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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解构主义视野中的帝国主义认知暴力和危机控制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论02（第2页）

福柯“自由的反抗模式”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赛义德还是斯皮瓦克坚持的都是葛兰西的方向。吉尔伯特对此有鞭辟入里的评论，他说：“葛兰西和福柯之间最突出的差异可能表现在他们的抵抗观念中。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在这方面把福柯看作是一个强烈的悲观主义思想家是合情合理的。”[75]因为“到处都是反抗”，实际上可能意味着“到处都没有反抗”或者“反抗将永远不会真正成功。”

在斯皮瓦克看来，福柯、德勒兹等相信“现实”，相信属下阶层能够根据现实而自己发言，并成为知识分子力图找到的他者话语，[76]相信属下阶层的生存和意识都有着明确的现实根源和欲望根源，这恰恰是包括德里达和福柯在内的后结构主义者所反对的起源神话。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福柯和德勒兹一不小心又恢复了帝国主义知识暴力所使用的公理模式，以一种貌似客观的真理来掩饰主观的充满利害关系的建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重蹈覆辙的状况？假如我们回到前面所探讨的斯皮瓦克对解构的策略性的认识，我们就会知道，这与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反对“再现”的观念是分不开的。而对斯皮瓦克来说，解构的突出之处就在于它承认自己不得不策略性的借用批判对象的资源。在福柯和德勒兹的话语域内，这个必须充分考虑的资源就是“再现”。斯皮瓦克以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一文为例，指出属下阶层之所以是属下阶层，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被别人建构（再现）。马克思清楚地看到，正是因为德国“小农”“不能说话”，一个叫作“波拿巴”的人才溜进来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传统的观念使得小农迷信这个代表。因此我们不能放弃对小农阶层的再现，并使他们具有一定程度的阶级意识。而马克思没有从小农本身的“欲望”中去寻求其阶级的同一性和集体认同，不是从小农本身的本质主义特点出发，而是从它与其他阶级形成的差异关系中去界定他们的阶级属性。斯皮瓦克肯定了马克思这种立足于批评实践而不是本质化真理的立场，认为马克思使用的正是一种策略性的“再现”或者说策略性的“建构”。吉尔伯特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斯皮瓦克指出各种富有成效的虚拟的建构也出现在马克思、葛兰西和德里达的著作中。[77]而福柯和德勒兹“把‘力比多经济’和欲望……与被压迫者（在社会化资本的压迫下）‘为自己说话’的实用政治相结合，在似乎对主体存疑最多的理论内部恢复了自主性主体的范畴。”[78]

整体上讲，斯皮瓦克认为德勒兹和福柯都忽视了帝国主义的知识暴力和国际劳动分工的问题。在福柯和德勒兹否定再现，并把这种否定看成是一种“直率、透明”的行为时，实际上潜在的掩盖了帝国主义知识暴力在殖民历史中曾经发生的作用：“德勒兹和福柯似乎都没有意识到，在社会化资本内部的知识分子，在挥舞着具体经验的大棒的同时，也能有助于巩固国际劳动分工”。[79]如吉尔伯特所说，福柯和德勒兹的“直率”和“仁慈”姿态表面上挑战了帝国主义时代对属下主体地位进行建构的历史，但实际上又延续了这一历史过程。[80]

在知识暴力面前，属下是“不能说话”的，他们“只能被别人再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的概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因此“知识分子的结论不是要放弃再现”，而是要从反对压制的角度“再现他们，分析他们”，同时“为其他权力群体公开自己的位置。再现与分析是为了让他们可见，能够被阅读，但不是为了使其对自己讲话，也肯定不是主张赋予她一个声音”。[81]

大概正是出于这种目的，“印度属下研究小组”的历史学家们试图从属下主体自觉的政治意识、从历史变革的生产方式叙事的角度，重新打捞属下阶层的历史、力量和声音。由于帝国主义认知暴力对精英文化的侵染以及精英阶层在事实上与帝国主义的同谋效果，在民族解放的历史叙事中，精英历史写作有效地擦抹了属下阶层的反抗。并且与民族独立叙事所许诺的相反，属下阶层在民族独立之后仍旧处于被压迫的状态，在后殖民景况中，真正意义上的受害者是第三世界的属下阶层，既不是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精英，也不是第一世界的属下阶层。[82]斯皮瓦克在总体上对属下研究小组“再现”属下阶层历史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赞赏和支持。但同时也对历史学家们在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救偏补弊，首先在“属下阶层”的组成上，与葛兰西和“印度属下研究小组”偏重农民群体不同，斯皮瓦克更加注重属下阶层在构成上的各种内在差异，尤其是其中的性别差异。在她看来，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叙事中，社会集团都无一例外地忽略了女性在其中的位置和力量，她们始终处于无声的角落，成为“他者中的他者”。对属下研究小组来说，他们考虑的主要是男性属下主体，而女性属下在民族独立前后的生活和斗争则遭到了忽视。并且，站在解构的立场，斯皮瓦克更加注重属下概念的情境化和灵活性，以随时包括那些可能遭到忽视的斗争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斯皮瓦克是在差异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做了更加细致的处理。因此她并不是简单地拒绝马克思主义思想，罗伯特·扬就明确地指出，斯皮瓦克是在修正的基础上，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狭义的阶级斗争模式，以适应其他形式的解放斗争，包括女性运动，农民斗争以及本土少数族的权力斗争等。[83]

不仅如此，斯皮瓦克也不完全赞同属下研究小组的研究方法，并且时刻警惕着他们在恢复属下历史和属下主体意识的工作中可能存在的危险性。从解构的角度看，设想一种纯然的主体和主体意识，或者恢复某种“真正的历史”都只能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工作，不可避免的会导致“认知的失败”（itivefailure）。这些概念只具有本质主义的理论虚构的性质。但问题是，一种自主的声音和力量的形成，都必然依赖这种自觉意识的发掘。这种矛盾，斯皮瓦克并没有提供更好的解决办法，她只是强调，对于那些我们不得不寓居其中的东西，首先要有警觉，同时树立策略的意识，在使用的同时，必须在适当的时机进行抹擦，正如解构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擦除的时候仍需必要的保留其痕迹一样：差异和替补的链条必须永远地延迟下去。

而如何面向他者是解构理论中最具有肯定性、也最具有复杂性的方面。积极地面对他者虽然具有这种肯定性，但在具体实践问题上，德里达并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肯定性的解决方案。对于他者的经验只可能是一种对于“不可能性”的经验。在这个问题上，跟勒维纳斯的伦理学类似，德里达的解构伦理只能从批评主体自身对他者的“责任”和“回应”出发，达到对他者的承认和尊重。但无论怎样，属下阶层作为沉默的他者本身并不具有回应批评主体的可能性。因此，对属下声音的搜寻似乎只能是单向行为，或者说使属下阶层“发出声音”的过程只可能由“非属下”来进行，而这仍然是对属下的再现和占用过程，在这一点上，批评主体同殖民话语的再现一样，在位置上并不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和可能性。那么，在这种困境面前，斯皮瓦克所谓的“合适的方式”究竟是什么呢？

在斯皮瓦克讨论属下问题时，她继续沿袭了解构主义的批评力量，揭示既有的话语方式在再现过程中的普遍化和这种普遍化可能造成的压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解构对他者的一种肯定性的回应方式。正是在持续打断那些压制性的符号链条的过程中，那曾经消失的他者对象才得以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才获得了倾听属下声音的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斯皮瓦克会在一定程度上赞同“印度属下研究小组”那种研究属下历史的方式：由于不能从可靠的文献中直接获得他者的声音，因此只能通过批判殖民历史写作和民族主义精英的历史写作，通过批判这些主流的再现方式来敞开寻找属下声音和主体意识的可能性。但是要注意的是，“面对他们并不是要代表他们，而是要学会表现（再现）他们。”[84]在这里，斯皮瓦克所说的“表现”实际上就是对属下“异质性经验”的发掘。斯皮瓦克把这些间接获得的属下信息称之为“属下经验”。

在“打捞他者经验”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斯皮瓦克利用各种场合：学术会议、教学、访谈等来批评一切可能存在的、对他者经验的压制行为，同时也在阅读中不断进行自己的经验累积。她通过加尔各答少女巴杜里的自杀等历史片段，通过《提供**的人》等德威小说的症候式阅读，指出了他们无声的抗争和死亡所包含的信息，具体展示了印度历史中女性属下的异质性经验。

斯皮瓦克认为，形而上学和连续主义的思维一定要给这种效果找一个最终原因，于是就形成了本质主义的主体概念，即那种自治的、自我决定的主体。相反，“主体效果”不是要为属下主体确定一个永恒的本质，而是建立我们谈论“属下”的最低限度的基础。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并不是要把文学作为某种证据，或者生产某种口头历史，而只是为了增加自己对于他者经验的感受，“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这已经够困难的了。[86]从理论上讲，斯皮瓦克对德威小说中的属下女性形象的异质性经验的分析，仅仅是在伦理回应的意义上为他者的主体效果的出场提供可能性，这就是那无法保证其成功的所谓的“不可能的可能性”，斯皮瓦克的分析和再现因此只能是一种把不可能性转变为可能的、其结果注定将永远推延下去的行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斯皮瓦克在其后殖民批评中对属下的分析和再现，在政治效果方面必然是有限的。

基于这种政治效果的有限性，斯皮瓦克的解构阅读常常使得人们很难从中找到一种明确的政治解决方式以解脱属下的困境，以至于人们怀疑她是否真正关心属下的主体形成和政治解放问题。拉扎鲁斯（Lazarus）就认为，斯皮瓦克作为阿尔杜塞的后来者，继承了他“任何再现都是一种错误再现”的观点，因此她常常鼓励后殖民知识分子在研究各种形式的本土力量时要注意分析属下性的生产问题。也许正是如此，“当她明确表示要对‘殖民对象生产’的潜在机制进行她所要求的检视时，对‘第三世界女性历史’的研究却在她的写作中典型地延迟了。”拉扎鲁斯认为，斯皮瓦克虽然在很多地方赞赏那种对现实的解放运动进行“报道”、讨论、甚至“直接加入”的行为，还对那些在“沉默领域”中进行的各种政治、历史和人类学信息的“复苏”表示欢迎，但是由于对“属下性的生产”所进行的解构质询仍然被斯皮瓦克放在了优先地位，因此不可避免地妨碍了她对“本土力量”、尤其是起义方面的“本土力量”进行根本的历史学阐释。而这种阐释“曾经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斯皮瓦克认为具有根本的重要性”。[87]

由此看来，“主体效果”可能是肯定性的解构能够到达的最远的距离了。解构伦理的“绝对他者”观念为斯皮瓦克划定了界限，这曾经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斯皮瓦克的论述“缺乏政治干预力量”。也就是说，尽管斯皮瓦克通过具体的文本阅读，通过对属下异质性生存及其斗争历史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德里达解构伦理的“形式化倾向”，但是为了推进结束压制的历史进程，为了在解构各种潜在的和显在的暴力，同时摆脱各种等级和对立结构的窠臼，解构也为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批评划定了界限。栖身于“自己不得不寓居于其中的”传统大厦，每前进一步都面临着重蹈覆辙的危险，斯皮瓦克面临的各种批评正是这一危险的生动表现。除了设想一种我们无法“企及”的异质性存在、并在尊重的基础上时刻准备回应它的“**”和“号召”之外，似乎别无他法。在1980年一次有关德里达思想的研讨会上，斯皮瓦克甚至反对那种把解构看成一项政治工作的提法：因为“一项政治计划不可能把自身建立在肯定性解构的基础上”，否则，“事情会很快变得与多元主义类似。而我认为，多元主义作为一项政治计划已经显露出了它的阴暗面。”[89]

由此说来，即使我们言及政治，解构伦理所意味着的也绝不会是那种宏观的、集体性意义上的政治，甚至不是福柯的“微观权力”概念所蕴涵的微观对抗的政治，而是一种以“绝对他者”概念为基础的、以尊重他者和理解他者为目标、解除任何等级压制和对立思维的知识伦理。

[2]ReyChow，“EthicsafterIdealism”，Diacritig，1993，p。3。

[3]SarahHarasym，ed。，ThePostialewYe，1990，p。7。

[4]G。C。Spivak，“Translator'sPreface”，Derrida，y，TheJohnsHopkiyPress，1976，p。28。

[5]G。C。Spivak，“Translator'sPreface”，Derrida，y，TheJohnsHopkiyPress，1976，p。18。

[6]G。C。Spivak，“Translator'sPreface”，Derrida，y，TheJohnsHopkiyPress，1976，p。32。

[7]EdwardSaid，TheWorld，TheTextai：Faberad。，1984，p。207。

[8]SeeG。C。Spivak，“Translator'sPreface”，Derrida，y，TheJohnsHopkiypress，1976，p。27。

[9]SeeG。C。Spivak，“Translator'sPreface”，Derrida，y，TheJohnsHopkiyPress，1976，p。32。

[10]G。C。Spivak，“Translator'sPreface”，Derrida，y，TheJohnsHopkiypress，1976，p。12。

[11]G。C。Spivak，“Translator'sPreface”，Derrida，y，TheJohnsHopkiypress，1976，p。80。

[12]Spivak，“Translator'sPreface”，Derrida，y，TheJohnsHopkiypress，1976，p。81。

[13]Spivak，“Translator'sPreface”，Derrida，y，TheJohnsHopkiypress，1976，p。48。

[14]DeraldMa，eds。，TheSpivakReader，Routledge，1996，pp。27-28。

[15]DonnaLaheSpivakReader，Routledge，1996，pp。143－144。

[16]MichelFoucault，HistoryofSexuality，volumeI，PenguinBooks，1978，p。92-93。

[17]MichelFoucault，Thes，VintageBooks，1973，p。21。

[18]福柯在谈到真理意志时说，真理意志“同其他排斥系统一样，依赖于体制的支撑”。Foucault：TheArchaeologyofKnowledge，NewYork，1972，p。219，参见汪民安：《福柯的界线》，149～15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9]［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译，25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0]罗钢、刘象愚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17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