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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新安全观的演进历程与主要内容（第1页）

第一节新安全观的演进历程与主要内容

新安全观作为一种安全理念，有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新安全观的形成不但具有国际背景，同时，也是国内安全形势发展的需要。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

一、安全、国家安全、新安全观

安全是指安全主体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安全离开主体就没有意义了，依据安全主体的不同，人们可以将安全区分为个人安全、组织安全和国家安全。互信互利的新安全观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一种安全理念，即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1]

就像人类社会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变化一样，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人们对国家安全内容的认识也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国家安全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安全威胁向非传统安全威胁转变的过程。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之一。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指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政治威胁及威胁国际安全的军事因素、政治因素。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于传统安全威胁而言的，是指除军事、政治以外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包括金融安全、恐怖主义、信息安全、贩毒走私、环境安全、海盗活动、非法移民以及传染性疾病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越来越突出。胡锦涛指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2]当今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潮流，人类再也经受不起世界大战的创伤，军事冲突与对抗只会造成两败俱伤。因此，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在不断下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在不断上升。各国、各地区以及人类社会面临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但并不排除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

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有关内容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有些现象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早在公元前，中国和西方国家都曾出现过海盗、传染性疾病威胁。进入21世纪，非传统安全威胁之所以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是因为人类面临着许多过去并不突出而在当前却日益加剧的新问题。在世纪之交，先后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9·11”事件、“非典”疫情、印度洋海啸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频繁出现，世界各国难以独善其身，究其原因主要是：首先，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让一些弱势群体深感不安，采取极端手段就成为可能；其次，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南北贫富差距拉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不到美国的1%，这些国家部分民众的绝望心理和铤而走险的心态，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温床；再次，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长期失谐，导致越来越多的环境安全问题。例如，据统计全球重大自然灾害平均每年200起以上；最后，国际合作的加强与国际危机防范机制的不匹配，也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出现的一个原因。例如，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地区以及整个人类社会都不可能回避非传统安全威胁带来的隐患，是由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跨国性特点所决定的。首先，非传统安全威胁本身具有全球性，世界关注的气候变化问题，就不是由一个国家所能处理和解决的，其产生不局限于国界，其治理也不是一个国家所能完成的任务；其次，一些非传统安全威胁本身具有蔓延性，始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几乎同时蔓延到世界各地，迅速转变为全球性的实体经济危机；最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分布于世界各国，国际恐怖组织在世界各地游**，其中心或总部的所在地往往并不确定，“基地”组织的其成员就分布到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各国、各地区以及人类社会的危害凸显，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非传统安全威胁已经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环境等方面造成严重的影响：政治上，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日益严重，中国面临着民族分裂主义的严峻挑战；经济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以及生态环境安全严重困扰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文化上，封建迷信依然存在，邪教组织活动频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在继续；环境上，气候框架协议斗争激烈，不可抗力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等等。综上，中国正面临着非传统安全威胁，在此背景下，提出了自己的新安全观。

新安全观主要是在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过程中产生的，淡化了排他性的安全合作，强化共同安全，强化国际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对话与协作，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安全理念。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以往不处于主导地位的安全威胁问题日益凸显。国际恐怖主义、核武器的扩散、世界环境的恶化、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频繁出现，迫切要求结束冷战思维，用新的思想观念认识和对待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用合作而非对抗的方法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同时，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使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密切。国际局势的新变化促使各国改变了传统的国家安全理念。以往那种只顾自我安全而不顾地区和国际安全的做法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先后出现了由冷战思维安全观向共同安全观、综合安全观、合作安全观等新型国家安全理念的转换。区别于冷战思维安全观的新安全观，尽管有许多不够科学的地方，但却反映出一定的进步意义，主要体现在：经济安全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军事安全的基础没有改变，政治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网络安全被提到了议事日程，环境安全得到了足够重视。这些方面对我国新安全观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有利于我们在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背景下，积极应对挑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以上几种国家安全理念基本上代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利益，实质上是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寻求庇护。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全球治理新问题的不断出现，国家安全的内涵不断丰富，人们对国家安全的判断和看法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传统的安全观把国家的安全主要看作是国家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这显然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国家安全除了传统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外，已经发展为包括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由于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鲜明的特点，有些学者将非传统安全威胁称之为“新威胁”（s）。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根据世界上已经存在着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适时调整国家安全理念。中国认为，“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3]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新安全观，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新安全观是一种综合安全观，它的核心是互利、互信、平等、协作。新安全观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新安全观的时代背景

中国新安全观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格局转换的新的历史时期。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始显现，中国的安全生存问题也尤为迫切，中国的军事发展还不能满足国家利益不受侵犯的需要，同时，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也不容乐观。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是中国对国际关系深刻变化和自身发展深度思考的结果。

（一）中国新安全观提出的国际背景

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终结，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世界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大国或大国集团垄断国际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多极化有利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有利于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为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遇。随着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往来的依存度不断加深，整个世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国家利益打破了原来那种的“零和”博弈，各国在相互往来中寻求“共赢”得到了共识。各国之间的经济安全以及其他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谋求共同安全已成为人类的一种共识。这就促使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维护世界安全的新途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宗教、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日益凸显。这些问题的出现促使大多数国家改变了过去的传统观念，各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安全问题进行了探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安全理念，产生了全新的安全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各自的安全政策并付诸实践。例如，美国的“集体防务观”、欧洲的“共同安全观”、东盟的“合作安全观”等的提出，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深入思考安全问题，提供了借鉴。同时，也对我国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环境和安全意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中国新安全观提出的国内环境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多项经济指标很快跻身于世界前列，国家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始显现，主要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给我国的自然资源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同时，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国内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方式等很难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所有这些都迫使中国考虑自身的经济安全问题。

冷战结束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谷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发展势头良好，但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资本主义国家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中国面临的政治压力空前严峻。面对这一局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独立自主外交，始终不移地站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点上，坚持不懈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对自己的安全理念做出准确的定位。

中国的军事策略一贯是内敛性自我防御。一方面，以中国的财力状况去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具有很大难度，军队现代化建设物质基础和物质保障还不够雄厚；另一方面，中国具有“和为贵”、“仁为上”的悠久历史传统，历来主张以和平的方式而不是军事扩张的方式发展自己、维护安全。面对国际社会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家肆无忌惮的军事扩张计划和日益明显的攻势，中国必须从思想理念入手，以适合时代和世界需要的新思想、新观念，认识和对待世界军事竞争与合作，以互利共赢的思维和行动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进而维护世界的安全局势。

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国情，在吸收世界各国安全观念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在非传统安全威胁已经出现并对国际社会行为主体构成威胁的背景下，形成了“新安全观”。“新安全观”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对毛泽东、邓小平国家安全观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的国家安全观是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是时代的产物，有其深厚的国际国内背景。它为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树立爱好和平的国家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在我国国家安全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邓小平的国家安全观是以综合安全为特征的国家安全观。邓小平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进而把国家安全界定为以经济安全为中心，同时兼顾国家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的综合安全观。综合安全观为我们应对各种安全风险提供了保障，也为我们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内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把国家的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相结合，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相结合，认真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理论为指导，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国家安全观，形成了互信互利的新国家安全观。

三、新安全观的演进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