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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国际环境和国际主义环境（第2页）

普卢默的感受也在慕尼黑同时期的另一份报告中体现出来。报告指出：“观众对所展示的大量实验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不知所措。在我看来，这种现象表明科学博物馆并没有充分说明其中的现象和关系，同样也几乎没有展示实验可能的后果以及在工业方面的应用。”[18]

最终，儿童展厅在工作原理模型和历史解释两者中找到了平衡点。儿童展厅首次系统地向科学博物馆的观众介绍科学原理、实践展览、教育电影等内容，而儿童展厅的这种平衡也在本质上保持了其自身的传统性。大部分的展示都是按照“过去”和“现在”配对展示文物、文字以及实景模型。正如儿童展厅的官方指南所写的：“虽然有一些展品是用来说明基本原理的，但是儿童展厅的主要目标是用来展示事物的具体意义……而不是他们的工作原理。”展厅的安排正是为了加强这一点。儿童展厅开幕后不久，科学博物馆重新布置入口附近的展品，以便让观众能够迅速地穿过，从而更快地到达更实用的人造文物、历史文物所在的主展厅。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博物馆不仅能够融合德国的创新技术，而且也不会违背其对历史做出的坚定的承诺。[19]

儿童展厅这一折中的办法更能够反映科学博物馆和德意志博物馆的关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慕尼黑这座城市在科学博物馆工作人员、顾问以及总监心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然而，科学博物馆与德意志博物馆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对话关系而不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影响关系。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对话关系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史密森学会

科学博物馆与它的美国同行——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保持着悠久的友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事实上，史密森学会本身也有很深的英国根基，这么说是因为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英国人的慷慨赠予才有了今天的史密森学会。1829年，詹姆斯·史密森（JamesSmithson）——诺森伯兰公爵（theDukeofNorthumberland）的私生子、自然主义者，同时也是英国皇家委员会的会员，去世的时候将他超过500000美元的遗产留给了美国。[20]

史密森从来没去过美国，他将如此大的一笔财富捐赠给美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论。最合理的解释是史密森为了泄愤而捐赠。虽然英国继承法允许他继承他母亲的财产，可是却不允许他继承他父亲的头衔。据说史密森被此项规定激怒，他将财产“赠予美国，并且在华盛顿以史密森学会的名义强调和传播人类知识”，他这么做也许是为了表达对自己的国家否认他长子继承权的不满与怨恨。另一个更普遍的解释是，史密森是因为羡慕美国的启蒙思想和其人民具备的创造潜能而这样做的。无论事实真相如何，几年过后，史密森的侄子去世，史密森的遗产也就没有了继承人（史密森遗嘱中的一款约定）。1835年，国会关于在美国宪法下是否可以接受这笔财产的问题产生了分歧和争议。经过英国平衡法院的遗嘱认证，几年后，这些基金，连同史密森自己收藏的一些珍品和书籍，于1838年被赠予了华盛顿。

争论还没有结束。接受史密森捐赠的国会议员很快意识到史密森所谓的“建立传播人类知识的相关机构”这句话可能蕴含着更深层次的内容，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能够使选民受益的解释。美国罗得岛州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参议员阿舍·罗宾斯（AsherRobbins）主张建立一个国立大学。而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鲁弗斯·乔特（RufusChoate）则主张建立一个国家图书馆。选择在家乡布伦特里度过晚年的美国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QuincyAdams），代表马萨诸塞州的众议院，强烈建议修建一个天文台。还有一些其他建议，包括从科学社团到自然学派再到教师培训学院等许多方面。最终，经过8年激烈的讨论和最终的商议，国会于1846年颁布了“创建史密森学会”的法案，但是这一法案没有让任何相关方面满意。很明显，史密森学会的成立是竞争对手们都不希望发生的事情。[21]

今天，当想到史密森学会时，人们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占地近20个博物馆的庞大综合体工程，范围从美国国会向西延伸到华盛顿纪念碑，再延伸至华盛顿特区的社区中。然而，在一开始的30年，史密森学会显然并不是一个博物馆。在早年的时候，史密森学会是一个为科学考察提供各种帮助的机构，包括印刷机、讲座、化学实验站及气象站等。此外，史密森从来没有亲眼看到过这个年轻的国家，他不知道在波托马克河旁有宏伟的国会大厦，也不知道19世纪上半叶的华盛顿特区不过是政客的“沼泽地”。史密森学会最终建成的大厦，并不是位于现在看到的长达两英里长的草坪，而是挨着波托马克河的泥泞小溪。正是在这片泥泞地带，综合型组织总部于1855年开放。“史密森城堡”（图13-2）仍是该机构主要的行政管理办公室。它不对称的双塔结构和维多利亚哥特式外墙，在随后华盛顿其他的政府建筑中也得到了应用。而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够只通过外表造型来判断该建筑的具体功能和职责。

图13-2史密森城堡（1860年拍摄于另一个空的国家购物中心，由史密森学会档案馆提供）

虽然最初的城堡包含一些小型的示范展厅，但史密森学会真正作为一个博物馆出现是在1876年的费城百年纪念博览会上。这次在费城举办的博览会是美国历史上举办的第一个大型的国际展览会。为庆祝独立宣言颁布100周年，百年纪念博览会有意识地将美国与欧洲大国在工业、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看齐。展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将近40个国家带着各自的展品参与展览，同时也吸引了近千万名观众前来参观。然而在展会即将闭幕之际，参与展会的国家发现他们处于全球经济衰退之中，于是决定放弃（也可以说是捐赠）他们的展品给美国政府，而美国政府在接受了捐赠后又将这些展品连同美国军事部门、海军部门、财政部门、农业部门以及邮政局的展品都一并给了史密森学会。事实上，史密森学会在这些其他政府部门展品的旁边也展示了自己的展品，包括装满货物和展品的棚车。史密森学会从费城返回时，带了超过40车价值不菲的物品。

对史密森学会来说，这些捐赠为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相对于保护和展示博物馆藏品而言，史密森学会的首任部长（兼首席执行官）约瑟夫·亨利（JosephHenry）更感兴趣的是促进原创性科学研究。但是和他不同，该机构的继任部长斯潘塞·贝尔德（SpencerBaird）则是一位天生的收藏家。在1878年前任部长亨利去世后，贝尔德接任部长，这正好能够将从费城得来的藏品充分利用。

可是问题在于，并没有地方来存放这么多藏品。这个城堡一开始就不是当成博物馆来设计的，因此并不能很好地分类展出这么多藏品。在之前亨利的游说（亨利一开始就不希望这些藏品放在城堡里面）和后来贝尔德（贝尔德的目的是让史密森学会成为一个收藏机构）的游说下，国会终于在1879年同意拨款用于建立博物馆。美国国家博物馆，如今被称为艺术与工业大厦，于1881年在商场城堡的旁边开幕，这标志着史密森学会有了一个正式的博物馆。[22]

然而正如南肯辛顿博物馆一样，美国国家博物馆内部也是包罗万象的。在费城获得的藏品不仅包括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同时也包括了人种学、历史学、艺术学和自然志等方面的。此外，美国国家博物馆还保管着史密森学会在早期研究活动过程中收集来的各种标本和设备，甚至包括与史密森的遗赠一起到来的小型矿物学藏品。而且，在贝尔德的领导下，博物馆通过举办各种国际展览也在不断地增添新的藏品，很快就连新的艺术与工业大厦也快放不下收藏品了。在1911年，一个跨商业中心的新的国家自然博物馆开馆，用以收藏、展出这些自然藏品。没过多久，一个专门的科学博物馆宣传团队应运而生，这个团队早期的领导人是一位名叫卡尔·W。米特曼（CarlW。Mitman）的年轻策展人。

米特曼曾在里海和普林斯顿担任工程师，并于1911年来到史密森学会，1918年成为该机构技术藏品的总策展人。在这个位置上，米特曼致力于使这些藏品稳定下来，并设立了一个独立的机械和矿产技术部门用于管理，于是他也成为该部门的第一领导人。随后在1920年，米特曼继续向前推进。在对国家艺术馆的竞争提案中，米特曼呼吁史密森学会的董事会应当尽快形成国家工程与工业博物馆自身的风格。

战时，米特曼关于建立国家工程与工业博物馆的提案在国会没有通过。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呼吁史密森学会建立专门科学博物馆的提案重新出现。于是在1946年，米特曼的一个门徒弗兰克·奥古斯都·泰勒（FrankAugustusTaylor）恢复了这项工作。“冷战”期间，国际对抗的气氛也间接证明了国家科学博物馆的存在价值。于是在1964年，历史与技术国家博物馆在华盛顿纪念碑旁边开馆。虽然主要是归功于米特曼的独到眼光，但新的历史与技术博物馆的建立主要是基于“冷战”的环境，旨在展示美国在科技成果上所拥有的巨大优势。1976年，随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开放，“冷战”的竞争更加激烈。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历史与技术博物馆更名为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史密森学会的科学博物馆的民族主义意图更加明确。[23]

20世纪初的两个关键事件既显示出伦敦科学博物馆和史密森学会之间的紧密联系，又体现出两者的激烈竞争，这种联系与竞争的关系也标志着两者对于在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科技馆界领先地位的追求。

今天，前往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以及位于伦敦的科学博物馆参观的观众，都可以看到莱特兄弟于1903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小镇第一次飞行时所用的著名的飞机。一件物品能够在跨越海洋、千里之外的展厅里展出，正好开始于莱特兄弟开启载人航天器新纪元的那一年。莱特兄弟并不是仅有的努力研究飞行器的人。在20世纪刚开始的几年里，有几个相互竞争的飞机项目，其中就包括位于华盛顿由时任史密森学会部长的塞缪尔·P。兰利所领导的项目。兰利是一位备受瞩目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空气动力学方面的早期专家。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兰利成功建造并测试了几种型号的无人飞行器，其中一些飞行器成功地凭借自身的动力在空中停留超过一分钟，并飞行近一英里。兰利建造无人驾驶飞行器并成功测试的消息引起了美国军事部门的关注，而军事部门也为兰利尝试更大型的飞行器测试提供鼓励和资助，希望实现更重的载人飞行。尽管有超过70000美元的资金资助（50000美元来自军事部门，20000美元来自史密森学会本身），但是兰利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当两架载人飞行器在1903年坠落到波托马克河以后，兰利就放弃了航空研究。然而，仅仅在兰利最后一次飞行测试9天之后，莱特兄弟就完成了历史上首次载人飞行实验。

但是人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重大意义所在。工程界花了好几年才充分认识到莱特兄弟的成就。例如，直到1914年，位于费城的富兰克林研究院才成为第一个正式承认莱特兄弟载人飞行器的科学机构。与此同时，兰利的继任者查尔斯·沃尔科特（CharlesWalcott）决定根据原型重现兰利的发明。这一次，飞行器成功飞行。于是1914年史密森学会宣布，曾经被贴上“兰利的愚蠢发明”标签的发明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能持续自由飞行的载人飞行器”。正是由于这次更正，史密森学会才把重建的飞行器展示出来，但这种行为激怒了奥维尔·莱特。于是，他在1928年把自己的飞机送到南肯辛顿，用于科学博物馆的展出。直到1948年奥维尔·莱特去世后，由沃尔科特的继任者——部长查尔斯·阿博特（CharlesAbbott）正式申诉，莱特兄弟的飞机才得以回到美国并在华盛顿展出。如今，莱特兄弟的飞机原型在史密森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里展出，而利用其在南肯辛顿展出时所绘制的图片制成的复制品，则在科学博物馆里展出。通过这种复杂的途径，无论是史密森学会的博物馆还是科学博物馆都声称已经在自己的藏品中展出莱特兄弟的飞机。引人注意的是，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了托马斯·爱迪生1877年发明的留声机上。留声机在1883年通过专利局博物馆的收藏进入了科学博物馆的藏品中。最终，经过艰苦谈判后，留声机回到美国，并在位于密歇根州迪尔伯恩的亨利·福特博物馆中展出。[3]（图13-3）

图13-3赫尔曼·肖，伦敦科学博物馆馆长，在科学博物馆举行的仪式上发表演说，以纪念在1948年11月莱特飞行器返回史密森学会

这种争夺藏品的竞争掩盖了一个更重要的协作关系，这种合作给史密森学会的博物馆和科学博物馆带来更友好的关系。尽管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科学博物馆和史密森学会博物馆及其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依然非常友好。举例来说，在因为莱特兄弟和爱迪生的发明发生争议的时期，位于华盛顿的国立科学博物馆的重要支持者们前往伦敦，以会见里昂并听取他和员工的意见。[24]

最近，科学博物馆和史密森学会博物馆之间的合作有增无减。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策展人开始在两个机构之间加强学术活动的交流。在罗伯特·马尔特霍夫（RobertMulthauf）馆长的领导下，史密森历史科技博物馆成为美国科学技术史上主要的学术场所，同时也成为《爱西斯》杂志的主办方，主办国际科学史期刊，马尔特霍夫则担任编辑长达10年以上。身为一名科学史的博士，马尔特霍夫还让其他经验丰富的科学史家担任他的策展管理人员，如伯纳德·芬恩（BernardFinn）和德博拉·沃纳（DeborahWarner）。马尔特霍夫也会和这些学者一起参与国际学术圈的交流。正如马尔特霍夫在20世纪70年代把《爱西斯》主办权转移到史密森学会一样，技术史学会期刊《技术与文化》（TeologyandCulture）的主办权，在20世纪80年代也转移到了华盛顿。[25]

与此同时，一个非常相似的故事正在科学博物馆上演。科学博物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也在招募科学史方面的博士生。[26]并不意外的是，随着科技史界专家们对关于物质文化研究的严肃性增强，在史密森学会博物馆和科学博物馆的职工之中共享学术的兴趣也有所增强，这也让策展人相互之间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早期一段时间，这种关系主要保持为个人关系，如伯纳德·芬恩和科学博物馆馆长玛格丽特·韦斯顿之间。近几年来，这些关系变得更加制度化。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文物合作。由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和德意志博物馆（如上所述，也经历了一段走向严谨治学的转型过程）的策展人联合共同举办的工艺品展，提供了一个以展品为中心的科学技术史的舞台，旨在强调博物馆是一个认真进行学术研究的地方。自1996年以来，文物的组织者不仅在华盛顿、伦敦和慕尼黑，而且也在巴黎、维也纳和乌得勒支等地举办了十几次研讨会，并已出版了7部原创学术合辑，主题涵盖从医疗设备和科学图像到军事和空间技术等各个方面。[27]

结论：遍布全球的科学博物馆

在1933年题为“技术博物馆：它们的范围和目的”的备忘录中，亨利·里昂写道，尽管最近在“12个或15个国家”中出现了类似的机构，它们让科学博物馆的各个品类相互之间充分连贯并产生利益关系，但它们本质上仍然是地方机构，对此最好的解释是“因地制宜，满足本地需求和本地资源”的产品。[28]这种说法放在今天依然正确，而和这种说法类似的说法肯定可以（或者在大多情况下已经）在里昂的12个或15个博物馆的每一个博物馆中找到。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关于它们的大部分历史，也让这些机构充分感受到了国际性，双方既有竞争也有合作。这种国际性的参与涉及科学博物馆、德意志博物馆和史密森学会的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等。然而，根据里昂的说法，以及最近文物展览的地区所展示的，这种国际性的参与至少包括十几个位于世界各地首都的其他科学博物馆。即使在英国、德国和美国，也都还有一些参与国际交流的重要成员因为没有被列入这份简短的名单当中而不受重视。在英国，世界级的科学仪器藏品陈列在牛津大学的科学史博物馆和剑桥大学的惠普尔博物馆。柏林的德意志技术博物馆于2003年开设了一个重要的新展厅，其门面和藏品足以媲美其在慕尼黑的“表亲”（即德意志博物馆）。在芝加哥，科学工业博物馆和阿德勒天文馆向市民所提供的设施能等同于任何在英国、美国甚至全世界的博物馆。[29]

除了这三个国家的博物馆之外，在本书中同样应该被重视的是在巴黎的法国国家工艺博物馆（servatoireNatioMétiers，AM）。事实上，AM是最古老的国家科学博物馆。AM比在本书所庆祝的周年纪念早一个多世纪的1794年就成立了，并且一直具备启示和对比的作用。正如罗伯特·巴德早些时候指出的，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的许多同时代人，尤其是那些在科学和教育领域的人，曾希望水晶宫和其展品被保存在法国国家工艺博物馆，以便其成为英国强大的竞争对手。[30]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由于AM停滞不前，这使得普卢默把AM描述为“垂死的”和“只有相关学科历史知识丰富的观众才会有兴趣来参观的博物馆”。普卢默写道：“德意志博物馆的确有些事情不对劲，但是法国国家工艺博物馆一切都错了。”[31]不过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重大改建和扩建后，AM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形象，并重新获得了它原有的世界一流博物馆的地位。[4]在20世纪的历史上，维也纳技术博物馆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在1918年开业后的短时间内，维也纳技术博物馆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博物馆。然而，随着奥地利深陷于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后，它很快就衰落了。正如AM一样，重新翻新后的维也纳技术博物馆开始重点关注教育领域，并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再次出现在人们眼中。[32]布尔哈夫博物馆（莱顿）、科学史研究所和博物馆（佛罗伦萨）、国家博物馆科学与技术学院和达·芬奇博物馆（米兰）、科英布拉大学科学博物馆（科英布拉）在欧洲其他城市的主要科学博物馆中排名前列。此外，许多国家博物馆，虽然本身不是科学博物馆，却以科技藏品而闻名。这其中就包括阿姆斯特丹的国家博物馆和伦敦的大英博物馆。[33]

在第一个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科学博物馆已经站在联系紧密的国际科学博物馆界的前列。从科学博物馆与它的“表亲”——德意志博物馆和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长期关系中可以看出，博物馆界一度具有很强的竞争性、持续的协作性以及巨大的创造性。最后，让我们再一次聆听维多利亚女王的祷告：希望科学博物馆在第二个世纪中能够将“友好并光荣的竞争”理念延续下去，同时“促进和平与工业的艺术”，并“起到加强地球上的国家之间的联盟和相互之间的纽带作用”。

参考文献

&on，‘WarandCivilization’，Isis2（1919），pp。318-319。

&ioryofAllNatioimes，18October1849，p。6。

3。‘TheOpeniExhibitioimes，2May1851，p。5。

4。‘TheGreatExhibitioimes，16October1851，p。2。

5。‘TheGreatExhibitioimes，16October1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