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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想的中世纪基础12（第1页）

西方思想的中世纪基础[1][2]

[德]库尔提乌斯（Erius）文

林振华译

悉心钻研中世纪学问的欧洲学者，想必会深深感谢近来美国学界为这一领域作出的贡献。你们美国中世纪研究院（MedievalAerica）久负盛名，而类似的研究机构在欧洲就没有。历史学家如哈斯金斯（erHaskins），文献学家如比森（CharlesH。Beeson）、兰德（EdwardKennardRand）的工作加深了世人对中世纪的认识。有一种现象，我称之为美国中世纪精神（Amerimedievalism）的现象。它甚是有趣，有朝一日我希望自己能好好研究一番。我相信，它蕴藏着深厚的精神含义。

这一想法源于我研读亚当斯[3]（HenryAdams）的名著《亚当斯的教育》（TheEduofHenryAdams）和《圣米迦勒山与沙特尔大教堂》（Mont-Saint-MidChartres）。显然，亚当斯凭着自己民族的本能，找到了法国北部。他试图寻求自己所属文化的根源。正如汤因比所言，那是由罗马化欧洲（RomanizedEurope）繁衍而来的欧洲社会的一个分支。从11世纪末到13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北部与英国保持着或多或少的政治统一。以文化史观点看，两者在这一百五十年中合为一体。当时，不列颠不乏杰出的法国人，法国教宗之位也不乏英国学者。在辉煌的13世纪，著名的主教学校师生均讲拉丁语和法语，不论其出身如何。亚当斯正意识到这一点，遂决定开始他的朝圣之旅。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寻根，不过还有一些也随他踏上同样的旅程。

当美国有了自我意识，便不遗余力地吸收欧洲的文化遗产。美国文学与学术界有许多引以为豪的先驱，他们可以说统治了欧洲的过去。有些人去了西班牙，比如欧文或蒂克纳[4]；有些去了意大利，有些去了法国和德国。然而，最让我吃惊的是，美国的思想也许可追溯至清教主义或佩恩[5]，但它就此为止，缺少更深的根基；它缺少中世纪。这就好比对生母一无所知的孩子。美国对中世纪的所求固有几分浪漫的情调，可也有类似急于寻母者的深深的情感焦虑。

如果我们要讲述美国求索中世纪的故事，就不能不考虑一度繁荣于新英格兰地区，后在艾略特笔下再次兴盛的但丁研究与但丁崇拜。对19世纪80年代的波士顿人而言，但丁不仅仅是世上最伟大的一位诗人。他们相信——用布鲁克斯（VanWyckBrooks）的话说——从但丁的时代起，世界就走向灭亡。在他们看来，但丁是完美社会形态的完美表达。这种浪漫的幻象一如1800年的德国浪漫派诗人对理想中世纪的向往。后来，不论欧洲还是美国，类似幻象似乎依阿奎那而明晰下来。不过，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认为，诗人的光芒终将盖过哲学家。诗人有着思想家难以企及的魅力与想象力。柏拉图一摒弃诗歌神话的概念思想（ceptualthought），便扶摇直上。不过，我们很难把亚里士多德或阿奎那严苛的论题转化为诗歌，它们遵循另一套秩序。

当哈斯金斯试着让更多读者对“十二世纪文艺复兴”产生兴趣，他发现必须考虑中世纪是否是“进步的”（progressive）这个问题，而他大胆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我不敢确定他的努力能否成功，也不相信这很有必要。我们已经学会（还没学会吗？）以批评的眼光看待历史线性进化（linearprogress）的观念。我们不再认为，向世人证明上帝存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哥特式教堂没有为圣彼得大教堂壮丽的穹顶所取代，但丁的诗歌也没有为莎士比亚的戏剧所取代。每个时代的思想瑰宝都蕴藏于它的美术与诗歌，而不是它的哲学与科学。经院哲学当然是人类思想的伟大成就。它是罗马天主教思想的中世纪基础，但也只是西方思想的一部分。以我研究中世纪的经验，中世纪思想的正统观念（例如，以著名史学家吉尔松为代表的观点）流于片面。如果我们把中世纪思想的发展，看作阿奎那主义哲学繁荣的准备阶段，就可能忽略很多有趣的12世纪事物——甚至让20世纪思想都兴致勃勃的事物。

这里，我不想面面俱到地侃侃而谈，那样会让各位生厌。不过，我可以向各位表明，大约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期[6]（theSedCrusade），就已经有人探讨**价值，及其在命定的神圣世界秩序（preordaineddivineworldorder）中的地位这样惊世骇俗的近代问题。同样，我们不必惊诧，爱的**与悲情是法国游吟诗人及其追随者的一项情感发现。近代爱情诗是同七艺更替（thecycleoftheseves）或大学兴起一样，是中世纪的伟大成就。这种爱情进入了但丁的宇宙结构，其所到之处遍及12世纪的拉丁抒情诗，和冗长的法国骑士故事与传奇故事。有些人觉得，它比起经院哲学家的三段论更平易近人。于是，它被歌颂为宫闱之爱的理想（最近一次在斯宾塞的手上复兴）。当然，它也可以沦为奉承人类下流本能的工具，比如，在《玫瑰传奇》中，在乔叟的作品里，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想必各位注意到，我正逐渐跨过所谓中世纪的严格的时间界限。不过，我相信这实在是必要之举。当我试图寻找中世纪世界的开端时，我回到了罗马帝国时代，回到了通常的古代晚期。中世纪思想的某些特征在公元1世纪便已浮现，某些甚至起源于希腊化时代。另一方面，中世纪思想的大部分特征流传时间超过了所谓的文艺复兴时期；在西班牙，在英国等地更是安然无恙地挺到了17世纪末。如果各位允许我保留自相矛盾的说法，那么我似乎发现，一直苦苦求索的中世纪根本就不存在。过去，老师就告诉我中世纪这回事，可它却是错的。我就像个听话的学生在笔记本中写道：“中世纪即古代与后代（posterity）之间的时期。”我想，对于传统的时代划分法，我们太缺乏严密的思考。它们亟待修改。

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特里维廉（G。M。Trevelyan）认为，近代历史的真正开端并非19世纪，而是18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变革远比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巨大。粗略来算，中世纪的生活方式一致持续到1750年前后。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中世纪思想与表达方式到1050年左右才富于创造性。如此一来，我们便得到了展现结构统一的约七百年。我们不必刻意为这段时期命名。可若我们尝试将其视为文化单元（culturalunit），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过去。

18世纪不仅见证了名为工业革命的伟大经济巨变的开端，而且也见证了以卢梭为标志的反文化传统的第一波巨大浪潮。歌德以其无所不能的天赋重新表述了这一传统，但这也是最后一次重新表述。歌德之后，再无无所不能的天才。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属于这个传统。他把荷马，把柏拉图，把亚里士多德，把《圣经》视为该传统的根基。他沿着前人的足迹前行，其中很多他都认为比自己伟大。在他眼中，历史是值得尊重和忠诚的一系列伟大思想。如今看来，歌德似乎比我们更接近但丁，接近莎士比亚。他是这个黄金巨链的最后一环。不过，他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仍可以抓住那最后一环。

这个传统的媒介是文学，亦即想象写作（imagiing）。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我们有理由始终牢记。我们时代的一些杰出的哲学家问道，歌德的思想是否还能满足当今需要？这个问题将会在我们此次会议上得到充分讨论。不过，我们可以把问题归纳一下，这样来提问：诗歌与哲学的关系如何？两者有无共同之处？有无交界之处？还是说两者互不相容？历史上，我们能否找到这两种精神创造形式的交锋？

当孔德[7]发表其巨著《实证哲学体系》（SystemofPositivePhilosophy）时，歌德尚健在。在该书当中，作者论述历史规律时，结合了人类经历的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实证阶段。我们现处于第三阶段；因此，我们必须抛弃神学与形而上学。诗歌当然肇始于神学阶段——见证者是荷马。几十年后，德国哲学家狄尔泰（Dilthey）指出，16世纪诞生了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人的不朽诗作。当时，他们正如日中天。可到了17世纪，他们为伟大的哲学体系建构者所取代。时至今日，哲学有什么要说的吗？它是否佯装成文学的替代品？它是否佯装证明文学大势已去？它是否把诗歌视为过时的精神表达形式？让我们正视这些问题，在历史的语境下思考它们。

荷马是欧洲诗歌的伟大祖先。他是希腊人的导师。有趣的是，哲学诞生自希腊，对荷马却怀着极其强烈的反对态度。赫拉克利特说过：“应该用棍子好好教训他一顿。”柏拉图也对荷马不以为然。事实证明，他们的攻击收效甚微。在希腊思想的最后阶段，人们把荷马的诗歌视为圣文（HolyWrit）。新柏拉图主义者阐释了这些诗作，揭示出里面的微言大义。

此后，哲学从欧洲的舞台上消失了数百年。作为思想活动的形式，哲学对身处黑暗时代的人类太高不可攀了。新兴的北方民族不得不竭尽全力，学习基础知识。他们熟读拉丁语法，纵览拉丁诗歌。1109年逝世的圣安瑟伦是中世纪第一位独创思想家。在12世纪，风和日丽的春天降临整个欧洲。各种大胆的哲学和神学问题纷纷提出，美丽的歌曲之花频频绽放。思想与诗歌如胶似漆地走到了一起。然而，到了世纪末，情况发生了逆转。学生如着了魔一般，痴迷于咬文嚼字，吹毛求疵，也就是所谓的辩证法。教育的主业变成了学习课程作家，也就是享有经典权威的拉丁作家。

这里，请允许我再多言几句。我想，这种情况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它牵涉了一个对人文学科的理解与传播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如此表述：何为经典？大家还记得吧，1944年艾略特曾问过这个问题。早在1850年，圣伯夫也有同样的疑问。每个时代都要面临该难题。有人跟我说，一些美国大学甚至列出了世界上最好的一百或者一百一十本书。现在，让我们回到七百年前。那个时候，适合学生阅读的最佳书籍有哪些呢？

我不想罗列使各位无所适从的二十或三十个必读书目。这其中大部分还不为世人所了解。当然，希腊作家并不在列。特洛伊的故事，我们只能通过半生不熟的节略本有个一知半解。冗长乏味的《圣经》拉丁诗体译本是必读书目，而且同异教罗马的史诗作家与讽刺作家一样奉为圭臬。时人对那些讽刺作家情有独钟，因为他们被视为美德的导师。但丁提及贺拉斯时，说到了他的讽刺演说（Oraziosatiro），而他的颂歌几乎鲜为人知。学生用帝国时代晚期的教科书学习修辞、历史、地理。对一些风格造作之极的作家，人们有一种奇怪的偏好。他们以为，辞藻艳丽、结构复杂的文体是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可最让人惊讶的是，所有课程作家都平起平坐。所有作家都拥有同样的权威。他们构成了传统的巨大障碍。其中没有历史观念，或许我们还要表示感激，因为只有规模庞大的拉丁文学（Latinity）大军，才有足够力量，传授我们的异族先辈所需的知识。

而这的确起到了效果。中世纪有自己的古代观。这种观点，我曾称之为中世纪的古代。在品味日渐挑剔的近代人看来，它可能显得别扭、残缺或者光怪陆离。然而，正是这种力量塑造了那个冲锋陷阵的年轻时代的——12世纪的思想。这个“年轻人”与白发苍苍的“老人”交锋，可谓是愉快的视觉盛宴。我们可以几十年如一日地看下去。据我所知，它的**出现在1170年前后。当时，出现了堪比人权宣言（Dehts）的诗歌与修辞宣言。两者出自一群自称“今人”的作家。他们为诗歌、散文艺术、哲学以及各种知识分支制定了新标准。他们坚信，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并且毫不犹豫地引用圣保罗的名言：“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8]各位可能觉得这说明，那个时代对教会的指责知之甚少，因而流露出令人欢喜的纯真。那时，还没有宗教裁判所，没有教皇对学术的监督，神学与更好的教义阐释仍大行其道。12世纪拥有被后世抛弃的思想自由。把中世纪视为统一的时代，这显然是谬误。还有人提出，中世纪最后四个世纪俨然同质而异类，这也是不合实情的。我们必须把每个世纪看作是独一无二的，深深有别于其他时代。如果我们能不再谈论“中世纪思想”，就说明我们的历史理解力有了进步。

不过，请各位的视线再随我转到1170年的“今人”。大约五十年前，有人把“古人”描述成大块头，“今人”描述成小不点，小不点能望得更远，只是因为他们站在那些大块头的肩膀上。然而到了世纪末，我们发现，羽翼丰满的今人自诩可以与他们的前辈比肩而立。他们甚至挑剔起古典作家的文风。他们自信，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还创造了许多新词。

他们是反叛者，但也只是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因为他们仍旧用拉丁文写作。在他们进一步打磨精雕细琢的诗作之际，另一组更加反叛的作家异军突起。12世纪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不满世人对语法、修辞、文学日益轻慢的态度，甚至连古典作家都不放在眼里！他们嘲讽那些对古典作家仍忠心耿耿的读者：“这个老家伙想什么呢？他干嘛还整天念叨古人的一言一行？我们在自己身上已经找到知识的源泉了。”

这些了不起的年轻人发现了推理的力量，发现远远超乎事实与任何知识的逻辑论证拥有难以抵抗的吸引力。他们觉得，那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崇高天赋。这些如痴如狂的辩论家将会就任何有趣的话题，展开证明与反驳，确证与否定。他们有点像希腊的智术师。由于他们代表了一种摆脱以文学为基础的教育体制的趋势，故激发了我们的兴趣。但他们的尝试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取而代之的东西。

不过，在1200年左右，我们发现了新的学术领域——法律与医学。新教育体制也得到发展。大学代替了主教学校。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通过拉丁译本遍地开花，为时人提供了宇宙、自然史、形而上学等方面的庞大学说体系。后来，伟大的经院哲学体系将其吸收并改造。13世纪是哲学胜利的代名词。哲学渗透了一切，霸占了一切。大约1225年，拉丁诗歌与文学的繁荣戛然而止。究其原因在于一场教育改革。1215年，巴黎大学规定的学习科目被彻底修改。古典学研究遭到废止，形式逻辑研究取代了它的位置。

在一些落后的学校，还有个别教师仍讲授文学与修辞。然而，生活的导师麻烦不断。它们受到哲学中尉的痛斥。一场可怕的书籍战役打响了。在一首有关这一主题的诗中，作者借哲学家之口对诗人说道：“我一心向学，可你净给我散文、诗歌一类小儿科的玩意。它们有什么用？肯定是一文不值……你知道语法，可你对科学，对逻辑却一无所知。那你还吹什么牛皮？你个无知的家伙。”这就是1250年的情况。多年以后，方济各会士培根[9]开始大力讨伐大阿尔伯特和阿奎那。他指责两人把拉丁、希腊、希伯来研究打入冷宫。在他看来，13世纪是思想野蛮状态的倒退。或许，我们应该注意，歌德可是极力称赞培根。歌德对中世纪的看法并非始终如一。总体而言，他认为中世纪是黑暗的时期。可即便如此，仍诞生了像培根一样的大思想家，这就印证了歌德的信念，即每个时代都有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的更替构成了一片在夜空中广延四散的银河。

我说这些的用意是什么呢？我试图指出，人文主义传统时常受到哲学的攻击。面对重重阻力，它可能出现严重倒退。许多迹象表明，我们再次遭遇哲学家、存在主义者（existentialists）或者其他人的袭击。我倒觉得，如果迫在眉睫的问题能得到澄清，未尝不是一件大好事。这场论战或许可以澄清，并激发我一直阐述的问题——文学在教育中的地位。

我们的时代能否诞生一种可以统一的思想，让人类生活变得高尚的哲学，这仍需拭目以待。我们有理由怀疑，因为过去的两千五百年间，哲学经常分裂为彼此相争的门派。即使在伟大的经院哲学时代，仍可以容纳截然不同的体系，比如波拿文图拉的思想，比如阿奎那的思想。当然，那时哲学的号召力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它拥有历代以来最强大的精神团体——尚未分裂的天主教的支持。它的权威受到14世纪的阿维尼翁巴比伦流亡（BabylonianExileofAvignon）[10]的威胁，并被15世纪的大公会议运动（theovement）[11]进一步削弱。

如果有哪个哲学派别敢宣称，自己清楚地呈现人与神的一切事物，那这个派别就是阿奎那派。可如此宏大而有序的体系怎么会一转眼就轰然倒塌呢？它的支持者会作何解释？这可能是西方思想史上最有趣的一个问题。如今，仍有人以为，该体系是天主教教育唯一安全的指明灯，但就是它经过两三代后失去了对人类思想的掌控能力。这个情况实在匪夷所思。对此，吉尔森解释道：“14世纪展示了那些追随阿奎那主义的思想家，可没人真的愿意继续大师的事业。阿奎那主义最新颖最深刻的部分，包裹在阿奎那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毫无创新地随之传播，也仅靠这样保存下来。”这是史家的笔法。至于哲学家与神学家会怎样表述，就是我力所不及的了。不过，我们可以自问，这个基督教哲学体系是否真的一败涂地？后来的体系有没有更幸运的？显然没有。看起来，欧洲哲学注定活不长久——就像欧洲各帝国一样。难道哲学是一种注定会消失的思想态度？这似乎是汤因比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