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奇中文网

第四章 种族性别与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批评实践1（第2页）

在《简·爱》的读者中，能够对那个在简的眼中简直像“鬣狗”、“野兽”和“吸血鬼”的伯莎·梅森产生同情的人为数当然不多，而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位美国女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她们合写了一部女权主义的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认为疯女人不过是简·爱心灵中隐蔽、愤怒、疯狂的一面，她们都是受男性压迫的姐妹。但在她们之前，英国当代女作家简·里斯就对这个形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以《简·爱》提供的情节为线索，根据自己对疯女人出生的社会环境——19世纪英国在西半球殖民地的亲身了解，撰写了一部以疯女人身世及遭遇为题材的小说《藻海无边》。与《简·爱》最大的不同在于，疯女人是人不是兽。女主人公安托瓦内特是一个英国殖民者的混血后裔，从小过着寂寞的生活，成年后在继父及罗彻斯特父兄的安排下，嫁给了罗彻斯特。按照英国法律，她把3万英镑陪嫁全部归到罗彻斯特名下。然而，丈夫贪图的只是她的钱财，对她没有丝毫的爱情。因为安托瓦内特的母亲伯莎死于精神病，罗彻斯特就故意用伯莎来称呼她以示轻蔑和羞辱，尽管婚后安托瓦内特尽力取悦他，换来的却是更深的嫌弃和厌恶。最后，罗彻斯特想方设法把她带回英国，像囚犯一样将她囚禁在桑菲尔德庄园的顶楼上，迫使她走向疯狂。很显然，对于《简·爱》来说，简·里斯的作品就是一篇翻案文章，表明的是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

对于这部小说，斯皮瓦克分析道，里斯暗示了：即便是个人或人的身份这样私人化的事情，也可能是为帝国主义政治决定的。斯皮瓦克指出，在里斯的小说中有许多镜像的隐喻。如蒂亚这个牙买加的黑人少女，是安托瓦内特的女仆，也是她童年的伙伴：

我们吃同样的食物，肩并肩地睡觉，在一条河里洗澡。我一边跑，一边想，我要和蒂亚一起生活，我会喜欢她……当我跑近的时候，我看到了她，拿在手里的棱角不齐的石头，我还没有看到她扔……我们互相瞪着，我的脸上流着血，她的脸上流着泪。我就像在一面镜子当中，就像看到了我自己。[6]

安托瓦内特·伯莎渴望保持她们的友谊，将蒂亚看成是她生命中的一部分，但蒂亚却不这样想，因为牙买加的奴隶制已经结束。尽管蒂亚会在打破安托瓦内特的脸颊时流出泪来，但她还是扔出了石头。这说明，在安托瓦内特与蒂亚之间，蒂亚更为敏感的是牙买加本土人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的对抗关系。安托瓦内特作为一个白种克里奥尔少女，处于英国殖民者与黑皮肤的本地居民的夹缝之中，作为一个个人，只能与蒂亚分手。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讲，蒂亚正好是西方女权主义者所概括的“妇女”，是一种受压迫者的言论的反证，她代表的是殖民地妇女的处境和心态。

在古希腊神话中，纳西苏斯是一个临水自照，爱上自己的美少年。而当他发现水中的他者竟然是自己时，他失去了理智。里斯小说在结束时，安托瓦内特要自焚之前，也有一处镜像的描写，所不同的是，它导致了安托瓦内特的死亡。安托瓦内特在镜中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他者：

我又一次举着长蜡烛走进了大厅。就是在那里，我看见了她——那个鬼。那个长发飞舞的女人。她被镀金的相框框着，但是我认得她。[7]

安托瓦内特与蒂亚不可能再团聚。安托瓦内特所陷入的在她看来是虚构的英国，她自身也变成了一个虚构的他者。这个他者以她的纵火自焚，以她的死，成全了《简·爱》这个英国小说中个人奋斗的女性主义的英雄。斯皮瓦克说：“我必须把它读作一个带着普遍意义的帝国主义一般认知暴力的寓言，读作为了殖民者的社会传教团的光荣而构建的一个自我牺牲和献祭的殖民地的主体。”

斯皮瓦克是一个不断变换理论立场的批评家，她用女性主义质疑马克思主义，又用后殖民主义质疑女性主义，但在理论立场的转换中，她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政治倾向，这种强烈的政治倾向是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显著特征。

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持之以恒的历史性视角。殖民主义是一种历史现象，现在世界上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口都曾经有过被殖民统治的经历，因此结合殖民主义历史对经典文本加以解读，构成了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的另一重要视角。

英国著名小说家福特斯的代表作《印度之旅》是一部直接描写殖民地民族冲突的小说。小说的核心围绕着一场扑朔迷离的强奸案展开。英国殖民地官员的未婚妻、英国小姐阿德拉，指控陪同她出游的印度医生阿齐兹在游览当地名胜乌拉巴山洞时，对她非礼。阿齐兹坚决否认她的指控。这一案件引发了一场种族冲突的轩然大波，最后阿德拉突然撤销了自己的指控。尽管小说并没有对发生在岩洞里的事给予清晰明确的说明，但批评家们一致同意，最合乎情理的解释是：这是阿德拉小姐的心理幻觉，而如何解释阿德拉小姐的心理幻觉，就成了理解作品的症结所在。

以男权主义为基础的解释是：根据心理学常识，阿德拉在幻觉中出现的强奸实质上是由她的性压抑造成的，是她潜意识中欲望的流露。没有吸引力的女人在潜意识中经常渴望被英俊有力的男人强奸。小说中的阿德拉是个相貌平平的女人，似乎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点。这个阐释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批驳，她们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她们指出：阿德拉在岩洞中产生的被强奸的幻觉，根本上是源于她对即将到来的与朗尼·希斯洛普的婚姻的恐惧。无爱的婚姻无异是一种“合法的强奸”，而阿德拉正是在岩洞里突然意识到她不过是一个性的猎物，意识到她面临的“意味着被强奸的特质和心理现实”。

后殖民女性主义者简妮·莎比认为，以上两种解释仍然是片面的、肤浅的，因为它们没有顾及殖民压力，没有顾及小说着力展示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尖锐冲突，不能仅仅将阿德拉与阿齐兹的冲突看成一场男女之间的冲突，应当看到，这是一场女性殖民者与男性被殖民者之间的冲突。

简妮·莎比揭示出这样一个细节：当洞穴事件发生之后，聚集在当地俱乐部的英国人认为：“奎斯蒂德小姐只是个受害者，可年青的希斯洛普却是个殉难的人。”言外之意是，朗尼他们一直尽力为这个国家尽职，却反而遭到这个国家的反对。打击落在阿德拉身上，为什么她的未婚夫希斯洛普反倒扮演殉难的角色呢？莎比指出，从历史上看，白人妇女遭受强奸，实际上是一种19世纪帝国主义制造出来的殖民话语。1857年，印度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民族起义。就是在这场镇压民族起义的过程中，强奸被作为殖民话语生产出来了。起义爆发以后，殖民者中流行着许多恐怖的传说，其主题便是：主要的受害者是妇女。无数的新闻报道、私人信件、传闻叙述都在重复同一个话题，即英国妇女在印度受到凌辱强奸。这些报道的内容与结构都大同小异，如当时伦敦泰晤士报有一则消息说：“48名英国妇女，大多数是处女，被剥光衣服通过新德里的街道，并且在被残酷地肢解之前，遭到最低劣的贱民的强奸。”[8]

正如马克思在当时便已指出的那样，大多数报道都是依据传闻，而非报道者本人亲眼目睹。但是它们仍然被大量地生产出来。这种暴行构成了英国殖民者镇压起义的口实和根据。在有的地方，英国殖民者还有意识地把某些所谓英国妇女遭到凌辱和屠杀的现场保护起来，让路过的英军士兵参观，以激发士气。在当时还有这样一则报道，在暴动中，“妇女当着她们丈夫的面被剥光衣服，被鞭打着**着身子走过街道，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强奸，然后遭到屠杀。”[9]

男人们目睹他们的女人遭受凌辱、**，这使人联想起《印度之旅》中英国人的反应：女人是受害者，而男人才是殉难者。在殖民者看来，对英国女人的攻击，不过是对男性殖民者的间接攻击，这些女人不过是他们的附属品。莎比在文章中进一步指出，“有关叛乱的报道把生活在印度的英国妇女改造成了一种机制，TheEnglishLady（英国妇女）被选择出来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理想妇女的代表，这种改造使得作为强奸对象的英国妇女与作为起义对象的殖民主义二者之间产生了一种可以往复滑动的对应关系。”英国妇女的自我牺牲、纯洁无辜的崇高的道德感扩展地代表了整个殖民主义的道德使命和价值系统，这就是为什么在关于起义的报道中，被强奸的特权只保留给了英国妇女，而从未出现英军士兵强奸印度妇女的报道。在这些报道中出现的印度妇女，都只是一群穷凶极恶的暴徒。

以上事实说明，强奸本身是一种性话语，但在特定语境中，它是为殖民主义的强制关系决定的。这种强制一方面是白人男性对白人女性的强制，同时也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强制。在这一种关系中，妇女不仅是交换的商品，也是一种符号。英国妇女的被凌辱，使她们成为了在民族起义的威胁下殖民主义道德影响的符号。这样，英国妇女就是符号中的“能指”，而殖民主义价值观则是她们所代表的“所指”，这就是为什么在有关暴乱的叙述中，英国妇女都是温柔的、家庭型的，就像天真无邪的纯洁羔羊，这和当时现实中英国妇女的作为并不一致。在事变中，英国妇女并不是消极的牺牲者，并不完全是无所作为的。她们当中，有一些人也曾出头露面试图平息暴乱、控制造反的民众，但官方的叙述却完全回避和掩盖了这一点，这就是话语和现实的对立。在殖民话语中，棕色皮肤的魔鬼正恶狠狠地扑向毫无自卫能力的白种妇女。历史的真实、民族及个人身份的确认被隐没于一个民族及一个时代的叙述中，只能在另一个民族及另一个时代中浮现，这似乎是后殖民主义者及后殖民女权主义者的理论抱负。当她们找到问题的切入点时，难免有大快人心之感。

1913年，福斯特结束对印度的访问返回英国，开始写作《印度之旅》。小说最初写的是一个印度男人和英国妇女之间的罗曼史，但当他第二次访问印度以后（1921年），他意识到了印度越演越烈的民族矛盾，开始把小说的焦点集中在英国殖民者和广大印度人民的民族冲突上。综合上述背景可以看出，阿德拉在岩洞中所产生的错觉可以有新的解释，这就是保存在英国人梦魇中的强奸的回忆，这种种族回忆困扰阿德拉使她产生了幻觉，从根本上说，这是殖民话语的力量。

综上所述，我们从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两个方面对后殖民女性主义作了一些初步的介绍和探讨。如果把斯皮瓦克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在国际框架里的法国女性主义》看作这一理论流派的滥觞，经过10多年的发展，这些学者已经在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开拓出一个新的理论空间，借用霍米·巴巴的术语，一个“第三度空间”。后殖民女性主义揭露父权制和殖民主义话语把第三世界妇女建构为他者，使她们在历史上受到双重的压制、掩盖和擦抹。她们坚持差异性的原则，批判资本主义对当代世界的同质化，包括西方女性主义表现出的这种同质化倾向。她们把种族和性别两种视角结合起来，集中地提出了第三世界妇女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的特殊性问题。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著作，但这些著作大多仍停留在一般女性主义立场上，如何从中国女性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境遇中生发出一种特殊的文化诉求，在这一方面，后殖民女性主义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1]转引自罗钢、刘象愚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44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罗钢、刘象愚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45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转引自罗钢、刘象愚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4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4]［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祝庆英译，37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5]［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祝庆英译，404～40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6]转引自罗钢、刘象愚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16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7]转引自罗钢、刘象愚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16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8]Williams，，ialDisdPost-ialTheory：AReader，NewYork：biaUyPress，1994，p。237。

[9]Williams，，ialDisdPost-ialTheory：AReader，NewYork：biaUyPress，1994，p。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