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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列传(第2页)

很多人以为读完《屈原列传》这篇文章会热泪盈眶,因为多数人都先入为主了,心想屈原这样的遭遇,读起来难道不会热泪盈眶吗?

但是,我敢肯定,大家读完了《屈原列传》,并不见得如事先想的那样。

因此,我想问一个问题:屈原的悲剧真的都是他人造成的?

我们可以看看屈原“诬陷门”的后续发展。屈原被流放之后,写了一篇牢骚满腹的长诗,诗很应景,名字叫《离骚》,目的是指责怀王和他身边的一群小人,“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司马迁的这个判断很准确,事实确是如此。国君身上真是弊病多多,屈原在《离骚》里好好地批评了他一顿。要知道,屈原写的《离骚》虽然难哭了无数大中小学生,但楚怀王还是能读懂的,他的智力还不可能感人到读不懂《离骚》的程度。古代文人在作品中如此直接点名国君的不多,他们认为批评很重要,但建设更重要,没有时间跟国君较劲。可是屈原有点不服输,他不平则鸣,坚决不肯憋出内伤。

另外,司马迁觉得屈原悲剧的根源是他太有才华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麻烦的是楚国的风还很大!屈原这样的人物哪里去找?可是楚国人如此不惜才,他觉得屈原委屈,他冒着“退群”的风险,站在了屈原这一边,他表扬屈原: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什么都不用说,就两个词:“古今罕有”“空前绝后”。这么完美的人,仅此一个,司马迁的表扬词有一句很重要:“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换句话说就是,除了天上的太阳和月亮,然后就是屈原了。

不仅如此,司马迁还讲了一个事例:屈原被放逐之后,楚国昏招迭出,就是因为没有屈原这样的人,楚怀王先是被当时的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连横派的张仪一骗再骗,反复上演智力被碾轧的大戏,最后客死于秦。楚怀王得到了报应,甚至楚国都得到了报应。这就是高明的喊冤叫屈。

但是屈原自身真的没有问题吗?

我看也不尽然。我们来个反向思考。司马迁兴致勃勃地记录了屈原在江滨见到一个渔夫的故事,渔夫问了屈原一句话:“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这个问题其实很考验屈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或者其智慧、毅力、襟怀的成色,而智慧、毅力、襟怀又是治国者所必需的。

屈原是怎么回答的呢?非常傲娇:“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屈原认为这个世界太薄情,对自己而言,这个世界太坏了。这个判断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作为政治家而非文人的屈原,这么回答就有问题。首先,他不理性,天下要都是坏人,楚国也熬不到现在;其次,天下总有志同道合者,志同道合者一个都没有,那就说明了更大的问题。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对整个楚国是悲观的,他对自己其实也是盲目的。作为文人,这样可以。当然,后面的对话,逼得屈原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秘密——投江。屈子要的是至清之水,至察之人。如果真能达到“至清”“至察”的程度,其实国家都不需要人治理了。然而,这段谈话简直就是直接把渔父塑造成了一个反面角色,虽然这位渔父说的话有可能是反语。司马迁太爱护屈原了,所以在他的文章中屈原所说的一切都是人类的真理,而别人所说的一切都是谬论。司马迁已经不会客观地思考了,因为他认为屈原是完美的,丝毫不用承担过错。

可是,我们发现了什么?范仲淹在他的《岳阳楼记》里是不是这样?欧阳修在他的《醉翁亭记》里是不是这样?苏轼在他的《赤壁赋》里是不是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屈原有点搞反了。治国平天下所需要的意志力、掌控力、襟怀、格局,在他身上似乎都没有看到,看到的只是可怜,这说明修身的本领不够强大,他没有把自己的贵族气质打造成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浩然之气。

所以,屈原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完美,他的悲剧有自身原因。我们不想推翻他的伟大,能有这样的赤诚很不易,能有这样的初心很难得。但是,真的伟大不会因为错误就黯淡了成色,反而,一个缺陷还有可能让伟大变得真实。当然,这些我以后会讲到。

谁在《屈原列传》里犯了错误?当然是司马迁。

而屈原的回答和司马迁几乎如出一辙,那就是世人在我眼中只算个零,我是一。没有一有多少零都没有意义,所以和这帮龌龊的人在一起,我是不肯,也不能迁就的。这里有现实的原因,比如世态炎凉、君王薄情。当然愤激之情也在其中。国家未来的前途,百姓的幸福,都不可能成为谈判的筹码。屈原宁可不要国家,宁可去死,也不能放下他的这种理想,不能放下他的道德情操,不能放下他的高标准、严要求。真正的政治家明白:妥协其实也是一种智慧、一种忍让、一种度量和胸怀。

可惜,司马迁与屈原一道,是看不到这个东西了,司马迁已经陷入了自己的情绪,而且情绪化非常严重。人们都说这篇文章为人称道的地方在于“夹叙夹议”,不过大家别忘了,这篇文章首先是史学作品,不是文学作品。凡是感情泛滥的,都会以情害理,否则客观公平、持中守正的史官态度从哪里来?

鲁迅先生评价过司马迁的《史记》,他给了两句话,“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两句话要好好体会。鲁迅先生的这两句话,好多人都当成了褒奖之词,你看《离骚》,千古不朽,多棒啊,绝唱多经典啊,这样的理解用来考试没有问题,完全可以作为标准答案。然而,你别忘了一个问题。他说“史家之绝唱”还好,是在褒奖史书的作者发愤著书,用生命写作品,而且《史记》确实开创了中国正史写法上的很多先河,比如它采用“纪传体”的形式,比如它打破了很多选人标准,项羽进了“本纪”,陈胜被放到了“世家”等,这些都配得上“史家之绝唱”的赞誉。

但是后半句你就得琢磨琢磨了。“无韵之《离骚》”,《离骚》是不折不扣的文学作品。鲁迅这句话,实际上包含对司马迁的一个非常委婉的批评,史书最重要的作用是启示后人,客观、如实地描摹记录社会,杜绝带入太多的个人感情和好恶,这是基本原则。但是司马迁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他在《报任安书》中七八次提到了自己受宫刑的遭遇,成为宦官的耻辱永远萦绕不去,这种痛苦有时会让他失控。虽然我们很多人说汉武帝有雄才大略,但是也许人们有另一种思考:雄才大略的人是不是就让人发自内心地感到温暖?可能未必如此,他有雄才大略,就得有说一不二的权力,没有权力的集中,他就不太可能沿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事,不论对错——这是古代社会君王的一个特点。也正是因为这个特点,文人出于对国家社稷的关心,就会非常热情地劝谏君王,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出文人的价值。结果,这些“雄才大略”的君王对权力很敏感,你可能是为了他好,但是他觉得你会伤害他的“权力”,潜意识地有所反攻,甚至报复,你爱惜名誉,他毁你名誉,你爱惜羽毛,他给它来点污垢。结果,历史上的很多文人的命运,都是悲剧。

司马迁就是这样一个受害者,而他又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每每讲到历史上那些命运相类似的人,就等于又站出来审视一遍自己,回忆一遍过去,痛不欲生。没有情绪,那才不是人!但是只要承认了这一点,也就证明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还是不那么全面,他给了太多同情分——同情弱者是美德,有时也是过错。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他要塑造出项羽的那种虽然无谋,但坦**、磊落的样子,有时就要牺牲刘邦。后者贵为一代天子,在司马迁的笔下却显得内心龌龊不堪,其实刘邦十分具有长者风度,这是他的加分项,他也是靠这个赢得了天下,这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比如张良的话刘邦言听计从,犯了错误就承认,而项羽犯了错误不仅不承认,还要把预警的那些人当锅来使,就像袁绍之于田丰那样。当然,我不是在否定司马迁的伟大,我只是说个别的传记可能融入了个人情感。作为历史的记载者,要把情绪藏起来,永远遵循史书的一个道理:不以情害理,不以情害文。

可是,也正因为这个错误,我们发现了史学的魅力,也发现了文学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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