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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老子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突破（第1页）

第一节老子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突破

古代的学术原为贵族所有，贵族遵守宗法，祭祀按亲疏，以此规定地位的高低。与祭祀相关的礼仪，即为当时的文化，掌管这些仪式的人，就是各级官员。宗庙里有“宰”、有“祝”、有“史”，他们兼管天文历法、占星候气、布历明时，使人民按时耕稼。这些都是他们的职责。祭祀时有颂歌、祈祷、盟誓等活动，把这些活动用文字保留下来，就成了史文。总之，这些都可纳入“礼”的范畴，而掌握这些的人都可叫作“史”。据学者研究，“史”即庙祝，其中瞽史司天，祝史司鬼神，史巫司卜筮、占梦等。

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史官逐渐分布流散于列国。历史上叫作“王官失守”。春秋时祝佗说周成王分封时，曾赐给鲁国“祝宗卜史”。卫国的太史柳庄死，献公告尸曰：“柳庄不是寡人的臣子，乃是社稷的臣子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史官属于王室，表明不敢把史官当作自己的臣子看待。诸侯国都有史官，史官具有如实书写历史、判定善恶、臧否人物的职责和权柄。其书写对象包括诸侯国君本人。例如，晋国和齐国的史官，就敢直书“赵盾弑其君”和“崔杼弑其君”，他们似乎并不把齐国和晋国之君当作自己的君，而自认为是天子之臣。古人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今本《春秋》中就有“赵盾弑其君”和“崔杼弑其君”这两条。古代史官之所以敢于不畏强暴，奋笔直书，大概与他们是从周王室逐渐分布出去来到列国的有关。司马迁曾自称祖上“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1]。公元前527年（鲁昭公十五年），周景王对晋国的籍谈说：“过去你的高祖孙伯黡，掌管晋国的典籍，作为重要任务，所以称籍氏。后来到了辛有之二子来晋国，晋国这才有了董史。”西晋的杜预说辛有是周人，其二子来到晋国，任太史。据文献记载，柏常骞离开周来到齐国、太史儋也从周来到秦国。晋国乱，太史屠黍以其图法归周，都说明这些史官是从周王室分散出去的。

礼源于祭祀，与宗法相连，因而渗透到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于礼的学问是王官学的主要内容，是贵族们学习的重要课程。不过，随着时局的变动，礼也出现了僭越。像鲁国的郊礼，就颇有天子的威仪。鲁国掌权的大夫季孙氏敢于祭泰山，其实是僭越；甚至还八佾舞于庭，即8排舞者，每排8人，这是天子才有的礼数，大夫竟然也敢僭用；季孙、叔孙、孟孙3家贵族还敢用天子的《雍》乐。可见，春秋时期，贵族僭越礼制，越来越普遍。另外，随着霸政的出现，原来的礼在春秋时期也发生了蜕变，与西周时期已经有所不同了，除了宗法内容之外，其调节诸侯国之间关系、甚至调整人际关系的作用更加凸显。一个是王官失守，另一个是礼的僭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使原来维护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度的礼处在了崩坏的境地。

周人有大量的诗，是庙堂中演奏和演唱用的，与礼和乐相匹配。到了春秋时期，也流落到列国。当时的贵族讲究礼仪节文，朝会时以赋诗相酬答为时尚。据学者统计，《左传》记载赋诗共67次，始于僖公（僖公1次，文公9次，成公2次），盛于襄公、昭公（襄公29次，昭公25次），而衰歇于定公、哀公（定公1次，哀公无记载）。子犯是晋文公的舅父，地位较高，但遇有重大外事活动，他不得不承认：“我不如赵衰之文，请使衰从。”建议赵衰随从晋文公。霸政期间，列国会聘频繁，也涌现出一批多文知礼的博学家。晋国有叔向，齐国有晏婴，郑国有子产，宋国有向戌。生活在春秋后期的孔子就曾说过：“不学诗，无以言。”[2]孔子还说过：“言而无文，行之不远。”[3]不过，随着贵族阶层的堕落，也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就是知礼的、懂诗的、有学问的往往居于下位，而不知礼的、不懂诗的、无学问的反倒在上位。这说明，王官失守的结果，出现了学术下移的现象，过去的王官之学，不仅流落到了诸侯国，甚至还流落到了平民阶层，为后世的百家之学提供了学术渊源。

老子的故事就生动地表现了这个时代特点。

老子是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写了3个。其一，以李为氏，名耳，字聃，籍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其二，也是楚人，叫老莱子。其三，是周太史儋。前两人都是楚国人，与孔子同时，且都著书传世；第一和第三人都任周的史官。3人都有隐而养寿的经历。

关于第一个老子，司马迁描写最详。不过，根据现有史料，先秦有老聃，却没有李耳。司马迁的时代，老子后人以李为氏，是可能的。李通“理”，理即法官，大概是因为战国以后，他们世职此官，便以李为氏。耳，或许是聃字的省形。司马迁根据汉初的习惯，称老子为李耳。苦县，早先曾属陈国，春秋时期，陈国被楚国兼并，苦县成为楚国的一个县。上古时代，“老”曾经是个官职的名称，用来指代家臣，即替君主或贵族掌管家内事务的雇佣人员。有些人几代担任这个职务，积年累月，也就用作氏了。所谓氏，即支，就是姓的分支，以世代所居之官为氏，这是春秋时代的一个传统。老子大概就是以老为氏的，至于他姓什么，已不得而知了。不过，他出生在陈国，且有深厚的学术修养，肯定出身贵族。假如是公室的同姓，那就应该姓有妫。在当时人看来，有妫是大舜的后代，属于黄帝的支裔。老子曾担任周室的守藏室之史，也叫柱下史，负责图书档案和咨询工作。这是王官之学的最高学者，也是即将逝去的那个时代在文化上的总代表。

据《史记》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来到周室，想向老子请教周礼。老子告诉他：“你所说的那些人，骨头都朽烂了，只剩下几句废话而已。真正的君子啊，得到时代欢迎便驾车远游，得不到时代欢迎就干脆蓬累而行。我听说，好的商人有宝贝，却深藏若虚；真的君子有盛德，却容貌若愚。去掉你的娇气和多欲、恣情和**志吧，这些都无益于你的身体啊。我要告诉你的，如此而已！”

这番话，把当时的时代和老子这班人物的真实心境生动地表达了出来。时势不济，与其汲汲遑遑，徒增烦恼，不如修身养性，保持健康。孔子听罢，自知道不相同，只得离开，但却对学生说：“鸟，我知道是能飞的；鱼，我知道是能游的；兽，我知道是能跑的。能跑的，就可用网罗；能游的，就可用纶罟；能飞的，就可用矰矢。至于龙嘛，我却无法知道了，它可以乘风云而上青天啊。我看老子，不就像龙一样吗！”

孔子对老子思想和人格的崇敬溢于言表。不过仔细想来，所谓乘风云上青天，这不也是飞吗？不同的大概只是比鸟飞得高一些罢了。这说明，在孔子心目中，老子这个圣人，无非是比普通人修养高一些。孔子还没能像后来的庄子那样，想象到真正的逍遥境界，也就是超越有形之物羁绊的无待境界。这是孔子的局限，也是时代的局限。

当然，孔子的这个隐喻还可以做另外的解释。我们都知道，人在烦恼和恐惧当中，一旦被逼急了，是会拼尽全力挣脱羁绊，直至“乘风云而上青天”的，梦中不是常常如此吗？这样一条龙，岂能长久蜷居是非之地？司马迁说老子在周室待久了，看到周室的衰败，毅然决定离开。经过函谷关（河南省灵宝市北，一说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时，接受关令尹喜的劝勉，写下了五千言的不朽篇章，这就是《老子》或曰《道德经》。

《老子》一书是否全部完成于春秋时期？这不好说，但其中的重要思想的确与春秋时期的社会现实相吻合。或者说，深刻反映了春秋时期的社会现实。

首先，关于周代文化根源的看法。西周盛行天命论，相信天是仁慈的，天会福善祸**，施于善德，罚于恶行。对此，老子却公开提出：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4]

天地根本就无所谓仁慈，在它面前，万物相同，没有哪个是特殊关照的对象；圣人效法天地，无需对百姓施以仁慈。

天地为什么会没有仁慈的道德品格呢？老子指出：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

原来，天之有道德性，是由于它的宗教品格，即它的精神性。可是在老子看来，天地并非永恒的精神，在它之前或之上，还有更为永恒广大的道，而且还要以道为自己的法则，而道却不过是无边的混沌和无知的自然。老子肯定了道的本原性和普遍性，便在事实上否定了天的本原性，否定了天命论的宗教和道德内容。这无疑是对西周以来以天命为根基的文化传统做了根本的否定。

其次，关于礼的认识。过去，有人曾怀疑孔子向老子问礼一节，以为儒家和道家是势不两立的，儒家才讲礼，作为道家鼻祖，老子如何可以讲礼呢？其实，老子是周朝的史官，应该是周礼的大师。这是无可怀疑的。

在《老子》中，有多处讲到礼。例如：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