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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 我用一支笔捍卫着大唐的底线（第2页）

说实话，他能成为朝廷干部，其实挺不容易的。

公元768年，韩愈出生在世代官宦的“昌黎韩氏”，但是大家族的出身，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

韩愈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开始跟着哥哥韩会生活。七年后，宰相元载倒台，韩会受到牵连，被贬为韶州刺史，到任不久就去世了。韩氏的其他亲戚都不愿意收养这个孤儿，韩愈只能跟随嫂嫂前往江南讨生活。少年孤儿，寄人篱下，让韩愈出人头地的愿望非常强烈。

可人生哪有一帆风顺的境遇？无非是过了沟还有坎。从小刻苦读书的韩愈，哪怕“三好学生”的奖状贴满了卧室，依然被科举折腾到吐血。一次又一次地进京赶考，一次又一次地名落孙山，直到公元792年，第四次进京赶考的韩愈才勉强考中进士。

在唐朝，即便考中进士，也不能立刻做官，需要经过吏部的复试和面试。不幸的是，韩愈又接连落榜了三次。

既然科举做官的路子走不通，那就像王勃老师学习吧。他给宰相写信，希望能够得到赏识。但他三次给宰相写信，都被扔到了垃圾桶里，一个字的回复也没得到。

公元801年，韩愈第四次参加吏部复试，终于侥幸过关。大家族的苦孩子，终于在三十四岁的时候成为朝廷干部。

这时候的韩愈应该怎么做？混到编制如此艰难，更应该珍惜才对，找靠山，拉关系，不择手段往上爬，这才对得起多年的辛苦啊。最差也得落户长安，再买套学区房吧？

你想多了。韩愈对朝廷没有半点感激，也丝毫不珍惜来之不易的职位，多年来拼命都要得到的东西，似乎只是做事的一个平台，甚至只是一个工具。韩愈到底要做什么呢？其实也没什么，只是领着朝廷的俸禄，转头就骂朝廷不作为，比如抨击官员欺压百姓。

公元803年，关中爆发了百年不遇的旱灾。老百姓看着田里干枯的庄稼，欲哭无泪，而官府派出的办事员却挨家挨户敲门，要他们缴税，因为长安市长李实刚给朝廷做了《关中喜迎百年一遇大丰收》的报告——老百姓饿死是小事，如果收不到税，影响了李大人的仕途就不行了。

灾害这么严重，市长不仅没有走家入户慰问受灾群众，不去分发救灾的米面油，还要派人去收税，这是什么道理？

韩愈写了封《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抨击这种现象：

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折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毙踣沟壑。有者皆已纳输，无者徒被追征。臣愚以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也。

其实就是一句话：百姓很惨，官员很坏，这些皇帝都不知道。现在我告诉你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除了抨击朝廷丑恶现象，韩愈还抨击不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

唐宪宗元和年间，有位才子叫董邵南，可在重门第的唐朝，他很难考中进士步入官场，所以董邵南准备去河北藩镇碰碰运气——去你大爷的唐朝，老子不跟你玩了，爱咋咋地。

韩愈一听就急了，赶紧去劝董邵南不要“从贼”，那里毕竟是分裂势力的地盘，千万不能走到犯罪的邪路上去。他赶紧写了一篇文章规劝董绍南，这就是语文课本中的《送董绍南游河北序》：

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屡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你看看，你看看，都是自己人不会做工作，多少有才华的人都被逼到敌人的食堂里去了？河北有那么多仗义的“屠狗辈”，要是都反对朝廷，这可怎么得了？你们还不赶紧改变工作作风，把天下人才都招揽到朝廷里来？

他还抨击社会上不尊师重道的风气。

公元801年，韩愈调任国子监四门博士，相当于大学讲师。他本想在这个岗位上大干一番的，可当他来到国子监的时候，发现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朝廷腐败，拉关系走后门是正大光明的“潜规则”，所以很多没背景的学生，就自动放弃了“读书—科举—做官”这条路——反正考不上，考上也做不了官，就算做了官也升迁无望，那还操这心干啥？

更何况在那个时代，教书匠的地位也不高，有官有钱的士大夫更不愿意带学生。你如果叫人家一声“老师”，看人家不抄起板凳来揍你：“你骂谁呢？”这样就导致知识只能在大家族之间流传，穷孩子基本是文盲的命。

韩愈看不惯这种风气，看不惯他就要说，提笔就是一篇《师说》：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你们不尊重老师，我偏偏要为老师代言；你们不招收学生，我偏偏要把知识传播出去，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书读，让每一门技艺都能传承，让每一个梦想都能实现。这就是老师最大的尊严，也是学生最大的价值。

韩愈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官位都不高。他前半生不是在针砭时弊，就是在被贬的路上，以至于把大部分人都得罪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得罪了官场；《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得罪了藩镇和朝廷；《师道》，得罪了教育界和文化圈。再加上《论佛骨表》，连皇帝都得罪了。

如果在文字狱盛行的清朝，韩愈恐怕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可唐朝的韩愈过得其实还不错。

关中大旱，他得罪李实之后被贬到广东，做了连州阳山县令，第二年就获得赦免，回到湖北继续做官。唐宪宗迎佛骨，被韩愈骂得狗血喷头，正处在气头上的唐宪宗恨不得砍了他的脑袋，但在大臣的劝说下，也想明白了：“韩愈是爱护我的，这一点我很清楚。我生气的是，他居然说信佛就会短寿。他怎么能侮辱我的信仰呢？太不把我当领导了。”唐宪宗是明事理的，只不过受不了别人咒他短寿。这也是人之常情。他吹胡子瞪眼睛的模样，其实也可爱得很。

写了那么多得罪人的文章，晚年的韩愈甚至成为文坛大咖，地位超然。他帮人写墓志铭之类的软文，一篇就收费十几万。每年唐朝作家富豪榜的前三名，总是少不了他。他写《王用碑》，换了一匹宝马和一条玉带；他写《平淮西碑》，韩弘就送了五百匹绢；他写《福先寺碑》，宰相裴度居然用九千匹绢来换，甚至说：“每个字三匹绢，给得还是太少了。老夫赚大发了，哈哈哈哈。”

至于韩愈的身价值多少，刘禹锡给出了准确答案：“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而且韩愈是在用知识赚钱，来路干干净净。他一辈子说真话，一辈子得罪人，却能安度晚年，还能靠自己的文采过上富裕的生活，这恐怕在其它朝代很难实现。

说起盛唐气象，我们总是想到李白。李白一言不合就“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兴致所至就“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喝醉了就“笑入胡姬酒肆中”；出去旅游也得是“烟花三月下扬州”；就算郁郁不得志，还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辈子潇洒快活，一辈子活得像个长不大的孩子，这股朝气蓬勃的气势，正是积极向上的盛唐气象。

可韩愈却又是另一个极端。他一辈子都没有享受过风流潇洒的快意，甚至前半生都是孤苦伶仃的，可他用一篇篇的文章，拨开“安史之乱”后的社会积弊，用一支笔捍卫着大唐的底线，而大唐的统治者，看着这些文章却暗暗欣赏其文采。这就是盛唐气象的另一面。

如果李白代表着盛唐气象的朝气，那韩愈就代表着盛唐气象的底线。底线有多厚，上限就多高。珠穆朗玛峰能够高耸入云，是因为青藏高原有四千米的海拔。我们念念不忘的盛唐气象，也是因为有无数韩愈这样的人在托底。

“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虽然丧失了财富，丢掉了领土，甚至连都城长安都屡次沦陷，可唐朝的气度依然在。这份气度来自韩愈，来自千千万万以天下为己任的唐朝人民，也来自能包容他们的皇帝和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