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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帝国的哲学家02（第2页）

琉善没有将自己划归到任何一个哲学流派。在他的作品中，犬儒学派、斯多葛派、亚里士多德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家都受到过批判。因此通过观察琉善对某个哲学家的态度，无法断定他对某个学派的态度，因为他讽刺的是具体事情，而不是某学派的理论。事实上，琉善的神学思想与伊壁鸠鲁学派的相似，其伦理学又与犬儒学派的相似。他的思想是对其他流派学说的扬弃，如他欣赏犬儒主义的质朴、单纯，但反对其有悖伦理和哗众取宠的行为。正因为如此，他才被称为：在希腊天才几乎不再具有创新性的时期出现的，唯一具有独创思想的思想家。[118]

五、朱里阿努斯

弗拉维尤斯·克劳狄·朱里阿努斯（FlaviusClaudiusJulianus，公元332—363）[119]是君士坦丁家族的最后一位男性继承人。公元361年，他成为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旋即展开一场恢复异教（Pagan）的宗教改革。朱里阿努斯生活在基督教的影响力日趋上升的时代，他的宗教改革使他成为基督教徒眼中的罪人，也被基督教神父们称为“叛教者（Juliae）”。值得注意的是，他本是一位颇有素养的哲学家，后来才成了“叛教”的君王，而他的宗教改革思想亦是发端于哲学。

想说清朱里阿努斯与哲学，乃至与异教信仰之间的渊源，则难免要回溯他的个人经历。

朱里阿努斯生于公元332年，而他的叔父君士坦丁大帝于5年后去世，于是围绕帝国继承权而展开的血腥杀戮也拉开了序幕。朱里阿努斯的大部分亲人都死于非命，他和兄长加鲁斯（Gallus）很偶然地幸免于难。

公元353年，朱里阿努斯的堂兄君士坦提乌斯二世（tiusⅡ，公元337—361）成为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他也是朱里阿努斯兄弟的杀父仇人。新任奥古斯都生性多疑，害怕报复，长年对两兄弟施以严密监控，甚至将他们送往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幽禁。[120]与其父君士坦丁一样，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也信仰基督教。他安排朱里阿努斯接受严格的基督教教育，并授意教师们监视其言行。朱里阿努斯表面顺从，实际上却秘密地学习希腊文化，练就了扎实的文字功底，更熟读过柏拉图、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名作。

加鲁斯被擢升为“恺撒”之后，朱里阿努斯也在名义上获得许可，得以继续研习他最感兴趣的希腊哲学。在此期间，他已为新柏拉图主义哲学（onicphilosophy）所吸引。与此同时，他还结识了扬布里克斯。此人是新柏拉图主义叙利亚支派的创建者。朱里阿努斯正是通过这一支派感受到了异教的力量，并渴望以此入手，创立一种适应现实需要，但又不同于基督教的新宗教。如果说他以前只是由于不幸的经历而厌恶基督教，那么此时，他已在哲学的启发之下找到了可以为之奋斗的宗教理想，并由此与基督教信仰正式决裂。

朱里阿努斯的宗教抱负原本缺乏实施的条件，但他意外获得了施展抱负的机会。加鲁斯被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处死之后，他成为继任恺撒的唯一人选。受封之后，他奉命出征，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战果，并于公元361年被发动兵变的军人拥立为奥古斯都。由于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暴卒，他兵不血刃就得到了帝国的统治权，也彻底结束了扮演基督教徒的生涯。

顺利入主君士坦丁堡（ople）之后，朱里阿努斯着手进行宗教改革，着力恢复诸神在罗马人心目中的地位。公元363年，他在远征波斯的战役中负伤身亡，改革亦以失败告终。不过，据帝国末期最后一位古典作家阿米阿努斯记载，朱里阿努斯终其一生都维持着哲学家的风范。他所钟爱的哲学告诉他，摆脱尘世的束缚就是灵魂的升华，而这种升华远胜于肉体的快乐。因此，他对死亡毫无畏惧，临终前还在营帐中与挚友探讨艰深的哲学问题。

朱里阿努斯一生勤勉，总是随身携带书籍并坚持写作。他的作品主要包括8篇演说辞，2篇讽刺文，1篇驳斥基督徒的长论文和70余封书信。这位哲学家君王执政的时间只有短暂的十几个月，而今我们也只能从他对于希腊经典的繁复运用及其深奥晦涩的哲思中，解读他对于人生以及帝国前途的构想。

在加鲁斯丧命之前，朱里阿努斯显然与政治舞台无缘，而他本人似乎也对权力不感兴趣。从他流传于世的演说辞《致尤西比亚皇后》可以看出，他勉强接受“恺撒”的头衔，只是不想辜负皇后的一片好心。然而，无心权力之争并不意味着他不在意帝国的命运以及他本人可以对帝国前景发挥的作用。[121]

实际上，在前往高卢作战前后，朱里阿努斯对于如何担任统治者的问题已有深入思考。在担任恺撒期间，他曾写过2篇颂辞《致君士坦提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的丰功伟绩》。第1篇演说辞先是称赞君士坦提乌斯的故乡、祖先、早年接受的教育、在战争以及和平时期的事迹，又将其描绘成柏拉图式的理想君王。第2篇演说辞的标题又可译为《君王的身份》，它是朱里阿努斯在高卢作战时完成的。在文中，他将君士坦提乌斯的成就与荷马式英雄的成就进行细致而牵强的类比，以证明这位奥古斯都的谋略胜过涅斯托耳（or），辩才胜过奥德赛（Odysseus），勇气胜过赫克托耳（Hector）、萨耳珀冬（Sarpendon）以及阿喀琉斯（Achilles）。

朱里阿努斯对他的堂兄又恨又怕，称颂并非出自真心，他只是以赞颂为名，阐述自己对于理想君王的认识。在他看来，理想君王首先应当接受体魄与心智的训练，达到强壮、健康、英武、勇敢、公正、睿智的目标。他必须忍受极少的睡眠以及非常有限的食物，而且这些都没有定量，也不按照有规律的时间供应。[122]道德课程对于培养理想君王也很必要，而且这种课程不得给予普通公民，因为君王理应比普通人更加优秀。在接受过恰当的教育和训练之后，理想君王应当节制，朴素，远离金钱纠纷，一心一意依靠思想和灵魂生活，而不是听从身体需要的摆布。[123]

入主君士坦丁堡之后，朱里阿努斯对于帝国前途的理想也更进一步，他在当年（公元361年）写作的《那些恺撒们》就是证明。在这篇讽刺文当中，朱里阿努斯虚构了一场诸神为罗马历任统治者安排的竞赛，并借众神之口嘲笑他们所谓“功绩”。在他笔下，君士坦丁大帝成了背弃罗马传统宗教，将基督教这个祸患引入帝国的罪魁祸首，而马尔库斯·奥里略则是竞赛唯一的胜出者。当赫耳墨斯询问马尔库斯：“你觉得什么是生活最高尚的目标？”他以一种低沉的声音谦虚地答道：“去效仿神明。”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我要效仿神明的思想”，“效仿神明就是最少的需求，最多的行善”。[124]这即是朱里阿努斯更为成熟的理想。他一直向往成为希腊式的理想君王，这时他已找到效仿的目标，力图成为和马尔库斯·奥里略一般的异教君王，**涤基督教带来的邪恶。

宗教改革是朱里阿努斯最重要的人生主题，而口诛笔伐，颠覆基督教存在的合理性，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基督徒一度被蔑称为“加利利人（Galilaeans）”。朱里阿努斯在其著述（《反加利利人》）的开篇即使用了这一蔑称，以此强调基督教只是一种“地方信仰（localcreed）”。接着，他还指出基督教根本不是犹太教的发展，并引述《旧约》的多个段落，以证明摩西的戒律是一直延续而未曾更改的。由此，朱里阿努斯将整部《新约》都变为基督教背叛犹太教的明证，他还据此指出，基督教不过是基督教徒背叛犹太教，剽窃犹太教教义，并将各种捏造和歪理与之嫁接而成的邪恶力量。[125]一种地方的信仰，一种根源于背叛最初教义的邪恶力量，根本就难登罗马帝国的大雅之堂。

不仅如此，朱里阿努斯还继续借用《圣经》（Bible）本身的内容嘲讽上帝。他写道，“原罪说”和“巴别塔”的传说（上帝变乱人类语言的故事）只能证明，上帝不能容忍人类的智慧，更害怕人类的永生，是一位善妒又偏私的神明。所谓《创世记》（Genesis）也不可信，因为摩西（Mose）只能证明上帝是“已经存在的事物的处置者”，而不能证明他是真正的造物主。

在颠覆基督教理论基础的同时，朱里阿努斯还写过两篇演说辞，想以此确立一个新宗教体系的结构。这两篇作品是《赫利俄斯颂》（HymntoKingHelios）及《大母神颂》（HymheroftheGods）。关于朱里阿努斯想要效仿的神明是何真容，我们也可以在其中找到答案。

在《赫利俄斯颂》当中，朱里阿努斯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于“三重世界”的看法。他指出，人的眼睛所看到世界是“可见世界（thevisibleworld）”，在它之上还有“智慧世界（iualworld）”以及“可知世界（intelligibleworld）”。然而，他最关注的并非最高境界中的神明，而是可见世界和智慧世界之间的、具有“调和（mediate）”之力的神明。确切地说，就是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严格来说，赫利俄斯神属于东方，他是波斯（Persia）的太阳神，而波斯人称之为“密特拉神（Mithras）”。所谓“调和”作用也是源于波斯人的一个质朴信条：“好的法则类似光明，恶的法则犹如黑暗，两者中间是密特拉神。”[126]朱里阿努斯却对这位波斯神明产生了强烈的似曾相识之感。在幼年时期，他已对希腊史诗了如指掌，因此，他很快就在史诗中找到了与他的宗教灵感相对应的神明。朱里阿努斯认为，这个具有巨大“调和”作用的东方神明，与他在《荷马史诗》与《神谱》中读到的赫利俄斯神相重合。赫西俄德所排的“神谱”可以证明他是希腊诸神的一员，荷马也曾提到，宙斯对他另眼相看，阿波罗仅仅与他比肩。这即是朱里阿努斯所推崇的第一个吸收了东方身份优势的希腊神明。

不过，朱里阿努斯想要对抗的是基督教一神崇拜，所以他的宗教体系之中也不会只有赫利俄斯一位神明。他在《大母神颂》之中还提到另一位女神。据他的解释，“强大的赫利俄斯，他与众神之母共享王位以及她所创造的一切，与她一同庇佑一切，离开了她，他就什么也做不成”[127]。

朱里阿努斯所说的“大母神”，严格说来也是一位东方神明，她即是弗里吉亚的丰饶女神赛比利（PhrygianCybele）。这位女神先是被一部分希腊人接受，之后传入罗马。以上所说的阿提斯是弗里吉亚的植物之神。阿提斯既是赛比利之子，又是她的爱人。他出生于河边，赛比利拯救了他。当他长大，生得英俊强壮，便得到赛比利的青睐。赛比利将重要的权力赋予他，使他也成为强大的神。然而，阿提斯是活跃的，他不听赛比利的忠告，总是降临人世，有时还掉入山洞，与仙女结合。赛比利派狮子追逐阿提斯，并与仙女争夺阿提斯。阿提斯虽然遭到阉割的惩罚，但他最终也得到谅解，能够重生并重回赛比利的身边。

以伦理观念衡量这个神话，赛比利与阿提斯之间的关系简直是非法的苟合，使人羞于谈起，其中血淋淋的残忍情节更让人毛骨悚然。但是，朱里阿努斯却毫不避讳地将这个神话引入了他自己的宗教体系，并赋予它新的含义。

在弗里吉亚，阿提斯的生死分别代表万物凋敝的冬天和大地回暖的春天，也就是自然现象的循环相连。但在朱里阿努斯的“三重世界”中，阿提斯神原本属于较高的境界，他却不顾身份，执意要降到境界最低的“可见世界”。他的来回穿梭以及他对可见世界的作用，都代表变化。他自己的居无定所，是一种变化，而他对可见世界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他可以主宰事物的兴衰与更替，这本身也是变化。至于他遭到刑罚，重回赛比利的身边，这代表“不变”战胜了“变化”。赛比利不仅战胜了多变的阿提斯，更抑制了“生殖（geion）”的力量，因而使得可见的世界也不变了。

这种特别的解读方式反映朱里阿努斯对于多元的、无限制的事物怀有恐惧。他所恐惧的正是罗马帝国的信仰之变，也就是基督教。他极力想要通过恢复过去的异教崇拜来抑制基督教的思想观念，换句话说，他想让人们的观念重回多神教兴盛的时代。他想用这则神话告诉人们，不要迷信上帝的力量，因为异教的神明才具有真正强大的力量，所以人要遵从而不可改变。

朱里阿努斯是一位哲人，他发动的宗教改革中少见血腥的迫害，总体表现为言论上的评判，这显示出他深厚的希腊文化功底和冷静的理性精神。然而，他用于推进宗教改革的心血之作在社会上却是反响平平。这是因为，希腊文化在当时的罗马社会中已逐渐归于贵族文化的范畴，了解希腊哲学的普通百姓甚少，这使得他们难于理解朱里阿努斯的批驳。他的反基督教言论更像是希腊式知识分子的一家之言，未能切中要害，自然也不会在教徒中掀起太大的波澜。

朱里阿努斯的讽刺文《厌须者》（Misopogoer）涉及他与当地人的矛盾冲突，也可看作是其宗教改革失败的前奏。在远征波斯途中，他曾在安条克停留，希望在此实行恢复异教的改革措施，但当地人拒不接受。不仅如此，他们还对朱里阿努斯的希腊哲学家风范颇为反感，对他崇拜的柏拉图也极尽嘲笑之能事。安条克人用一首讽刺诗让朱里阿努斯自尊受挫，同时也觉悟到在这里复兴异教的希望很渺茫。他只得写下《厌须者》作为回应，并仓促收拾心情，继续远征波斯的计划，以证明自己有能力在诸神的庇佑之下恢复帝国的恢宏版图，但他很快在战场上送了命。

朱里阿努斯在基督教迅速发展时期进行宗教改革，看似反潮流而行之，其本质上却是帝国剧变的产物，也是罗马君主对于帝国所需一神教的一次探索。

3世纪危机之后，罗马帝国的传统宗教已随古典文化的没落而逐渐瓦解，帝国宗教观念更是向一神论转变，对于统一宗教的需求增强了。恩格斯曾深刻地分析出这种宗教统一的需要，他写道：“罗马世界帝国使得古老的民族没落了……古老的民族的神就灭亡了，甚至罗马的那些仅仅适合于罗马城这个狭小圈子的神也灭亡了；罗马曾企图除本地的神以外还承认和供奉一切多少受崇敬的异族的神，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有以一种世界宗教来充实世界帝国的需要。”[128]

在朱里阿努斯之前，罗马君主的行为也充分反映出这种需要。马尔库斯·奥里略在全国范围内要求崇拜太阳神，实质上却是在统一新旧信仰的基础上要求敬拜，这或可视为罗马君主寻找统一宗教的首次尝试。君士坦丁大帝的宗教改革是探求一神教的再次尝试。朱里阿努斯实际上也在进行这种尝试。他只是没有选择上帝这个神明，在主观上对此也无明确的意识，而是沿着一神教的方向推行多神教改革。

朱里阿努斯自创的教义不能给人带来实惠，慰藉人们的痛苦，也不能让人随心所欲或宽容某些放纵的行为。他的宗教中没有快乐，只有节制；以贫穷为荣，以富裕为耻；不提倡喧哗，只重视独处；只有精神，没有肉体，哪怕在进食过程中都要尽量减少烹调，甚至要心怀喜悦地吃下生肉。他的宗教拥有异教的外观，其内里是将哲学家与基督教徒的苦行相结合，因而使人生畏，无法得到认同。通过朱里阿努斯创造的宗教，人们更加体会到基督教带来的好处。在他的推动下，基督教发展的过程反而加速。自他去世后，罗马帝国再无大规模的反基督教事件，基督教的地位日益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