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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本上的第三个女儿（第2页）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耗尽心力后的虚无感，“我用了快10年，才勉强追平了当年落下的距离。”说到这里，那些激烈的不甘与遗憾，似乎被一种更深沉、更无力的情绪取代。那不是平静，而是认命后的疲惫。

“可三姐呢？”这个名字被吐出时，带着一种几乎无法承受的重量。他猛地抬起头，眼中第一次闪过无法掩饰的焦灼与痛楚。“她的户口，到现在还像个无根的浮萍，挂在亲戚家名下！大姐二姐，包括我，我们都上岸了，只有她……只有她还在那里。”

他深吸一口气，试图压下喉咙里的哽咽，声音变得沙哑：“是，大姐在南京是帮衬着她，给她生意做，给她钱花。可那又怎么样？这能改变她从小就被牺牲、连自己的姓都不能堂堂正正拥有的命运吗？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现在给她的这些，就像是在提醒她，她永远都是那个被排除在外的人。”

李笑然的心被狠狠揪紧。她清晰地看到，当文吉说到“我们给她的这些”时，脸上掠过一丝深刻的自我厌恶。他成功的骄傲，在此刻被巨大的亏欠感彻底淹没。他拼尽全力赢回的一切，似乎都无法填补家族因为他的到来而无意中在三姐身上凿出的那个黑洞。

这一刻，李笑然彻底明白，他所有的精明算计、步步为营，或许不仅仅是为了个人野心。那更是一个弟弟，一个背负着原罪般愧疚的既得利益者，试图用自己挣来的全部资本，去赎回一份对家人的公平。然而，这番沉重的剖白似乎耗尽了他的气力。他沉默了片刻，像是需要从这巨大的无力感中挣脱出来，将话题拉回到一个更具体、却也同样刻骨铭心的起点。

“所有的一切，都得从那个夏天说起……”他的眼神渐渐失焦，仿佛穿越回了那个闷热而令人窒息的夏天。“回去后才发现，教材、考题模式完全跟不上。”他的语气里带上了一种亲身经历者才有的、略带荒谬感的无奈，“那所学校大得离谱，教学楼、宿舍楼、厕所，全是分开的一幢幢。还好是夏天，要是冬天，半夜想上厕所都得鼓起勇气冲进寒风里，想想都可怕。”他的右手无意识地握紧了茶杯，指节因用力而微微发白。

“还有上课，”他摇了摇头，像是要驱散那略显滑稽却又无比真实的记忆画面，“特别是上全年级的大课，得扛着自己的椅子从班级走去大教室。黑压压的一片人，每个人都搬着椅子，那场面……可真是‘宏大’。”他嘴角扯出一丝苦涩的对比，“上海的高三也是走班制，但是最起码不需要搬椅子啊。”现实的粗粝与过往的精致在此刻形成了尖锐的对比。

“高考成绩……很不理想。”这句话他说得极轻，几乎像是自言自语，带着一种时隔多年仍未能完全释然的挫败。“最后只能去西安读了一个普通本科。那段时间，整个人都很消沉。”

李笑然静静地注视着他，注意到当他提到“很不理想”时，眉头几不可见地蹙了一下，随即又迅速舒展开，恢复成那副精英律师的镇定模样。但他指尖在桌面上无意识划着的不规则的圈，泄露了他内心并未平息的波澜。

“后来偶然得知你考上了985，”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刻意维持的平淡，却反而更显沉重，“那种感觉……很复杂。仿佛一下子被甩开了很远，觉得自己彻底被比了下去，很自卑。”说到这里，他终于抬起眼看向李笑然，目光中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像是在观察她的反应，又像是在确认这番话的效果。

李笑然没有立即回应。她清晰地看到，文吉在讲述这段人生转折时，巧妙地将落差归因于外部因素，语气中带着恰到好处的无奈与不甘，却绝口不提任何个人因素。这种典型的“外归因”叙述方式，配上他时而低沉、时而苦涩的语气，以及那些细微的肢体语言，共同构筑了一个命运受害者的形象。

听完他带着苦涩的自白，李笑然沉默了片刻，目光沉静而真诚地望向他。她轻轻将垂落的一缕发丝别到耳后，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她显得更加柔和。

“文吉，”她的声音温和却坚定，“其实你不用那么想。”她注意到当她说出这句话时，文吉的坐姿有瞬间的僵硬，仿佛在防备某种预料中的同情或说教。

她继续清晰地说道：“你去的西南政法大学，是法律界公认的‘五院四系’之一。”她的语气平和而肯定，没有任何夸张的意味，“专业声誉和行业认可度非常高。你能走到今天，靠的是实打实的专业实力和这些年的拼搏。”

说到这里，她看到文吉微微挺直了背脊，那个细微的肢体变化没有逃过她的眼睛。她适时地停顿了一下，让这些话有足够的时间被消化。

“而且你后来一路逆风翻盘，”她的语气带着真诚的共情，“去英国利兹大学读了硕士，回来只用了六年时间就做到高级合伙人。这一路走来，你克服的障碍，付出的努力，真的很了不起。”

她先是给予充分的肯定，将他从“受害者”的心态中拉出来，正视其自身的努力与价值。然而，话锋至此，她的神情变得格外认真，双手轻轻交叠放在桌上，身体微微前倾，这是一个表示郑重和坦诚的姿态。

“但是，有件事，我必须向你道个歉。”她的声音轻柔下来，却带着不容忽视的诚恳，“这件事，在我心里也放了十四年。”

她注意到文吉的眼中闪过一丝讶异，显然没料到这个转折。“那年暑假见面，你应该刚从河南回来不久吧？我们约在我高中校门外。”她的目光清澈地看着他，不闪不避，“你当时……是不是在学校围墙的红榜上，看到了我的名字和录取的学校？”

她没有等他确认，便继续说了下去，语气诚恳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歉疚：“那一刻，你心里一定觉得被我骗了，对不对？因为在之前的信里，我确实谎称自己成绩也不好，压力很大。我那么说，不是因为虚伪，只是……”她轻轻吸了一口气，“看到你那时情绪低落，我不想显得像个高高在上的幸运儿，我想用那种笨拙的方式告诉你，我和你一样，也在挣扎，我们是一样的。”

这声道歉，是她对那个敏感少年迟来的抚慰，也是对自己青春的一种交代。她看到了他强大外壳下，那个因地域转换、梦想受挫而格外脆弱的内心。然而，文吉是会接受这份道歉，化解心结，还是会将这也视为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他抛出的悲情牌，究竟是真心共鸣，还是另一种更高级的、试图博取怜惜进而掌控局面的算计？空气仿佛凝固了，等待着他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