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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解构主义视野中的帝国主义认知暴力和危机控制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论02（第1页）

第二章解构主义视野中的帝国主义认知暴力和危机控制——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论02

然而，正是由于资本的全球性分散，从前集中的、近距离的社会化劳动让位于亚集中的远距离劳动；以前工人阶级相近的文化表达现在被文化差异所阻隔。总之，当代资本主义更关心如何“开发”和利用最脆弱、最松散的劳动力群体，通过地理、文化和经济利益的分化，使他们再也难以形成具有冲击性的政治组织，也不再可能具有统一的哲学观念与政治经济话语。因此在后殖民境况下，存在的是一种更加老练的剥削形式和危机控制方式。[47]在这里我们看到，斯皮瓦克关注的中心，是经济文本如何被刻写进所有当代文化的生产和接受之中的。

在信息化时代，高科技成为帝国主义危机控制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中，资本主义的危机内在于资本循环之中：一方面，资本要努力减少循环时间，不断“向那不可能的零时间靠拢”；另一方面，资本必须通过在时间中的循环来得到实现。因此，商品循环对于资本的实现而言既是实现的条件，也是实现的障碍。斯皮瓦克解释道：“马克思的意思是，如果循环被扬弃而进入思维的速度，那么作为一个连续整体的（价值）生产就会抹去价值本身，这就是一个危机。”[48]今天，资本的循环时间是否已经赶上了思维的速度？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特德·勒维特（TedLevitt）曾说：“今天，货币仅仅是电子脉冲，以光的速度、不费吹灰之力在远距离中心之间传递着（对马克思所说的‘循环不可能达到的限制’：思维速度来说，这足够了）。证券价格10个基本点数的变动就会立即引起大量资金从伦敦到东京的转移，这一体系对公司的全球运作方式有着深远的影响。”[49]

由于计算机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资本循环速度的确是惊人的，可是这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危机。这说明社会财富和价值的生产并没有像金融资本的循环那样进入光速，相反，财富的生产甚至还具有前现代的特征，只不过这一过程被信息技术的可见性所遮盖。正是这种书写符号一样的“可见效果”，即德里达所说的“眼睛的专制”，才使得人们忘记了复杂的社会财富的生长过程，好像是高科技本身直接生产了西方优越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但是，斯皮瓦克认为，这种可见性背后并非是财富来源的透明路线。一方面，科技使得生产力提高，计算机使得资本运转加快，但这些提供的只能是生产催化剂的作用，不是劳动本身。相反，它不过是更加有效地剥削劳动力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斯皮瓦克认为，技术发展似乎的确带来了劳动力的解放和“自由”，但它充其量也就是西方国家内部的“自由”，如果西方国家考虑到电信时代充当的维护现有国际劳动分工和它压迫妇女的角色，那么，他对“自由”的那种放纵的热情，对计算机信息和理论生产的执著就会屈从于良心上的反省。第一世界财富的来源不是转移到了高科技，而是通过高科技的作用转移到了那遥远的、处于黑暗角落的第三世界之中去：“尽管有了计算机，里曼兄弟可以在15分钟挣到两百万，但如果他自己不是对另一个文本进行擦除后的重写，整个经济文本就不会是他现在所说的那样。这另一个文本就是，一个斯里兰卡女工要买上一件T恤就必须工作2287分钟。这里，后现代和前现代文本交织在一起”。[50]

一旦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第三世界，我们将会更加清晰地看到帝国主义危机控制的前现代性质。马克思已经指出过，资本的矛盾，决定了相对剩余价值的实现必然依赖于永无休止的技术竞争和技术支出。因此资本主义危机管理的方式之一就是尽量维持更多绝对剩余价值和较少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这正是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形。发达国家不仅把后殖民经济体的劳动规章和环境法规尽量维持在一种较为原始的状态之中，同时尽量迫使第三世界国家从第一世界接受那些陈旧过时的机器，使他们始终处在竞争的低端、始终处在生产更多绝对剩余价值的状态。斯皮瓦克指出，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在今天处于被动的地位，正是基于发达国家野蛮的殖民历史，这一历史不仅破坏了殖民地民族工业，并且从中建立起今天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基础以及它对第三世界的石油等原材料的需求。发达国家必然通过技术控制的方式使这种价格低廉的原材料需求得到维持。此外，帝国主义不仅直接雇佣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动力，而且把有较多绝对剩余价值和环境破坏性较强的产品初级加工留在第三世界。帝国主义的这种危机管理方式，斯皮瓦克称为前现代和后现代的“交织文本”，后现代不仅自我复制和自我生产，同时还在另一个方位上生产着前现代的东西。因此“任何对劳动价值理论的批评都可能忽略第三世界这个黑暗的在场”。[51]斯皮瓦克在这里重新强调了马克思的修辞性阐释：“工人创造了资本，工人是一个劳动力容器，是价值之源。”[52]当我们从全球资本流动的整体分析，我们同样应该承认，“是南方国家维持着北方国家的高能耗生活”。

正是在重新考虑经济维度的基础上，斯皮瓦克批评了那种把文化和经济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她认为，如果以“避免经济决定论”为托辞，忽视劳动价值理论所揭示的财富的来源——那劳动着的身体，那么他在客观上与帝国主义的同谋作用将会是不可避免的。斯皮瓦克暗示出，这正是西方某些左翼知识分子忽视的东西：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潜在的主体事实上已经不是“工人”，而是学者或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揭穿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就是最好的介入方式。而在《资本论》时代，不管马克思在界定意识形态时所说的“虚假意识”究竟指什么，但他的目标直接就是“工人”，与“哲学家们”实践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完全不是一回事。对马克思的“工人”来说，告诫要简单得多，即不要相信资本家基于生产和金钱的任何解释，就像不要相信今天电视中说过无数次的“创造工作机会”一样。对于资本主义来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改变它，而“这就是社会力量而不是哲学思考的领域，这两者相关但不是相同的东西”[53]。

但是，斯皮瓦克并非要否定文化研究的话语力量，而是提醒人们注意到经济文本和文化文本相互交织的特性，而不是仅仅看到它们之间的对立。在当今第三世界女性处境的问题上，这一点尤其明显。在斯皮瓦克看来，资本全球化和高技术的发展不仅把绝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场所边缘化和距离化，并且由于第三世界父权文化的支撑，这种远距离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还得到了野蛮的维持，从而使第三世界女性成了最为严重的双重压迫的牺牲品。

斯皮瓦克认为，在第三世界，女性不仅维持着男性工人的再生产条件，即在家庭这个非工作场所生产着工人的身体和寓居于身体中的、工人赖以出卖的劳动力，因此间接参与了剩余价值的创造，成为资本主义剥削的一个最为隐秘的场所；同时还由于家庭劳作是一种由父权文化支撑的不付酬的过程，从而强化了男性的优越地位。并且，《共产党宣言》中也曾指出，“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愈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愈发达，男工也就愈受到女工的排挤。”[54]随着女性逐渐走出家门，资本在寻找绝对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不只是找到了第三世界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同时也找到了廉价的第三世界劳动力中更为廉价的女性劳动，而科技革新和在体力上更加容易的操作都使廉价的女性劳动替代男性劳动变得可能，不仅如此，这种替代带来的结果不再是劳资矛盾而是性别矛盾，资本从中脱身，欧洲则从中获利。[55]斯皮瓦克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了这方面的一个著名例子：总部设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跨国公司trolData，在韩国拥有237名女工，1982年发生的女工们要求加薪的斗争虽然得到了美国公司总部办公室的谅解，但却遭到了韩国政府的拒绝。并且可能谁也没有想到，最后是韩国的男性工人通过暴力攻击那些女工才平息了这场纷争。许多女工受伤，并且使两名女工流产。斯皮瓦克解释道，在多国贸易的角斗场上，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女性成为工人的事实不是因为这些东方女性的手指更加柔软或者纤细，而是因为他们更加廉价。并且像韩国这样的买办经济，“既不是社会化资本的必然的接受者，也不是社会化资本的代理人，其剩余价值还是在别处实现的。”她暗示，在剩余价值真正实现的地方，在那些原材料产地和初级加工地，这种现象将会更为明显。斯皮瓦克说，当韩国男人“扼杀”他们的女人时，美国的管理者事实上是心中清楚的。与此相反，一个美国的女财管员获得升迁使trolData公司成为了“美国最开明的公司之一”。远距离遥控不仅遮盖了遥远的血腥味，同时也支撑了第一世界的文化再现[56]，使其具有了光鲜的外表。

但是，仅仅从这个角度还不能看出问题的复杂性，因为女性在一般的工作中只不过表现为一种性别文化生产下的廉价劳动，是一种性别中性化了的“劳动力容器”而已。更为复杂的情况是，女性生养后代的劳动现在同样面临社会化的问题。当这样的劳动从传统的道德框架中解脱出来并被“自由化”，就像工人从他的生产条件中脱离出来变成“自由民”一样，一种最为原初的竞争就开始了，因为这里的商品是人。斯皮瓦克把这种劳动的社会化分为五个独特的类别：生育权、代孕、移置、人口控制和后福特时代的家政工作。[57]她认为，女性那自我拥有的、再生产性的身体，在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已经被计算进了平均抽象劳动之中，由于“自由的”经济胁迫而走上了社会化道路，包括性、繁衍后代以及养育等等。在《哥伦比亚观察家》报上曾有一个公开的广告，高价收购学生的未受精的卵子。在社会化的威力面前，这些女学生变成了“自由劳动力”。斯皮瓦克问道，如果这些劳动真的像劳动力作为商品一样使用它自身的拜物教特征，并在社会化过程中使一切性别中性化，那会是公平的吗？并且她认为，这并非是要把充满痛苦的“孵卵器”同那没有痛感的“**库”进行简单的权衡。[58]

女性身体的社会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否定女性进入资本主义体系又意味着什么？什么是女性的“解放”？斯皮瓦克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有一点，女性身体的社会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和帝国主义危机管理的产物。在绝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上，在市场的寻找、培育和扩展以及消费的维持等方面，女性都成为了资本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焦点。这就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本的威力：“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59]

我们看到，斯皮瓦克正是通过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同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碰撞，重新揭示出在后殖民境况下的第三世界以及女性是如何依旧生存在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压制之下的。正如她在讨论伊斯兰女性时所说，如果说在后苏联时代的欧洲重读马克思是重要的，那么，不仅在阿尔及利亚、同时也在国际背景下来重新思考伊斯兰女性，这一点同样是十分重要的。[60]

第一世界不仅从经济上占领了剩余价值，维持着自己的财富增长，而且通过科技遥控和内在分配的平均化等方式使得资本循环的危机得到新的控制，并且也使得第一世界从文化上进行良性的自我再现成为了可能。这又反过来进一步缓和了第一世界的内部矛盾。在原理上，这种危机控制是通过增加中间环节和现代生活的专业化的方式来进行的，经过这种“距离化”，“起源”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难辨，过程更加难以追溯。通过专业知识之间的隔阂或者全球空间的距离，人们逐渐丧失了解读现实的机会和能力。当资本主义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全球规模，“人们对日常存在的理解变得日益困难”，在西方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形成了结果对于“起源”的专制，形成了对“来源”和过程的可怕的遗忘。而那些占据意识形态核心地位的、生产知识和信息话语的部门、机构正在不断地复制和强化这种遗忘，最终成为帝国主义危机控制的一环，与经济上的危机控制形成强有力的共生。正如前面斯皮瓦克在谈论文化研究时暗示出的，即使像杰姆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其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分析中，也没有试图对后现代主体生产的空间进行具体化。后现代社会中的城市消费者对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超级剥削没有认识。他的分析、对于他潜在地要达到的后现代政治来说，远远不是解放性的。相反，斯皮瓦克提醒人们注意华尔街那些投资者、那些不断招募资本全球化的参与者的人，注意到他们与这种分析之间的同谋关系。[61]

帝国主义对于危机的新控制方式与它利用西方文化的“真理”来支持殖民主义事业具有同样的性质。斯皮瓦克认为，西方文化在主体的论断上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方式。在这两种不同的背景下，价值就拥有了不同的含义。宽泛地讲，在唯心主义把主体界定为意识的论断中，人的价值就意味着三个老生常谈的东西，即“真”、“善”和“美”，或者韦伯和哈贝马斯所说的“认知”、“伦理”和“美学”三个领域的核心。西方知识潜在地承认了这种价值及其实现形式，并以此来评断世界的其余部分，从而占据了伦理主体的位置。帝国主义的危机管理极为清醒地运用了这一意识形态资源。

斯皮瓦克谈到，一些白人学生认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和学生从美国教育体系中得到了如此多的好处，因此他们很难理解对美国教育体制甚至对西方知识的批评。实际上，这种看法是颇具代表性的。在许多西方人，甚至第三世界本土人士看来，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人道主义救助以及改善其政治制度等方面，确实是“真”、“善”、“美”的价值表现。但斯皮瓦克认为，如果他们能够看一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文献，如果人们能够真正地看一看这些预算案得以建立的方式，他就会知道，某种程度上说，美国教育系统、美国大学机制能够显得如此高技术和高质量，他的这种显赫的位置大部分是由第三世界创造的。但是，第三世界创造第一世界显赫位置的方式却是不可见的，因为它被无数中间环节阻断了。事实上是，大多数人绝不会去看这类经济文献。他们所阅读的东西是期刊上的意识形态材料和由那些没有完全搞清这些东西的人所写的报道。另外，所有这些外国学生存在于大学中，享受着第一世界的雨露和阳光，这却是一个鲜明可见的事实。因此，没有劳动价值理论，我们很难看到第三世界的劳动是怎样成为西方学术持续的资源的，并且难以看到，正是这些学术机构为第一世界的操纵方式提供着特定的意识形态支撑。[62]

相反，与唯心主义对人的本质界定不同，马克思主义从唯物主义角度把人界定为劳动力，价值于是就成了某种具有“可交换性”的东西。斯皮瓦克说，马克思那些著作反复要指明的就是“究竟谁是资本逻辑中的劳作者”。我们看到，经常的情况是，第三世界的产品在发达国家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自己的手中，而资本家就是借助这种奇怪的商品旅行取得了商品最终的价格决定权力，并且从中得到远远高于第三世界劳作者的回报，过着自己高消费的生活。斯皮瓦克认为，弄清楚这一点，甚至没有必要真正的如此理论化，只是简单地注意到相应的那些文献就行了。你会发现每一个帮助项目都伴随某种条件，比如买一定种类的产品，雇佣一定百分比的不同层次的民族国家工人，等等。问题就在于，当你没有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相信你是在帮助地球的另一边，在帮助他们发展自己，这就是这两种关于主体的论断与帝国主义危机管理之间的关联。[63]

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帝国主义危机控制新方式问题上，斯皮瓦克的分析说明，支撑西方殖民话语的深层文化传统在今天依然延续着它的生命力。在后殖民状况下，它同西方建基于殖民历史的科技发展继续扭结在一起，在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下，西方人对自身的经济强势和文化优越性形成了自以为是的认识。斯皮瓦克正是通过解构的方式，通过继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重新描画出了资本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文化文本存在的各种差异和延异链，从而使我们得以重新理解后殖民景况下的第三世界以及以“无声”为特征的“属下”群体的位置和命运。

四

一般认为，“属下”（subaltern）这个词汇是从葛兰西那里借用来的。它的词典意义是指军队里的上下级关系中从属性的一方。在葛兰西论述阶级斗争时，迫于政治压力，他用了“属下”这个词汇来代替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它可以与“从属的”（subordinate）或者“工具的”（ial）进行互换，以用来指“没有权力的人群和阶级”。事实上，如果我们注意到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强调，我们就会注意到“属下”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区别，在于它更倾向于其中的文化因素，更倾向于从历史和意识等方面来讨论这一概念的内涵。在中译本中，“属下”阶层有时候也翻译为“下层集团”，下面是葛兰西对“属下”概念的说明：

在定义上，属下层阶级是不统一的也无法统一……

下层社会集团的历史必然是支离破碎的。无疑在这些集团的活动中存在着一种统一的趋势（至少是暂时的阶段），但这种趋势不断被统治集团的活动所打断……下层集团往往受统治集团活动的支配，甚至当他们起义反抗的时候亦是如此：只有“永久性的”胜利才能打破这种从属关系，而且不能立即实现。[64]

以上引文中，我们看到属下阶层除了在经济地位上与“无产阶级”相同以及在政治上“没有权力”之外，一个重要特点其实是属下阶层在文化上的顺从和依附性。他们是不能“自立”、缺乏历史整体性和自我主体性的一群。相比之下，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则是一个有着鲜明主体意识、强烈社会组织性和明确的政治历史感的群体。并且，相对于“无产阶级”在经济关系上的较为明确的定位，“属下”则是一群处在“沉默”之中的、没有理论严格性的群体称谓，而在概念中体现出来的这种所指的临时性、异变性，透露出的恰好是某种程度上的解构主义精神。因此，斯皮瓦克承认：“我喜欢‘属下阶层’这个词语有一个原因，它是真正情境化的。……这个词语是葛兰西在审查制度下才使用的：他把马克思主义称作‘一元论’，并被迫把无产阶级称作‘属下’。这个词语，在被逼无奈之下使用的东西，已经被转换为对任何没有被纳入严格的阶级分析的事物的描述。我喜欢它，因为它没有理论的严格性。”[65]

不过，我们很容易理解，葛兰西被迫使用的“属下”概念虽然与“无产阶级”等概念在灵活性上有一些差别，但葛兰西使用这个概念却很难说仅仅是因为其“灵活性”。在斯皮瓦克看来，更加重要的可能是，“属下”概念是葛兰西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安置在具体的意大利土地上的结果。因此可以说，葛兰西“属下”概念提供给斯皮瓦克的是某种适合于解构批评的灵感。在葛兰西看来，由于意大利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有较大比例，所以必须依靠他和城市工人阶级之间的结盟，或者在农民中发展阶级意识才能够使农民的解放得以有效地进行。在意识水平上，“集体工人”这个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乃至“无产阶级”的概念，就成为了“属下阶层”的一个发展目标。因为“集体工人”已经能够明白自己的任务并通过实际行动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觉悟。正是这种自主性意识，使得他们不再具有从属性，或者已经开始走出从属的地位。[66]因此葛兰西的“属下”概念的确是在意大利背景下、对马克思“无产阶级”概念的代替，像马克思论述的欧洲无产阶级一样，它寄寓着未来发生社会政治变革的可能性。

但是遗憾的是，在前殖民地国家的脱殖运动中，民族的独立解放斗争大多数是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精英作为领导的。今天所谓的后殖民国家的处境，也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精英性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为在脱殖运动中，民族主义精英阶层尽管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与殖民政权形成了对抗，但是他们借以进行对抗的文化力量和理想蓝图，却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文化，依赖于他们所接受的自启蒙时代以来的一整套西方现代性观念。由于在文化思想、政权性质等方面沿袭了殖民历史的遗产，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殖民时期的经济和政治现实被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体系继续维持着。今天的后殖民国家在被第一世界的后现代景况牵引、包围的同时，自己仍旧延续着斯皮瓦克看来是十分残酷的“前现代文本”。斯皮瓦克曾经在谈论印度时简要概括了这其中的原因：在殖民历史的每一个阶段，并没有大量的英国人在印度，但为什么他们却牢固地树立起了压迫性的控制结构？这是因为本土精英认同这种压迫结构并且发现他们同样可以用这一结构来巩固自己的地位。[67]

在脱殖之后，资产阶级精英几乎无法避免的成为第一世界在第三世界的本土代理人，在这个被隐藏起来的“前现代文本”中，属下阶层尤其是其中的女性成为了最为严重的牺牲品。他们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处于被剥削和压迫的底层，同时在文化上，在历史中，他们也只有被再现、甚至被抹擦的命运。在历史的喧嚷中，他们没有自己的声音。

那么，该如何重新认识属下阶层并形成其自身的主体意识、发出自己的声音呢？在这个问题上，斯皮瓦克一方面批评了福柯、德勒兹等为代表的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反人道主义话语所具有的盲目乐观；另一方面也对以古哈为代表的印度属下研究小组恢复属下历史和声音的做法表示质疑。

我们知道，福柯的“权力”同德勒兹的“欲望”一样，包含了对自治性主体的批判，是以去主体化为特征的。“欲望”和“身体”在这里十分明确地代替了意识的位置。在福柯的语法中，欲望就是身体，权力之间的关系就是身体与身体之间的控制关系，这中间没有主体和意识的立足场所：“在‘人之死’的宣告中，‘意识’也一起被埋葬了，他不承认有一种主体意识的东西，他当然就不承认意识形态这一套理论。福柯放弃了主体，取而代之的是身体……”[68]

在取消意识形态的作用的情况下，后结构主义知识分子又该如何看待作为一种符号体系的批判理论呢？为了避免话语理论与霸权意识形态的共谋，避免再现所造成的压制，德勒兹否定了理论对现实的指涉。他把理论看成实践行为本身，把它作为现实的一个部分而不是现实的“反映”，他认为这可以成功地取消理论的再现性质：“再也没有再现了，有的只是行动。”斯皮瓦克指出了德勒兹的那个著名的申明：“一种理论就仿佛一箱工具，与能指毫无关系。”“理论的行动和实践的行动就像驿站和形式网络一样相互关联”。[69]与这种信念相关的是，他们认为在再现性的现实之外将会存在一个纯粹的“客观现实”。德勒兹认为，“现实就是在工厂、兵营、监狱、警察局里实际发生的事。”

与这种把理论当成实践的一部分的想法类似的是，福柯认为，意识形态的再现性作用现在应该被具体的权力实践所取代，“权力实践比意识形态信仰更为根本”[70]，在他看来，宏观权力的斗争形式并不能穷尽微观权力斗争的广大领域，权力实践本身在这里意味着的是，权力的反抗和斗争将只围绕权力关系发生的那些细微的策源地，即所有不计其数而微不足道的东西。比如一个小头目、一份报纸或者一个工会会员等。[71]“如果人们是与权力（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剥削）进行斗争，那么，凡是承认无法忍受权力之人，只要他们处于自身的能动性（或被动性）之中，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开始这种斗争。”[72]这类似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只不过这种压制不仅不是宏观的，同时也不是自为的，它更像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二元关系之中的本能行为。也就是说，受压迫的属下阶层能够自动进行反抗，能够自己发出声音，而不需要知识分子去“再现”他们。

事实上，正是在面对斗争和抵抗的问题上，斯皮瓦克十分敏锐地发现了福柯等人的“理想化”色彩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诸多问题。首先，欲望或者福柯的“身体”是否真的能够成功地取代主体性问题，在属下阶层的反抗中，在资本全球化和国际劳动分工中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属下是否真的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需要再现的作用？

就主体问题而言，斯皮瓦克认为，德勒兹对欲望的定义并不能改变与“欲望着的机器”的生产相关的“欲望着的主体”的特殊性，尽管这被后结构主义称为“剩余主体效应”，但是：“当欲望与主体之间的关联被认为是无关或者仅仅被颠倒了之时，那个秘密出现的主体效应就会非常相似于理论家的概括化了的意识形态的主体。这也许既不是劳动也不是管理（的主体），而是社会化资本的合法化主体。”由于“欲望”同“无意识”、“意志”和“文化”一样是一种“类主观”概念，它不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进行界定的，因此这实际上是以欲望的名义重新在权力话语中引入了一种“未分化的主体”概念，即一种普遍的人性意义上的主体，只不过是用欲望代替了理性。

对于福柯等人来说，由于引进“欲望”和“权力”等概念，“工人们的斗争”因此就不是与“阶级意识”联系，而是与“对任何权力起破坏作用的任何欲望”相联系。福柯于是认为：“人民大众完全了解，显而易见……他们比知识分子更加了解，他们当然也充分地发表意见。”德勒兹进一步点明了福柯取消意识形态再现作用的意图：“其目的在于创造能让囚犯自己说话的条件。”[73]

这里的“欲望”、“身体”和“权力”等概念不仅没有真正消除主体性问题，反而由于欲望机制的主体效果而潜在地确立了霸权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和社会化资本的主体合法性。其客观结果反而是放弃了知识分子在反抗中的职责。它忽视了赛义德所真正强调的东西——批评家的制度性职责：“（福柯）低估了历史中的刺激性力量，诸如利润、野心、理想和对权力的纯粹热爱。对于历史并非同质化的法语版图，而是不均衡的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这一实际情形，他看上去并不感兴趣。”[74]“工人们的斗争”变成了一个第三空间的、自动进行的行为。而这在斯皮瓦克看来不过是一种对于他者斗争的理想化的设计，仅仅是服务于理论建构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