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罐头厂才开门,连第一个罐头还没造出来呢,就说这种不吉利的话,这不是成心给人找不痛快嘛。
贺明珠倒没不介意,只是笑着反问:“你对我们罐头厂的前景就这么不看好吗?”
女工没回应,小声嘀咕道:“那以前饼干厂的厂长也说厂子效益好,那不最后还是关门了吗……”
其他人没说话,但从表情来看,她们在心里是赞同这个女工的话。
杨冬梅急忙打圆场:“饼干厂是饼干厂,罐头厂是罐头厂,虽然用着同一个厂房,但是两家不同的厂子,不能拿饼干厂来类比我们罐头厂啊。”
女工们捧场地敷衍笑了笑,但显然,她们并没能听得进去杨冬梅的话。
贺明珠说:“关于罐头厂会不会是下一个饼干厂的问题,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也可以在日常工作中对比一下两家厂子的不同之处。我只想说,罐头能不能做出来、做得好不好,需要大家共同协作;至于罐头能不能卖出去,就要看我的本事了。”
贺明珠将罐头销售的事情揽在自己身上,也就是说,如果罐头卖不出去、没有盈利的话,责任全部由她来承担。
听到这话,女工们不由得惊讶起来。
要知道当初饼干厂还开着时,负责人成天跑乌城大大小小的单位化缘,半卖半送,求着人家买一点他们厂的饼干,甚至还在街上摆摊,只是最后收效甚微,卖不出去的饼干在仓库堆成了小山,最后没办法,以饼干代替工资,给每个工人发了五斤饼干。
饼干厂的倒闭一方面是因为销售渠道堵塞,大量的饼干原材料和成品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现金流,却又无法变现,直接将生产→销售→再生产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给堵死了。
另一方便则是由于饼干做法老套,口味一成不变,而且由于在制作过程中缺少品控,导致出炉的饼干又硬又难吃,老头咬一口,连假牙都能崩飞。
因此,在没有解决以上两个问题的前提下,饼干厂负责人和女工们越努力越失败,朝着错误的方向一路狂奔,直到厂子彻底散摊子。
女工们隐约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作为普通工人,她们并没有改变的动力和权力。当
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要厂里还能发工资,饼干卖不卖得出去就和她们无关。
因为此前在统购统销体制下,饼干厂的生产任务是由街道下达的,原材料也是通过体制内途径而获得,他们无须考虑后续的销售,只需要按部就班地完成生产任务即可。
在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套还行得通,毕竟体制内天然具有开厂特权,能够近乎无成本地与上游的供应商和下游的采购商建立排他性链接。
即使有厂子可以将饼干做得更好吃,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无法取得原材料,且无法将成品售卖出去的情况下,这些体制外的厂子也只能抱憾关门。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向全国,原本严丝合缝的体制被冲开了一道口子,将外界的空气送了进来,同时,也将“市场竞争”这个新鲜事物带到了所有人面前。
不出意料,习惯了张口等人喂饭的饼干厂缺乏竞争力,没过几年就倒闭关门了。
而女工们在失去稳定的工作后,在抱怨之余,也不禁开始思考和讨论饼干厂倒闭的原因。
如今,她们再次回到熟悉的厂房,所面对的却是陌生的厂名,和更加陌生的管理模式,饶是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但依旧会忍不住一惊一乍。
“我已经洗手了,为什么还要再洗一遍?”
“你刚刚洗的姿势不对,手臂和手腕没有清洗到,必须重新消毒。”
“那我已经按照要求洗了胳膊,为什么还是不行?”
“你洗完手后又系了鞋带,碰到了不干净的区域,当然要重新洗一遍。”
“你们这要求太严了,怎么连戴帽子都要管?”
“头发必须全部扎进帽子里,不然要是在罐头里掉一根头发丝,客人吃到了得多膈应。”
“以前我们饼干厂也没这么多事儿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饼干厂关了门,还把厂房租给罐头厂的原因。”
杨冬梅的管理非常严格,她之前在饭店和食堂的时候,就是出了名的爱干净,徐和平被管得叫苦不迭,看到她就像老鼠看到猫,撒丫子就溜墙根跑了。
如今杨冬梅把她对卫生的严格要求用在了罐头厂的日常管理,在饼干厂工作时自由散漫惯了的女工们自然叫苦不迭。
“杨主任,你也是给罐头厂打工的,没必要管得这么严,差不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