉，不给实业部拨款，申新侥幸逃过了被官僚资本吞没的厄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6年2月12日，荣家兄弟遭遇了创业以来最艰险的一幕。这天，宋子文在家中召集申新三大债权人——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开会，这个会议将决定荣家在申新的命运。

此前，对于资不抵债的申新，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抛出一份“拯救”计划，其实质就是将荣氏兄弟扫地出门。宋曾当面对荣宗敬说：“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担。”荣宗敬不敢当面拒绝，转身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去找陈光甫，说自己不能接受宋子文的要求。当时陈光甫不在，该行副经理李芸侯看到他时，荣宗敬非常痛苦，简直就要哭了。这天会前宋子文找陈光甫谈过一次，按宋的计划，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每年吃五六十万元的亏。陈当面不好反对，回来与李芸侯商量后，开会时就称病在家，让李出席。

在会上，李芸侯以宋子文的该方案会造成上海银行亏本为由拒绝，会议最后不欢而散。陈光甫这一举动，固然有维护自身利益的考量，但也确实有帮助老友的情分在内，正是他的临阵倒戈，让宋子文的野心最终没能得逞。

这是荣家最艰难的日子，此时离他们兄弟筹办第一家工厂保兴已有35年。

1936年秋天，棉花丰收，价格下跌，而纱、布价格上扬，市场转好，申新各厂由亏转盈，停工的申新二、五两厂也开工，荣氏集团终于得到喘息的机会。

可惜，不到一年，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响了！

苦撑

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江南国土相继沦陷。这时，卢作孚奉命来动员荣家将工厂西迁，但荣氏上海的厂子没有迁出一台粉磨、一枚纱锭，这是荣宗敬的决定。荣家集团只有荣德生的女婿李国伟掌管的位于武汉的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迁往了内地。

荣氏兄弟留守上海的原因一言难尽，也许因为以往的经验，从庚子年八国联军进京，到日俄争霸东北，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直至北伐，荣氏集团总是善于因势利导，在战争中发展壮大。但令荣氏兄弟意想不到的是，这次留守让他们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当时，申新八厂号称“五新”——新厂房、新机器、新人才、新出数、新产品，拥有126台最新式的英国精纺机，日商最为嫉恨。在他们的鼓动下，日军轰炸了申新八厂，投下了18枚炸弹，当场炸死70多人，伤350多人。无锡、上海两地的企业设备被毁被拆，三分之二的荣家企业没了。12月，茂新一厂、申新三厂也被炸，荣家的发祥地茂新变成一片废墟。

在荣宋敬的孙子荣智权的记忆里，爷爷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虽然很忙，事很多，但是他睡觉的时候，很快就能睡着。不像有些人有很多烦恼的事，就容易睡眠不好”。但真正大难临头，荣老大也未必能安睡。在废墟和灰烬中，荣宗敬悲愤交加，有一天正读着弟弟无锡来信，他突犯脑出血倒下。好在挡车工人出身的三太太处理得当，他才侥幸脱险。一醒过来，他就马上派人到日占区查看厂房、机器设备的受损情况。

1938年1月4日，难以忍受日军骚扰的荣宗敬负气离开上海，乘船赴港。2月10日，荣宗敬脑出血症复发，在香港去世，终年65岁。荣德生在汉口得知哥哥去世的噩耗，放声痛哭，一连昏厥两次。荣宗敬是荣氏集团的灵魂，他的病逝标志着这个民间最大财团开始由盛转衰。

世态炎凉，荣宗敬过世的消息传到上海，金融界纷纷前来索债，16家钱庄同时起诉，法院批准传人，荣氏企业再次岌岌可危。远在汉口的荣德生，采取的应对办法是逐件和解，承诺分期归还。

在上海，荣德生深居简出，唯以搜购古籍、字画自遣，等待时局好转。

1941年，日商觊觎荣氏纱厂，由汪伪实业部派专员与荣德生商谈，要他将申新一、八厂卖与日本丰田纱厂，当即遭到严词拒绝。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只得亲自来沪，在国际饭店邀请荣德生面谈。荣德生派儿子荣尔仁代往，说明不变初衷，不出卖工厂和人格。

“中国的半壁江山都给日本人了，何况小小申新两个厂。”褚民谊威胁道，“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荣尔仁依旧严词拒绝：“我是中国人，绝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并写下一副自勉的对联：“心正思无邪，意诚言必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岛”沦陷，申新二厂、九厂的花纱仓库被日军封闭，荣氏集团再受重创。

乱世多变，谁也不清楚前方是福是祸。1942年，申新仓库终于被同意启封，此时，恰遇物价暴涨，币值下跌，汪精卫政府以1∶2回收法币，2000万元只要1000万元。对荣家来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翻身机会。深谙资本操作的荣氏集团，乘机抛出陈货，还清所有债务，企业完全回到荣家手里。荣德生大为喜悦，特意写道：“陈年积欠，至此全扫，可谓无债一身轻矣。”

八年抗战，留驻在沿海省份的荣家企业绝大多数最终没能逃脱被摧毁或被掠走的命运。出乎荣家意料的是，入川后的“申四”和“福五”却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主持内迁厂务的正是荣德生的女婿李国伟。

李国伟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皋秀早亡，自幼依靠母亲抚养长大。1915年，从唐山路矿学院毕业后，他就在煤矿和铁路上担任工程师。1917年，经堂姑丈华艺三（时任无锡商会会长）介绍，28岁的李国伟与荣德生长女荣慕蕴结婚。荣德生曾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写道：“知为大器，不论家况也。”

1919年冬，在亲友们的劝说下，李国伟辞去徐州铁路分局工作，全家迁至汉口，开始负责“福五”“申四”的筹建，逐渐成为荣氏集团内核心人员之一。

1942年，国民政府对内迁的棉纺织和面粉工业实行产销统制和苛征高税政策，为此，李国伟被迫采取了三项对策：

第一，通过贿赂和拉拢地方官员，操纵原料市场。他到处设庄，压价收购棉、麦等工业原料，囤积居奇以攫取厚利。第二，各企业通过设立暗账，隐匿巨额利润，以逃避和抗拒高税政策。如“申四”各厂从1939年至1945年的暗账盈利为934万元，盈利率高达161％，而明账盈利仅325万元，盈利率为70％。第三，抽调资金，大量购储外汇和黄金来保持币值。据1945年的账面统计，“申四”“福五”系统共积储外汇折合美金300多万元。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荣宗敬去世后，荣氏财团事实上一分为三：大房（荣宗敬家）、二房（荣德生家）以及李国伟所管的厂子，逐渐各成系统。

抗战后期，年事已高的荣德生有意淡出申新总公司的管理，转而满怀热情地创设并实践他的“大农业”和“天元计划”，专注农业生产、工业制造、商业运输。这些计划不吸收大房投资，由二房专营。无奈战乱频仍，好梦难以成真。午夜梦回，这位老人常常含泪：计划未成，抱负未抒，深觉痛心。

抗战胜利了，蒋介石回来了，但荣氏集团似乎并没有过上好日子。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200∶1回收伪币，荣德生积存的370多万教育基金、50多万慈善基金一夜之间被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