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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新制度的建立（第2页）

四、爵等

春秋时期，有所谓“人有十等”[13]之说，就是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士以上属于贵族，皂以下为下层劳动者，类似贱民，大概与职业有一定联系。这两类的划分，最主要的标准就是血缘关系，即根据出身决定地位。士以上虽然根据宗法制而划分出4个等级，但他们都是因为血缘关系而同属统治者，皂以下的6个等级是否有宗法，我们不得而知，但因为不具有所谓贵族血统而处于被压迫的地位。

战国时期，各国虽仍实行等级制，但本质已有很大改变。三晋、齐、燕等国，大体可以分为卿和大夫2个等级。卿又分为上卿、亚卿；大夫又分为长大夫、上大夫、中大夫等。楚国有执珪、通侯、五大夫等爵位。秦国商鞅变法时设立20等爵制，按自然数由小到大爵位由低到高如下：1。公士；2。上造；3。簪褭；4。不更（相当于士）；5。大夫；6。官大夫；7。公大夫；8。公乘；9。五大夫（相当于大夫）；10。左庶长；11。右庶长；12。左更；13。中更；14。右更；15。少上造；16。大上造；17。驷车庶长；18。大庶长（相当于卿）；19。关内侯；20。彻侯，相当于诸侯。据说秦的官职与爵位是不分的，第16级大上造以下既是爵位，也是官名。秦国爵位原来是军队中官兵等级身份的标志，不同级别在战斗中承担的任务不同，行军作战方式也不同。只要有功，就可逐级升迁，按级别享受国家授予的特权，包括做官、获得土地、田宅、奴隶，享受食邑租税、赎身、减轻刑罚等。最为典型的，是斩得敌国甲士首级一颗，爵位可上升一级，得田百亩，住宅九亩，服役的“庶子”一人。若要做官，可任50石之官。其他军功也各有相应的赏赐。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特权，如诉讼时，爵位高的才能审判爵位低的；爵位高的即使有罪失爵，也不能给其他有爵位者充当奴仆。在一定情况下，爵位还可用来赎免自己或家人的奴隶身份，犯罪时还可用来减轻刑罚等。秦的爵制原本是奖励军功的，后来也用到其他事务中去。例如，为了大规模迁移民众，便采取“赐爵”的方式加以鼓励；为了扩大兵源、举行庆典、优待少数族等，也都用赐爵的办法。有时为了鼓励农耕、增加财政收入，甚至可以用卖爵的办法来换取粟米。秦的爵位制到了汉朝仍然沿用。总之，战国时期的等级制度大体是根据才能和军功来规定的。这与春秋及以前靠血统和出身决定的宗法等级制度相比，显然有着本质的不同。

五、兵制

春秋时期，各国军队的核心部分由国君的宗族成员和私属人员组成，作战时，征发国人（国人是与国君同宗族的人，居住在国都及近郊，属于国家的公民，有权参与政治，更有义务服兵役，缴纳军赋）作为车战的主力，同时，使用奴隶、普通平民作徒、卒，徒步随从作战或服劳役。也就是说，当时的军队以贵族为主体。春秋后期，由于分封制和宗法制的难以为继，贵族分化严重，无论是公子公孙，还是普通国人，地位不断下降，财力物力越来越少，越来越感到难以支撑军赋的要求。军赋包括军备和军役，《左传》中有“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卒、甲楯之数”[14]。春秋后期，国人无力负担军赋，结果，晋平公时，晋国竟至出现了“公乘无人，卒列无长”[15]的局面。此外，随着“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继续恶化，诸侯国的军事权力往往由主持政务的卿大夫掌握。到了战国，增加军赋，保证兵源和物资资源，提高君主对军队的控制力，就成了当务之急。

春秋时期所设的县自有一套征赋制度。春秋后期，由于晋国和楚国的县设置得越来越多，县的军队也成为颇为可观的军事力量了。战国时期，随着郡县制的推广，各国开始以郡县为单位征召兵员，并形成制度。不同的是，这时的兵员，已不是国人，而是政府统治下的编户齐民了，其中主要是农民。郡守有权征发一郡壮丁当兵作战。男子服兵役的年龄在15～60岁，各国遇有大战，往往征发全国壮丁从军，倾举国之力以应敌。但一般情况下只征发与敌国相邻郡县的壮丁，其他郡县则暂不征发。这样既有利于休养生息，保存实力，又有利于防备与该地相邻的敌国。

春秋时期，国人并非专以当兵为职业，他们战时可以冲锋陷阵，平时则可以从事其他事务。贵族一般要经过文武全才的训练。孔子办私学，以礼、乐、射、御、书、数教授学生，有文也有武。当然，春秋时期，各国也出现了专门供养力士、挑选训练勇士的现象。战国时期，除了以郡县为单位征发兵员外，各国还设立常备军。战国时期，由于战争的频繁，更由于各国国力的增强、领土意义的增强，保持一支常备军就成了必需的事情了。吴起在楚国变法，有一条很重要，即减少百官的禄秩，裁撤不重要的冗官，目的是用节省下来的资源奉养“选练之士”。士卒要选而练之，这种军队就是常备军。各国都设立标准考选士卒，合格的可以获得免除全家徭役或田宅的租税等待遇。各国军队都有一定的编制，对赏罚也做了规定。目前可知秦国在这两方面保存最为完整。秦国编定5人为一伍，50人设一屯长，100人设一百将，500人设一五百主。举凡立功、免责都要靠斩得敌人首级若干来达成。无论士卒还是将领，都有斩首的数额，还有完成任务的时限，按时完成的受奖，完不成或逾时的受罚。如果有人怕死退缩，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和羞辱。韩非说，秦国公布法令实行赏罚，有功无功分别对待。百姓自从脱离父母怀抱，从未见过敌寇，可是一听说打仗，便顿足赤膊、迎刀刃、蹈炭火，抱定必死决心，所有士兵都是如此。这说明秦兵看重奋力拼死，“一人奋力拼死可以当十，十可以当百，百可以当千，千可以当万，万则可以取天下”[16]。这说的正是秦国常备军制的实际状况。

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毫无疑问取得了重大成就。法制上，明确了君主的立法权，编制法典取得了巨大成绩，司法制度和队伍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家管理体制上，从传统的分封制，转变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行政管理上，以“形名比详”，讲求名实相副为核心的“上计”以及其他有关官员铨选、监督和考核的制度逐步得到完善。土地制度上，废除传统的井田制，计亩征收赋税的赋税制度得到了发展。在局部地区，度量衡也在逐步走向统一。

当然，如果按照理想的标准来要求，特别是从世界发展的潮流和现代价值观念的角度来看，战国时期各国的改革显然存在着诸多不足。许多国家的改革时间短、不够深入，对宗法制度和势力改革不彻底，法制不健全，政令不统一。这些都妨碍国力的进一步提升。不过，若从改革的历史背景和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长期过程来看，这种情况也是正常的。宗法制度虽然退出了政治的前台，却牢牢地固守着家庭，特别是王室的幕后，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至于宗法观念，影响就更加深远了。这些都不是几次政治运动就能彻底消灭的。能像商鞅变法那样比较彻底地限制宗室亲贵势力对政治的影响，那是由秦国诸多特殊原因造成的，在战国七雄中应属特例。秦朝的短命，汉朝初期对秦政的反省和评判，恰恰说明代表常态中国文化的不是秦政，而是以“杂霸王道”[17]即综合先秦各国制度和各派思想文化为特征的汉朝文化。这是我们阅读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改革时不得不注意的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接下来，通过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在当时人类精神觉醒的潮流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呢？

[1]（西汉）司马迁：《史记》卷5《秦本纪》。

[2]（西汉）司马迁：《史记》卷68《商君列传》。

[3]（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

[4]（战国）韩非：《韩非子》卷5《饰邪》。

[5]（战国）韩非：《韩非子》卷16《难三》。

[6]（战国）韩非：《韩非子》卷17《定法》。

[7]《论语》卷8《季氏》。

[8]（西汉）司马迁：《史记》卷75《孟尝君列传》。

[9]《论语》卷8《卫灵公》。

[10]（战国）韩非：《韩非子》卷14《外储说右下》。

[11]《孟子》卷8《离娄下》。

[12]（战国）尉缭：《尉缭子》卷1《原官》。

[13]译自（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七年。

[14]（春秋）左丘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15]（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三年。

[16]译自（战国）韩非：《韩非子》卷1《初见》。

[17]（东汉）班固：《汉书》卷9《元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