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十天,基地进入了近乎疯狂的工作状态。林曜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白天协调各部门对接演出事宜,晚上亲自参与编曲打磨。他的右腿旧伤频繁发作,有时疼得整晚无法入睡,却从未缺席一次排练。
第四天傍晚,意外发生。排练进行到高潮段落时,主音箱突然爆鸣,刺耳的啸叫让几个心理敏感的孩子当场捂耳蹲下,其中就包括那位自闭症少年光缝??这是大家给他起的名字,因他总说“光是从缝隙里进来的”。
林曜第一时间冲上前,蹲在他身边,轻轻握住他的手。“没事的,”他低声说,“这只是声音生病了,我们会治好它。”
可光缝剧烈摇头,手指不停敲击自己太阳穴,显然是创伤反应。林曜忽然想起什么,迅速打开手机,播放一段极低频的嗡鸣声??那是他们三个月前共同录制的“地球呼吸频率”,由地磁波动转化而来。
几秒后,光缝的手慢慢停下,眼神逐渐聚焦。
“他需要一个安全的声音容器。”林曜对技术组说,“从今天起,为他配备专属监听系统,所有外部音效必须经过过滤降噪处理。”
当晚,林曜召集心理支持小组开会,提出一项大胆设想:“我们能不能在正式演出时,设置‘感官友好区’?为听觉或视觉敏感的观众提供减光、降音、触觉反馈同步的特别席位?”
“这会增加至少三倍的技术成本。”工程师皱眉。
“那就申请专项补助。”林曜平静道,“如果艺术只为‘正常人’服务,那它本身就病了。”
第二天,他亲自撰写提案,附上光缝的创作案例和小满的手语乐谱分析,发给了“燎原基金”。两小时后,回复抵达:全额资助,外加一支专业无障碍技术支持团队。
压力仍在累积。第七天彩排,教育部派来的督导员提出质疑:“《星轨》里有大量抽象表达,缺乏明确的价值引导,是否适合中小学生观看?”
林曜没有争辩,而是请对方坐下,完整看了一遍演出。
当最后一幕落下,流浪少年们用手语、鼓点、星图投影共同演绎出“我们不是迷路的人,只是走在自己的轨道上”时,督导员沉默良久,最终只说了一句:“明天我带孙子来看。”
演出前夜,全团最后一次合成。灯光、音效、走位全部按正式标准执行。当小满的手语旋律与阿哲的鼓点交织升腾,整个礼堂仿佛真的浮入星空。林曜站在侧台,看着那一张张年轻的脸庞被追光照亮,忽然觉得五年前那个拄拐巡课的自己,正穿越时光,静静凝望着这一切。
散场后,他独自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开始录制那段央视要求的独白。
镜头开启,他穿着洗得发白的黑色T恤,背景是堆满教案的书架。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创办‘星光计划’。”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深远,“十年前,我是选秀冠军,站在万人欢呼的舞台上。我以为光芒来自聚光灯,来自掌声,来自排行榜第一的位置。”
他轻轻笑了笑。
“后来我摔断了腿,也摔碎了幻想。躺在医院的日子,我才明白,真正的黑暗不是看不见光,而是不再相信自己能发光。康复过程中,我遇到太多和我一样的人??身体残缺的、被抛弃的、沉默的、被认为‘没用’的。但他们的眼神告诉我,他们不想被怜悯,只想被看见。”
他抬起右手,缓缓打出一组手语。
“这是我学会的第一句手语:‘我在。’不是‘我可怜’,不是‘帮帮我’,而是‘我在’。这三个字,是一个人对自己、对世界最勇敢的宣告。”
镜头微微晃动,他的声音低了些。
“所以‘星光计划’从来不是慈善项目。它是抵抗??对抗遗忘,对抗标准化,对抗那种认为‘不完美就不配站在台上’的冷漠逻辑。我们教孩子的不是技巧,而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说话。哪怕你说不了,唱不准,跳不稳,只要你还在尝试发声,你就值得被倾听。”
他停顿片刻,像是在积蓄力量。
“有人说我理想主义。可如果连艺术都不能做梦,这个世界还能在哪里容下希望?我知道改变很难,一场演出救不了所有人。但只要有一个孩子因为站上舞台而决定活下去,有一次心灵因一段旋律而松动封闭的门??那就够了。因为我曾经,也是那样被救过的。”
视频结束,他删掉重录了七遍的草稿,只留下这一条原始版本。
第二天傍晚,国家大剧院外已排起长队。不仅有学生团体、特殊教育工作者,更有许多普通市民带着孩子前来。票务系统开放十分钟即告售罄,黄牛价炒到三千一张,却被主办方联合警方严厉打击。
开场前十分钟,林曜站在后台通道,听着观众席传来的嗡嗡人声。小满走过来,递给他一副特制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