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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古罗马的历法和年代学（第2页）

大致算全年开庭日（F）不过36天，为数不多。公共节日（NP）到奥古斯都时增至70天左右，禁忌日（N）约55天。2月里禁忌日最多有13天。两分日（EN）共8天，其他大多为公共集会和自由活动日，约180天。

上面举2月和3月的历表为例，这两个月恰恰代表两个不同的极端；3月是青春月，吉利月，有各种节庆和群众活动。2月是不吉利月，有很多禁忌日，公共节日也以祭祖扫墓居多。

早期日历宗教性很强，罗马人严格按日历生活。恺撒之后，日历上增加了大事纪念和向平民提供娱乐的节日。古老的旧节日逐渐被删掉。有些虽存在，仍举行一些仪式，但已失去原意或原意不明。西塞罗和瓦罗都谈到古老宗教节日含义不明的问题。[247]

（三）共和国后期历法的紊乱和调整

历法最初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因为古人不理解自然规律，所以历法往往同宗教有关联。管理历法常常是祭司的事情。[248]

表5非布鲁阿图斯月与马尔斯月

森索利努斯提到祭司们后来滥用职权，对闰月随意增加或不加，延长或缩短，用以影响在职官员的任期。或者有意使包税人增加或减少收入等。这就使原本就积累差误的历法越发不准。

有时执政官等也利用职权宣布一些应开民众大会的日期为公共献牺牲日，阻止召集大会，而且日历上某一天一旦奉献给神，以后就不能再改为民用了。[249]

历法和闰月实际上成为政治家相互争斗的工具，被武断操纵，不管合不合季节。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前，历法有时差几周，经过调整大体上与季节一致。到汉尼拔战争时代，历法的调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有时也出于迷信而不遵循惯例，该闰月时不闰或少闰，造成紊乱，致使历法月份与季节脱节。据记载，公元前190年3月14日的日食在罗马见于7月4日，差了117天。[250]这之后可能作过调整，增加过闰月。到公元前168年6月21日的日食，在罗马见于9月4日，仍差72天。此后大概注意了调整。加图《农业志》中提到橄榄和谷物成熟的月份都比较正确。从格拉古到西塞罗时代（约公元前140—前70）历法大体上恢复了正常，与季节一致。这以后可能又不时放弃闰月，原因虽各不同，但常常与当权者有关。例如，西塞罗就曾经写信给朋友阿提库斯要求他在公元前51年作反闰月斗争，以便西塞罗自己在西里西亚的任期不延长，因他急于返回罗马。[251]

高官贵族们干预历法的结果使罗马历法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又混乱起来。公元前50年春分日应为3月22日，但在罗马历落到5月15日，差了55天。到公元前46年已经差到90天，年代学家马克罗比乌斯称这一年为混乱年。

（四）恺撒的历法改革

首先必须消除当年日历同春分秋分日的差别。为此决定给当年（公元前46年）多增2个闰月，共3个闰月。第1个闰月照旧法加在2月23日之后，利用原二月的最后5天另加23天成为一个闰月。另外在11月末和12月初之间再增加2个额外的闰月67天，一年总共增加90天[252]。这样，公元前46年这一年，罗马一共过了15个月，总共445天。公元前45年的春分罗马历法准确地落在3月21日。

平年原为355天，现在成了365天，增加了10天。安排是1、9、11月各加2天成为31天。4、6、8、12月各加1天成为30天。共加10天。另外2月改为平年29天，闰年30天，10月改为30天。这样实际上除2月29天外，其余月份是30天和31天交替。

恺撒改革后的历法称为朱理亚历。这历法基本上是保守的。它尽可能保留罗马共和国旧有的传统。每月增加的天数一般都放在该月28日之后，不影响原日历吉日、禁忌日等的排列。4月增加的1天加在25日，因该月28日起连续几天为花神节，虽非正式公共献牺牲日，但很受市民的欢迎，不宜打乱。这10个新日都是开庭日，其中有1天在奥古斯都时改为公共献牺牲节日。

恺撒死后，祭司团错误地按罗马古旧的包括两头的计算方法，把每4年闰一次愚蠢地搞成每3年闰一次。因此，到公元前9年，36年间闰了12天而不是9天。奥古斯都不得不决定从公元前8年起到公元后8年不加闰年日以调整差错。

每月日数的分配到公元前8年也作了局部的调整。这一年奥古斯都把原Sextilis月（原为6月，后改为8月）改为奥古斯都月。据说他给这个月加了1天，从而减掉2月的第29日，平年2月又变成28天。这又使7、8、9三个月连续为大月，于是又减9月1天加给10月，减11月1天加给12月，变成今天公历历法上各月份的状况。

朱理亚历保留旧罗马日历，把每天都加上标记，没有星期。但在罗马有一种每8天一期的集市日，称为九集（Nundinum）。罗马计算日期是把两头都算进去，所以8天称为9天。古典作家认为九集日起源很早，因为民间重视。《十二铜表法》的一个断片提到“九集日”。蒙森认为或与巴比伦7天一周有关，但没有证据，“九集日”显然是罗马人固有的，不是外来的。有些法案的提出要经过3个九集日，然后才投票。罪案的审判和判决日之间也要间隔3个九集日。所有候选官员也要在3个九集日之前宣布他们已到城里等候。有些政治家还利用“九集日”公民大会以达到政治目的。7天一周的星期是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改革基督教之后才开始引进的。

（五）朱理亚历与格里高利历

1582年2月公布改革方案：第一，纠正春分日，决定把下一圣法兰西斯节，原为10月5日这一天改称10月15日，这样一下子减少10天。第二，为了使平均年长与回归年长更相似，采纳了365。2422数值，与朱理亚历相比每年长0。0078天，每世纪长0。78天，每400年长3。12天。这样每400年少闰3天就可以解决了。于是决定所有百年整数的闰年只有除尽400的百年才加闰日，其他百年按朱理亚历本应是闰年，但不闰，1700年、1800年、1900年都不闰，2000年则闰。这历法称为格里高利历，沿用至今。其基础和主要部分都来自罗马时代的朱理亚历。

二、古代西方的年代学

（一）古代西方国家的纪年法

西方世界真正使用成体系的纪年法开始得很晚，希腊人用奥林匹克赛会优胜者纪年是公元前3世纪才开始的。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通用的耶稣基督诞生纪年是公元6世纪开始制订到查理曼之后才逐渐流行的。现在我们关于公元前的年代当然都是后来推算的。

众所周知，各民族对于自己的历史传统自古以来都有自己的记忆和记录方法，年代学就是要研究这些记录的方法，研究其准确性以及如何将其纳入后来的纪年体系等问题。

古代各民族关于自己民族起源和建国的记忆往往以神话传说的形式口头流传下来。对于重要大事发生的年代，人们往往以英雄的名字来标志，例如，雅典国家形成于提秀斯时代，来库古时代斯巴达发生了一次社会改革，努玛时代罗马人建立了法律、信仰和国家体制等。最初各族人显然没有明确的年代观念，没有发明更好的办法来做年代标志。

有了文字记录之后，许多国家开始记录当权的国王或执政官的姓名，记下在他们当权的时候发生的大事，这种记录积累下来就形成了以名年官为标志的年表和大事记，有的城用大祭司长的姓名纪年。例如，阿尔戈斯城就用他们所崇奉的希拉女神的女祭司名纪年。这种记录起初显然是比较散乱不成体系的。

进入古典时代以后，有些城邦觉悟到应了解自己的过去，整理古代记录成为一件重要的事。于是，搜集记录、编纂连续的年代纪成为古代各国早期史家的主要任务。

公元5世纪希腊史家沙龙编过一个斯巴达监国官名表。列斯堡岛人海兰尼库斯编过一个阿尔戈斯希拉女神女祭司名表。雅典人保存有连续200余年的执政官名表，西西里陶罗美尼城有一个包括上下300年的主管官名表。古罗马人也有七王传说和共和国时期有几百年的执政官名表等。此外，古代西亚诸国如巴比伦、亚述、波斯以及马其顿和希腊化时代诸国都保有或长或短的统治者姓名及在位年数的列表。

这些统治者名表，作为年代记录都是史家借以编纂历史的重要史料，但是这些史料在年代方面所能提供的东西有两个重大缺陷：第一，这些材料所提供的只有相对年代；第二，这些记录各有自己的纪元法，没有通用的纪元。这些缺陷使学者在利用它们时必须首先设法找出它们和后来通用的纪年法的关系，才能使用。有些古记录，如果找不到联系，在年代学上就没什么用处。

（二）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

最古老最直接的纪年方法只能是相对纪年：把要记的事件同前后已知或著名的较大事件联系起来，用它们之间的距离来表明该事件发生的时间。例如，修昔底德记：“特洛耶陷落后六十年……彼奥提亚人……定居于现在的彼奥提亚……再过二十年后，多利亚人和赫丘利的子孙们占领了伯罗奔尼撒半岛。”[253]这里后2件事用著名的特洛伊战争为定年的标志。修昔底德在第Ⅵ卷一章中谈及西西里岛诸城的建立时都是以叙拉古的建立为标志，例如，吉拉城建于叙拉古后45年。但叙拉古城的建立也无其他定年材料，只说希腊殖民者到西西里岛后第2年就建立了叙拉古城，如果没有其他办法找出特洛伊战争和叙拉古城建立的年代，这种记录在年代学上用处就不大了。

波利比乌斯记高卢人攻陷罗马的时间是在“羊河战役”后19年，留克特拉战役[254]前16年，与安塔客达斯和约[255]同时，当时西西里叙拉古城僭主狄奥尼修斯正包围意大利南部的利吉母城。

慎重的史家为了说清楚这一事件的年代，纵横联系了上下左右发生的几件大事，但所记仍是相对年代，不经其他材料辅助，就考核不出事情发生的时间距今多少年。

事实上每一个记录下来的年代，只有能知道它们在今天的纪年体系中所占的地位，这个年代才有意义；也就是必须把相对年代换算成今天通用的纪年体系的年代——我们姑且称之为绝对年代——这样相对年代才能起纪年的作用。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相对年代的记录，能知道有这些人和事件，但不能确知他（它）们在距今多久以前存在或活动过。因此，必须找到他（它）们同已知的绝对年代相碰的证据，才能推算出他（它）们存在或发生的绝对年代。除了把各种年表互相参照找出联系外，天文学的证据给绝对年代的寻找带来最大的帮助。

在各古代民族的年代纪上常在统治者名下注上他们统治时期发生过的大事，其中包括天灾、异兆、条约、日月食等。这就给研究者提供了推算绝对年月的一些依据。例如，我们有亚述的一个名年官名表，上面排列了200多年的名年官姓名。由于在某一名年官名下注明发生过一次日食，学者因而能在其可能的年代范围内推算出这次日食的准确年代。据推算，这次日食应为公元前763年6月15日。这样，学者们就能够算出这个名表的年代为公元前893—前666年。

又如，修昔底德记录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1年发生了日食。据推算，这次日食应为公元前431年8月3日，这就确定了希腊史上一个重大事件的绝对年代，以这可靠的证据为支点可以推算其他事件的年代。[256]

天文材料的参考可以独立于各种记载之外，成为年代学上可靠的依据，其中日月食尤为重要。日食发生于月晦时，每次只在地球某部分能见，而且只有日全食最明显容易记录下来，所以利用日食记录推算比较准确。月食在满月时发生，地球上到处可见。同样的月食再见的周期是233个月，即18年11天，要想推算出精确年月，须知道某次月食的大致时间范围，不然难以得到准确时间。例如，有一纸草史料记录在埃及著名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位的第52年发生月食，由于年代久远，且缺乏其他辅助证据，学者们推算的年代很不一样：有公元前1304年、公元前1292年、公元前1279年等。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依靠更多的其他材料的发现才能确定准确的日期。

有些古代民族也观测天体中的大星座的变化来记季节和年代。古巴比伦人观测金星，埃及人观测天狼星。他们都保存有可信的远古纪年表，对于近东古代和希腊罗马的古年代学有很大帮助。

根据罗马作家记载：本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13岁继位，在位56年，出生时和即位时都出现过明亮的彗星。[257]据查中国史料记录了两次彗星的出现。对照罗马作家的其他记录可算出他生于公元前134年，即位于公元前120年，最后死于公元前63年[258]。

除了天文学材料，也可以据其他已知的可靠的记录推算。例如，米利都城有一个很长的统治者名表，其中亚历山大大帝的名字也被列上了。据其他材料得知亚历山大征服米利都在公元前333年，有这个定年，表上其他人的年代也可以推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