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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3章 杨灿是墨者（第1页）

“回禀公子，属下二人在吴州待了十多天……”

其中一名探子抱拳躬身，正要细说，目光无意间扫过立于于睿身侧的赵腾云和刘波，声音突然顿住。

于睿会意地一笑，朗声道：“赵统领和刘先生都是我最信任的。。。

暴雨过后，山道泥泞如浆，阿启拄着一根枯枝缓步前行。脚底打滑数次，裤腿早已沾满湿泥，像从地里爬出的农人。他却不急，每一步都踏得沉稳，仿佛这山路本就是为行走而生的经脉。远处峰峦叠嶂，云雾缭绕，偶有飞鸟掠过林梢，划破寂静。他的背影瘦削却笔直，如同那日在西岭村讲台上未曾弯下的脊梁。

抵达边境小镇时，天色将暮。回声驿站坐落在半山坡上，由几间旧砖房改建而成，屋顶架着一面锈迹斑斑的卫星接收器，墙边堆着成箱的磁带与手稿。沈兰正坐在门前小凳上晒药草，见阿启归来，颤巍巍起身，眼角泛泪：“您回来了……我们都在等您。”

“我来了。”阿启轻声道，目光落在她手中翻晒的一叠信纸上，“那些信，都整理好了？”

沈兰点头，引他入内。屋中昏暗，唯有油灯摇曳，照亮四壁悬挂的照片??全是逃亡者、失踪者、被噤声者的面容。一张张脸沉默地注视着来人，仿佛在等待一句迟来的回应。她从柜底取出一只铁皮盒，打开后递上一沓泛黄的信笺：“这是最后一批‘音核’监听记录的抄本。当年他们用这些纸页记下每一句‘危险言论’，如今反倒成了证明存在过的证据。”

阿启接过，指尖抚过字迹。那是用极细的钢笔写就的速记体，密密麻麻，如蚁行于叶。其中一页赫然写着：“七月十二日，村民李大柱酒后言：‘三年饥荒饿死万人，为何史书不载？’判定为反动言论，上报处理。”另一页则记：“学生周念问老师：‘如果课本说的不对，我们该信什么？’列为思想隐患，观察期六个月。”

他闭目良久，再睁眼时，声音低而坚定：“把这些也录入《众声录》吧。不是为了控诉谁，而是为了让后人知道，曾有人因一句话消失，也有人因一个问题觉醒。”

沈兰哽咽：“可……有些人连名字都没留下，只有编号。”

“那就写‘无名氏’。”阿启说，“但要在后面加一句：‘他曾说话，故他存在。’”

当夜，驿站灯火未熄。两人并肩伏案，逐字誊抄。窗外风雨又起，雷声滚滚，似天地也在倾听。至子时，忽闻屋顶广播机发出轻微嗡鸣??是自动接收到了某段跨境信号。沈兰急忙调频，耳机中传来断续女声，带着浓重南洋口音：

>“……我是陈婉清，在马来亚槟城。父亲陈文彬，原为省报编辑，一九六七年被捕，罪名‘篡改宣传口径’。他没活到平反那天。临终前对我说：‘告诉中国人，我不是叛徒，我只是说了真话。’

>我今天寄出他的日记残页，共十七张。若有谁读到，请替我在碑墙上刻下他的名字。

>他还想看一眼故乡的春天。”

录音戛然而止。

阿启起身走到窗前，望着漆黑山谷。雨滴敲打屋檐，像无数细小的手指在叩问历史之门。他忽然想起少年周念说过的话：“我们不是要推倒高墙，是要让墙后的声音传出来。”如今，这些声音正穿越海峡、翻越高山，汇入这一册《众声录》的洪流。

翌日清晨，阿启亲自执笔，在新一页写下：

>**陈文彬，四十五岁，编辑，因坚持报道灾情实况遭拘押致死。遗愿：再见故土春樱。**

随后，他取出一枚铜钉，将这张纸牢牢钉在驿站主厅的“归名墙”上。沈兰带着几位志愿者开始复印副本，准备送往各地分会。与此同时，一位年轻女孩自海外来电，自称是李志远的外甥女，已在澳洲生活三十年。她说：“外婆昨晚梦见舅舅回来了，穿着旧军装，站在村口喊娘。我查了移民档案，发现七十年代末有个同名同姓的人偷渡至越南，后来失联……也许他还活着。”

阿启握着电话，久久无言。最终只道：“请你把所有线索寄来。只要有一线可能，我们就不会停止寻找。”

数日后，阿启再度启程北返。途中经一座废弃火车站，站名牌已倾颓，铁轨掩于荒草。一名老铁路工人蹲在月台边抽烟，见他驻足，便主动搭话：“这儿曾是‘静土计划’的转运点。半夜常有闷罐车驶过，没人知道车上是谁，只知道下车的人，再也没回来。”

阿启蹲下身，与他对视：“您还记得车牌号吗？”

老人摇头：“记不得了。但我记得声音??孩子们哭得很小声，像是被人捂住了嘴。有个小女孩一直在背诗，背的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她背了整整一夜。”

阿启心头剧震。林照教过的诗，竟以这种方式，在黑暗的车厢里延续。

他在笔记本上记下这段口述，并标注地点坐标。离开前，他在月台立了一块木牌，上书：“**此处曾有过哭泣，也曾有过诗句。请勿遗忘。**”

回到记忆传承馆那日，正值秋分。庭院中桂花飘香，碑墙前人群络绎不绝。一位盲眼老太太由孙女搀扶而来，手持一根竹杖，杖头刻着“寻夫”二字。她摸索着碑面，口中喃喃念着丈夫的名字：“赵承业……你听得到吗？我带你最爱吃的梅干菜来了……”

工作人员上前引导，很快在东南区找到铭文：

>**赵承业，四十一岁，中学语文教师，因组织学生阅读《史记?伯夷列传》被定为“传播异端”，死于劳改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