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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最初阶段 战争及和平时期的科学博物馆（第2页）

1930—1931年，儿童展区由里昂亲自定制。它是一个用来讲述科学博物馆史的很好范例。展区内的交通展览展示了从史前时代到今天的陆地、海洋和空中交通工具的发展。通信展览提供了“从原始的灯塔到现代自动电话交换机”的历史。[27]整个儿童展区通过故事描绘了指向美好未来的和平科学进程：科学的历史一定是与人类的历史密切相关的，如同沉重电缆中的一缕线，指引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在，并且常常指明了今后的方向。[28]

科学博物馆为成人设计的介绍和为儿童设计的介绍一样多。儿童展区只代表了科学博物馆展示科学史的分支。[4]科技进步的故事也是帝国战争博物馆场地纠纷公众辩论的一部分。通过合作，从不同的渠道讲述科技进步的故事，科学博物馆希望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文化市场提供一个相关的和及时的“和平博物馆”。

停战后，社会普遍陷入怀念的文化氛围中，因此，科学博物馆充分吸收科学和技术更加和平的一面是有道理的。但随着社会关注更加广泛和文化需求发生改变，科学博物馆的侧重点也随之改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后期，科学博物馆的注意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自工业和政府方面新的压力开始破坏“和平博物馆”的优先权利和价值。科学博物馆不得不将自己重新定位在工业能源、国家安全和军事实力的仪器装备方面。

科学博物馆对工业的作用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为了使博物馆对那些专门人员和学生有更实际的作用，科学博物馆及其工作人员的压力越来越大。[5]越来越多的工业爱好者在问：“科学博物馆对工业有什么作用？”[6]科学博物馆并没有很好的答案。亨利·里昂馆长不止一次回应，他对博物馆对工业有什么价值没有明确的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成为越来越令科学博物馆紧张和尴尬的问题。[29]

一个相关的例子是国家博物馆和艺术馆皇家委员会的调查研究。这个委员会是在1927年由政府建立，目的是调查不同国家博物馆的管理和供应情况，以及对这些博物馆如何根据国家战略进行改进和统一提出过建议。皇家委员会对于科学博物馆提供工业会议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虽然1911年的部门报告提出过建议，但为会议设施提供的资金并不包括东楼的建设。在皇家委员会的听证会期间，只有200个座位的报告厅只竣工了一半。如果没有资金，它能否建成是未知的。而这引起了皇家委员会受访者的极大关注。即将成为皇家学会秘书的弗兰克·爱德华·史密斯（FrankEdwardSmith）爵士，一直是咨询委员会成员理查德·格莱兹布鲁克在国家物理实验室的同事，他的证词很有代表性。当被问及“一个演讲厅是否应该成为科学博物馆必要的附属物”时，史密斯回应说：“我认为是，如果该博物馆将要执行适当的功能。而且我认为对工业的援助也是其功能之一。”皇家委员会担心咨询委员会的章程，也担心其缺乏工业方面的代表性。史密斯认为科学博物馆咨询委员会应由与工业相关的人员构成。他说：

我认为……科学博物馆咨询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比伦敦技术学会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比如土木工程协会和机械工程协会可以推荐代表，如果这些人把自己的职责当回事，这将会在相当程度上保证科学博物馆在工程、土木及其他分支方面都是与时俱进的。[30]

里昂馆长也相当关注咨询委员会的章程问题。里昂在讲话中重申，尚不清楚科学博物馆对工业的有用性。“问题是，”里昂说，“我感觉很多工业人员仍然把科学博物馆看作是一个教育机构，所以，科学博物馆还不能成为工业博物馆。”据里昂的观点，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更有效地统筹科学博物馆与工业的关系。重组咨询委员会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咨询委员会就只针对我们要问的问题给出一些建议，如果有些人更加直接地代表行业团体或技术机构，那么很可能我们会比现在做得更好。[31]

在里昂最后的报告中，皇家委员会听从这些建议，提议咨询委员会改组和扩建，使其“更加充分地代表科学技术机构和行业团体，扩大自己的能力”“让咨询委员会更积极地参与科学博物馆的管理和发展”。[32]这些建议是在1930年提出的，到1931年，咨询委员会报告称，人员的数量已从12人扩大到32人。[33]几乎所有新成员都能够代表工业的关注点。引人注意的是，这个新的咨询委员会在科学博物馆的报告中越来越喜爱用这个更长的标题，即“国家科学工业博物馆”。更明显的是，在1933年，科学博物馆推出“专题展览”新计划，第一次打算为工业界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劳动者。

同一年，里昂退休了。幸运的是，为了专题展览计划，麦金托什把个人兴趣融入新举措，并亲自为他的工作人员起草了一本手册。[34]两年前，由于贝尔去世，格莱兹布鲁克被任命为咨询委员会的主席。与麦金托什一样，格莱兹布鲁克积极地进行专题展览项目。在1932年的报告中，那时正值格莱兹布鲁克任期满一年，咨询委员会开始考虑“博物馆的未来政策，尤其是能给工业带来效果的相关政策”。国家物理实验室在科学博物馆首次成功举办小规模的临时展览。事实上，科学博物馆“相比其他处于领先地位的多种工业分支，是不为人熟知的”。[35]咨询委员会决定提供设施给工业或工业群体来展示他们的产品信息。第一次的专题展览是1933年的“塑料产业展览”。[36]

塑料展览几乎是由产品的关注者独立完成的，科学博物馆并没有投入大量的人员。最终这次展览取得了全面的成功。给咨询委员会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展览会的参会人员：人数很多，同时带来了手册和参考书目庞大的销售量。报告指出：“毫无疑问，参观科学博物馆的其他行业成员也意识到了利益的增长，类似的设施展览也得到了其他实业家预期的结果。”[37]

一系列展览在次年随之开展。这次是橡胶行业的展览。显然，它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在短期内有超过30万人次的观众。展览展出了亚洲橡胶种植园的娱乐活动，包括立体模型、快乐的劳动者种植和收获橡胶的电影和特制活橡胶树。除此之外，展览还展示了家庭、汽车和医院中常见的橡胶产品及橡胶的商业用途。博物馆越来越屈服于工业。橡胶种植者协会、英国橡胶制造商研究会、橡胶研究所和伦敦橡胶研究咨询委员会向博物馆提供自己的带薪指导讲师。他们编写自己的手册，最后由博物馆出版和销售。[38]此外，“协会和机构也提供了一系列的参观设备。对橡胶种植者和橡胶研究协会而言，展览就如‘在家里接待客人’一样。六个月后，这个展览由橡胶种植者协会接手，展览地点转移到曼彻斯特和爱丁堡。”[39]

专题展览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这让科学博物馆处于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参展行业给科学博物馆提供了更多的参会者、媒体关注、新的展品，甚至是隔音报告厅（源于抗噪声联盟的“噪声消除”展览）[7]；另一方面，作为公共机构，科学博物馆必须避免自己有不正确的表现。工业对展区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从财政、设计到人员配备的方方面面。科学博物馆的关注度持续提高，公众认为它会成为“以展会之名的贸易展览”，甚至成为“一个普通的贸易展览”。[40]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科学博物馆越来越依靠工业让它有一小处容身之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文化市场。

军队里的科学

专题展览显示了工业在20世纪30年代的科学博物馆中的重要性，也证明了工业与不断变化的政治氛围之间的紧密联系。20世纪30年代后期，地缘政治环境迅速改变，专题展览通过促进国家的工业实力和向国外展示皇权，把科学博物馆提升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机构。仪器装备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重要历史主题，但最终被国家工业力量的提高和皇家霸权的展览所取代。20世纪20年代初，科学博物馆将自身置于帝国战争博物馆的对立面。但到了30年代中期，科学博物馆已经举起了帝国的旗帜。

我们似乎也不可能从科学博物馆“船模藏品的未来”这个备忘录中寻找这种变化的证据。船模藏品是科学博物馆特别关注的一类资源，而其未来的安置是博物馆的一个转折点。科学博物馆在与帝国战争博物馆争执20年后陷入了与另一个国家博物馆的纠纷中，这个国家博物馆就是新成立的国家海事博物馆。要求科学博物馆船模藏品转移到格林尼治的举措促使科学博物馆对自己在工业、帝国、爱国主义和战争上的诉求进行调整。

尽管翻新女王宫使藏品的安置延后了几年，但是国家海事博物馆还是由国会通过，然后于1934年在格林尼治成立。自这个新博物馆开始建立起，科学博物馆对海上藏品的注意力急剧上升。以“本土船”（s）、“玛丽皇后号”（TheR。M。S。QueenMary）、“英国渔船”、“中国帆船”、“跨大西洋航海的百年纪念”为标题的专题展览都于1934—1939年举办。此外，咨询委员会报告中的“收购”章节也介绍了这些藏品。后来，海事博物馆开始要求传递藏品，咨询委员会越来越专注于船舶模型的处境。[41]

航运馆长杰弗里·莱尔德·克洛斯（GeoffreyLairdClowes）于1937年年底去世，他是富裕且有影响力的莱尔德航运家族的一员。与此同时，科学博物馆与海事博物馆的纠纷也达到了**。11月月初，海事博物馆的代表将请愿书送至斯坦诺普（Stanhope）勋爵处，他是博物馆和艺术馆常务委员会（theStandingission）主席。该请愿书请求在处理争议的问题中得到帮助。[42]几个星期之后，常务委员会要求科学博物馆提交记录，表达其对此事的立场。下面这篇文章发表于1973年12月，它表明了科学博物馆对多年船舶藏品的历史观点。它是这样说的：

将这些船舶模型作为藏品是为了说明船舶的历史和发展。因此，科学博物馆的船舶藏品更多关注的是技术层面，而不是纯粹的浪漫层面和历史层面。

文章继续提出科学博物馆与海事博物馆“严重重叠或竞争”的概念，并提醒常务委员会“通过新的博物馆时应让其熟悉已成立的博物馆的收藏范围”。但让科学博物馆感到尴尬的是，遇到问题时，海事博物馆直接去找常务委员会，而不是首先咨询它的同伴——科学博物馆。文章坚决抵制这种想法：允许私人物品进入科学博物馆的展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博物馆作为国家机构的立场。文章用下面的这段话总结了科学博物馆收藏船舶模型的价值和动机：

可以预见，科学博物馆和海事博物馆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分道扬镳：一个是受职业研究的鼓励，收藏与技术成就和人们生活紧密相关的藏品；另一个则是记录“我们国家海洋探险的历史”。

事实上，这是科学博物馆最初愿望的最后陈述，也是极端不成功的陈述。几个月后，常务委员会支持海事博物馆，并将大部分的船舶藏品送到那里。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表在1938年的报告上，并开始与科学博物馆的相关领域划定界限。关于科学博物馆，常务委员会承认了科学博物馆的使命。

科学博物馆的普通藏品覆盖了科学的很多领域。科学博物馆也企图通过这些藏品去帮助技术发展的研究，并且说明科学在工业里的应用。船舶领域的藏品显示出历史概念，代表了早期和现在的工艺。这种展览不限于本国，它具有国际性质。[43]

对于海事博物馆，常务委员会认识到它的任务具有本土性。与科学博物馆不同，它的船舶藏品应说明“各个类型船舶的工作，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年代，无论是在促进贸易还是贸易保护中”。[44]

最后看来，这确实是一个选择。科学博物馆曾衡量过两个选择：一个是进步且具有和平用途的技术成就史；另一个是国家经济和军事优势的“浪漫”史。在接下来不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终，常务委员会选择了后者。同样的，科学博物馆也选择了后者。事实上，从常务委员会做决定开始，科学博物馆就已经开始远离“和平博物馆”的想法。

结论

一直到1930年，和平博物馆的理想一直在持续：世界的、渐进的、充满希望的。但是，这些理想由于越来越大的工业影响而日渐暗淡，而且20世纪30年代末科学博物馆将关注点转向国家政治方面。最后外界环境转变，从战后的希望转向对战前的准备，从科学博物馆的多产统一的藏品转向海事博物馆的军事藏品，这个时候，科学博物馆成了“军队里的科学”的一项因素。

科学博物馆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在它成立的最初30年里，从和平博物馆发展到“军队里的科学”，这些现象很有趣，因为它们不仅从独特的视角反映了早期机构的特性和压力，而且显示出博物馆不断发展的紧张局势。而1919年和1939年提出的科学博物馆工作的问题，现在仍然是策展人和展览评论家的困惑之处。理论科学的展览和应用科学的展览（如“发射台”“创造现代世界”等展览）的平衡点是什么？展区（如以“探索太空”为主题的展区）里什么是爱国主义？工业对展区（如以“食品引发的思索”“物质的挑战”为主题的展区）的影响程度应该如何把握？在这些和其他无数展览中，20世纪早期的理念是很清晰的：一方面是科学博物馆的卓越与和平，另一方面是科学博物馆的实用与有效。这些理念直到今天还影响着人们对博物馆的概念和制度的讨论。

参考文献

1。JayWiesofMemory，Sites：TheGreatWariuralHiste：CambridgeUyPress，1998），pp。2，28。

&heDepartmentalitteeontheSceMuseumandtheGeologicalMuseum（London：BoardofEdu，1911），p。5。

4。SceMuseumAsfor1921-1922。

5。Gaynh，‘MuseumasMemorial：TheinsoftheImperialWarMuseum’，JournalofporaryHistory23（1）（January1988），pp。77-97。SeealsoWiesofMemory，Sites，p。80。

6。‘DissJournal24（1924），p。118。

7。J。L。Myres，‘IfaWarMuseum，eaceMuseum？’，MuseumsJournal19（1919），pp。73-76。

8。Ibid。，p。73。

9。Ibid。，p。75。

10。SceMuseumAfor1924。SeealsothetestimonyofImperialWarMuseumDirector，Charlesffoulkes，beforetheRoyalissiononNationalMuseumsandGalleries，OralEvidendaaotheFi（London：RoyalissiononNationalMuseumsandGalleries，1929），p。96。

11。J。K。Almond，‘SirThomasHughBell’，inDavidJ。Jeremy，ed。，DiaryofBusinessBiography，vol。1（Lohs，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