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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辞（第2页）

但是，我们就相当于武陵人，还是不知不觉地踏上了去往桃花源的路。

二

第二个秘密也就紧跟着出来了，什么秘密？

《归去来兮辞》绝对是穿越版的《桃花源记》，就好像英剧《福尔摩斯》，从19世纪直接穿越到21世纪，而且是文人型的《桃花源记》，是为文人量身打造的。

这也没有办法，现实中的桃花源即使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完美，但与现实的污浊比起来，除了在《桃花源记》那篇文章中我提到的时代背景，汉末到两晋，天下纷争，百姓只能做炮灰，负责演出一幕“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大戏，朝廷充满了倾轧，权力的争夺也让人觉得世事无常，生死难料，那种积极进取之心，很快就被现实磨光了。陶渊明以前写诗，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味道，等到他真的长大了，都是“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的味道。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

最刺激他的是生活本身，比起那些抽象的感受，这个更加刻骨铭心。当他在漫长的隐居生活中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时，也彷徨过、动摇过，好几次出来当官，好几次都不顺利。比如，曾经有一次，郡官派督邮来彭泽县检查公务，这个督邮是个粗俗而又傲慢的人，县吏告诉担任彭泽令的陶渊明要穿戴好衣冠迎接，仪式要隆重，态度要真诚，奉承要到位，比如“督邮大人您又瘦了”“长这么帅气还让人活不”“我要批评您，您这么努力工作太不注意身体了”等等，他叹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从此，“不为五斗米折腰”被传为佳话。我们嘴里所说的佳话，往往都是别人身上的痛楚。一个清高斯文的读书人，竟然向一个莽夫献出自己所有的敬意，那就是用尊严换钱，用人格谋福利。这个人，他丢不起！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他的那些朋友也正在经历着类似的选择，但是在很多选择面前，他们的选项与陶渊明并不相同，陶渊明在他的《归园田居》里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是个人都看着奇怪：这茫茫人海，怎会宁静如斯？其实很简单，别人家的门前车马一如从前，但是陶渊明家的门前，车马大不如从前。

从上到下，从外至里，都让陶渊明失望了。

而他想象的生活，恰恰与这个相反。“你们不是不来吗？很好，‘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过我选择的日子。”经过了回到家里一段短暂的兴奋，他开始了正常的生活轨迹，比如每天大概是这样的流程：“我端起酒壶酒杯自斟自饮，观赏着庭树（使我）露出愉快的神色；倚着南窗寄托我的傲世之情，深知这狭小之地容易使我心安。而每天（独自）在园中散步成为乐趣，小园的门也经常关闭着；拄着拐杖走走歇歇，时时抬头望着远方（的天空）。白云自然而然地从山峰飘浮而出，倦飞的小鸟也知道飞回巢中；日光暗淡，即将落山，我流连不忍离去，手抚着孤松徘徊不已。”相对于那些每天只知道提笼子架鸟的八旗子弟，陶渊明的世界可是高雅多了，喝酒看树，读书散步，看云卷云舒、飞鸟归巢，敬傲然孤松、逝去岁月，他的世界是完全独立而自由的。

为何这么自由自在，一切由他？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这个世界自绝于我，那我就是这个世界。你看这态度，证明在陶渊明原来的那个圈子，他已经是混不下去了，重要的是，他根本也不想混。他只想过自己的日子：“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这就是他日常的需要，找个朋友聊聊天，他们都忙的时候，就弹琴看书，再不成就去种个地，当个农夫，砍柴喂马，面朝南山。

可是，何处归来是我家？他必然孤独，有多少农民会拿琴书作为生活的乐趣呢？他们生活的乐趣大都是多收了三五斗粮食，谁的牛下了崽儿，谁家的娃又生了娃，家族的繁衍和生活的继续永远是他们关注的热点，这和陶渊明是不在一个频道上的。当然，我们要理解他的孤独，无论他在哪儿，哪怕能够饮酒，哪怕周围的人很照顾他，但他知道，别人永远不懂他的心声，那耕田的百姓，怎么能够像他一样对富贵嗤之以鼻，对天下苍生抱着极大的关切呢？陶渊明不得不继续跋涉，他就一个人坐着车或者划着船，经过崎岖蜿蜒的山路，划过潺潺的溪流，看大地一片生机，感慨时间永恒流逝，人生却有限。

他的祭妹文，开创了一种风气。他的借田园而抒情的文章以及与此相呼应的诗篇，如《饮酒》《归园田居》等，也逐渐引领了一个流派——田园派，加上谢灵运开创的山水派，在盛唐时，被王维、孟浩然等人打造成了一个“品牌”——山水田园派。而陶渊明本人也因此被称为隐士，而且地位较高——千古隐逸之宗。

这跟《桃花源记》有何关系？太相似了，我们可以看《桃花源记》里面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只不过，那是陶渊明为凡夫俗子打造的一个想象世界，而《归去来兮辞》专属于清高自许的读书人。我们只需记住一点，文人型的桃花源，压根儿不存在。

三

为何这么绝情？不是说世间最温暖的就是希望吗？

在人世间寻找桃花源，无论是普通人的，还是那些文人雅士的，都太难了。即使隐士也分三六九等，“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这三款，总有一款适合读书人。大、中、小三个级别的划分，标准只有一个—面对**的大小。对朝廷权势和功名利禄毫不动心，这说明心如止水，能真正做到淡泊名利，这是一等一的修为、一等一的高手；中隐隐于市，也好解释，市的**比乡野的**要多一点，比如世俗人生的享乐，金钱美女，万般财富，能抗拒的人又有多少呢；小隐，那面对的**就小了，读了多年圣贤书，谁还贪图隔壁阿三家的那间破房子不成？这就是有些人的定论。

但是，事实是生活艰辛，**何来大小？对富人而言，一掷千金无所谓，对穷人而言，一分钱都是有用的，一分钱难倒英雄汉，那一分钱就是整个天。陶渊明的日子过得也相当清贫，他的文章《五柳先生传》里面有这样的记载：“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就这种生存状态，可以想象一个小小的彭泽令，只要能带来俸禄，都是很大的**呀！当然，一些官员也没有放过检验陶渊明的机会，比如古代有本非常著名的家教指南——《颜氏家训》，其作者颜之推的先人，也是颜回的三十世孙的颜延之，经常跑去看陶渊明，这个过了30岁还是单身的颜延之，一次给了陶渊明两万钱，如果陶渊明想继续为官，那么这个爽快的朋友比他叔叔有门路，要知道颜延之可是当时的太守。再后来，还有一个人来拜访，这个人可不简单，因为他的死，南朝刘宋政权的精锐力量消失殆尽。他对宋文帝刘义隆，也是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被点名批评的、使用元嘉年号的那个皇帝说：“如果杀了我，你就是自毁你们家的万里长城。”不过，刘义隆还是杀了这个自负的刘宋名将，反正刘义隆一辈子不擅长建设，搞个破坏倒是没有问题。被杀的这个人名字叫檀道济，他也经常来拜访陶渊明。要想出仕，那岂不是由他说句话就行了？

可能你不知道，檀道济其实也不算什么。如果说出另一个人物来，我们就更要对陶渊明肃然起敬了，他的朋友里还有一个大人物，名叫刘裕，小名“寄奴”，还有一个谥号——宋武帝，当然还有一个败家的儿子，就是前面提到的刘义隆。陶渊明曾经在刘裕的幕府里做参谋一类的职务，整天谋划大事，可算得上刘宋王朝的元老，要想混个太守简直易如反掌。

可是，陶渊明没有，他在他家的房子——“草屋八九间”全部被烧毁，后来不得不搬迁的情况下，静静地为自己改了一个名：陶潜，意思是从此绝不出山，不入红尘。

这一年，历史郑重地记下了，420年。

这一年是刘宋王朝正式挂牌成立的年份，手握军权的刘裕杀了六个皇帝之后，终于从将军熬成了皇帝，东晋结束了。这个陶渊明的好朋友亲手终结了陶渊明曾祖父陶侃的荣光。《归去来兮辞》写在陶渊明41岁的时候，严格来讲，并没有完成它的使命，当他认真地改完名字后——420年，这篇《归去来兮辞》才完全成为他生活现实的一部分。至于他写下这篇《归去来兮辞》的那一天，无论是文章，还是这个五柳先生都不算特别成熟，也不能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标志。而今，他和这个好朋友告别，也就是和这个权力中枢告别，也就意味着他真正要潜下心来，接受孤独的现实，勇敢、决绝地告别官场。此时，陶潜才是真正的隐士，才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归去来兮辞》才真正成为他精神的宣言。

427年，陶潜走了，人们私下里冒着生命危险，给他定了个谥号：靖节先生。这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被大众，也被官方认可的私谥。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