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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生产的进步与城市和商业的繁荣（第1页）

第二节生产的进步与城市和商业的繁荣

铁器时代的到来，为生产的进步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不断改进，农产量大幅度提高，人口也随之快速增长，城市得到了扩展，商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这一切使战国时代的中国成为古代世界上少有的自由、繁荣的社会。所有这一切，为随后的国家统一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一、农业生产

战国时代，由于耕战形势所迫，各诸侯国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纷纷制定重农的政策和法规；儒家、墨家、法家都提出了重农的主张和策略。还有一些学者强调农业的重要，他们对农业生产做了系统的研究，他们的作品，如《神农》和《野老》等，被汉朝的目录学家归入农家著作之林，可惜，这些著作已经失传。今本《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也保留了这派的思想。在这些著作中，有关于土壤、农时、栽培技术、耕耨技术、优良品种的知识。所有这一切，为农业生产的进步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空间。在这个条件下，农业以及与农业密切相关的生产领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一）水利兴修的成就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农业发展离不开水利。防止和减轻水患，兴修水利，是历代统治者必须关注的大问题。战国时代同样如此。

第一，修筑堤防。春秋时期，黄河、济水等一些大河已经修筑了堤防，黄河经过东周统治中心区域一带叫作“堤上”的堤防（今河南省洛阳市西南）；济水旁有“防门”堤防（今山东省平阴县东北），在齐国境内。战国时期，堤防的规模更大。齐国在距黄河25里处修筑了一条长堤防，下游南岸有了堤坝，黄河泛滥时水位自然就抬高了。这样，洪水从上游开始便冲向赵国和魏国。于是，魏国和赵国也在距黄河25里处修筑长堤。此后，黄河两岸50里宽阔地带洪水时而冲积，洪水去后，民人耕种，若日久无害，便修建房屋，形成聚落，大水来时，又被湮没，便又修堤防来自救。这样的堤防虽有以邻为壑的用意，但对于本国来说，有利于农业生产则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开凿沟渠运河。运河有便利农业生产的意义。春秋时期，人们就开凿了一些运河。战国时期，诸侯国专门为农业灌溉开凿运河。魏文侯时，邺（今河北省磁县东南的邺镇）令西门豹就修建“引漳水灌邺”工程，开凿了12条渠，通过灌溉冲洗，使得许多盐碱地变成良田。公元前360年（魏惠王十年），魏国在黄河和圃田湖之间开凿了一条大沟，把黄河水引入圃田，又从圃田开凿运河引水灌溉农田。公元前339年（魏惠王三十一年），魏国又从大梁北郭开凿大沟引圃田的水灌溉，这就是鸿沟最早开凿的一段。鸿沟是战国时代陆续开凿而成的，是当时中原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其主干从今河南省荥阳市以北，和济水一起分黄河的水东流，经过魏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折而向东南流，经过陈的旧都（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在今沈丘附近注入颍水，颍水下流注入淮水，这样就沟通了黄河与淮水的交通。此外，丹水成为鸿沟的分支，连接泗水；濊水也是鸿沟的分支，连接淮水；构成了济水、汝水、淮水、泗水的水道交通网。此外，其他中原诸侯国也开凿了许多沟渠运河，便利了灌溉和交通。

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水利工程当然要数都江堰了。都江堰修在岷江成都附近的灌县城下。岷江上游山高谷深，水湍流急，一到夏秋水量骤增，下游便泛滥成灾。秦昭王时，李冰受命担任蜀郡守，在灌县城西的岷江岸边凿开了与虎头山相连的离堆，又在离堆上游江中用竹笼装满卵石累叠的办法修筑了分水坝和湃水坝。分水坝又称都江鱼嘴，位于江心的最前端，迎着水流，把岷江一分为二，西面的叫作“检江”（即外江），东面的叫作“郫江”（即内江）。这样就把岷江分为内外两支，外江继续走岷江原来的河道，内江则通过在离堆凿开的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湃水坝位于分水坝和离堆之间，比分水坝略低，又称飞沙堰。平时岷江水量少时，它可以隔开内外江，保证一定水量的内江水流入离堆与虎头山之间的宝瓶口，灌溉成都平原。汛期水量大时，高过飞沙堰的水流就会自动流回外江，既可保证内江水位不涨高，不给成都平原造成水害；又可把洪水中的大量泥沙冲走，起到减淤的作用。这样，不论旱季还是雨季，成都平原都可以得到灌溉，而又避免了水患，由此成都成为天府之国。

另一个著名的水利工程则要数秦国的郑国渠了。秦王政统治时期，韩国感到来自秦国的压力越来越大，便派一个叫郑国的水工来到秦国，劝说秦国修筑水渠。名义上是为了灌溉农田，其实是为了分散秦国的人力，减轻对韩国的军事压力。秦王政识破了这个计策，便顺势命郑国主持修筑水渠。该水渠从仲山（今陕西省泾阳县西北）引泾水向西到瓠口（即焦穫泽）作为渠口，凭借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沿北山南麓引水向东伸展，穿越许多小河，经今三原、富平等县，从今大荔县东南注入洛水（即北洛水）。水渠修成后，被命名为“郑国渠”。渠水全长300多里，灌溉4万余顷田地。从此关中成为沃野。

（二）耕作技术的进步

农业一定要有耕。春秋时代仍以耦耕为主，即两人共同使用耒耜耕地。具体操作方法是用手把持耒耜的柄，脚踏（金、石或木质）刃的背部，把刃部插入土中，以达到翻土的目的。春秋后期，用牛拉犁耕地也渐渐流行起来，孔子的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牛，牛与耕处于同位关系中，牛耕已进入姓名，成为日常语言中受人瞩目的现象。晋国的范氏和中行氏在内乱中失败，子孙逃到齐国成为农民，被人比喻为“宗庙里作牺牲的变成了田野里耕作的了”，显然是牛耕较为普遍之后才会有的说法。1923年，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晋墓出土一个牛尊，穿有鼻环。牛有鼻环，应该是被牵着从事劳作用的，很可能是耕牛。

战国时代，牛耕更加普遍。河南辉县市固围村和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铁口犁，犁头全体呈V字形，前端尖锐，后部宽阔，锐端有直棱，可加大刺土力度。当然，这种犁头还只能破土划沟，不能翻土起垄，但比起人力来，效率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西周和春秋之际，人们已经开始种植冬小麦。春秋初期，成周（今河南省洛阳市白马寺东）地区已经进入一年两熟制。史家已经在古代史籍中发现了相关的记载。公元前720年农历四月，郑国抢收了东周温（今河南省温县西南）的麦，同年秋天，又抢收了成周的禾，可见，成周地区已经是两熟制。战国时期，一年两熟制就被普遍推广了。《礼记·月令》有孟夏之月（夏正四月）“升麦”，孟秋之月（夏正七月）“登谷”的记载。《孟子》也有麰麦（大麦）日至（夏至）成熟的记载，还有七八月（夏正五六月）间干旱，苗（粟苗）就会枯槁的文字。可见，大麦收割后，粟苗还在生长着，说明当时齐国已经实行两熟制。《荀子》中干脆就有“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的话，可见一年两熟制的确是被普遍实行了。

灌溉方法的改进也是重要的条件。春秋后期，中原地区抱瓮灌溉的方法依然普遍，但已出现用“桔槔”灌溉的方法。“桔槔”，又称“桥”，是用两根直木做成的，一根竖立在河边或井边，另一根用绳子横挂在竖立直木的顶上。在横挂的直木上，一端系着大石块，另一端系着长绳，绳上挂着汲水瓶或长水桶，利用杠杆原理汲水。汲水时，人们向下拉动绳子，把水瓶或水桶浸入河水或井水中，待打满水后，松手放绳，靠另一端石头的重量即可把水瓶或水桶提起，这就可以达到汲水灌溉的目的了。

战国时期，农业田间管理得到了发展。

战国时“粪其田”，“多粪肥田”是农夫通常要做的。当时人们已认识到落叶可以肥田。到了六月，割来的野草被焚烧或用水浸泡腐烂，便可当肥料使用，以改良土壤。

除了施肥，防治病虫害也是农夫重视的。当时人们已对许多害虫有了一定认识，特别是对螟虫和蝗虫的危害认识最为深刻。例如，人们认识到“螟虫、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3]。螟是蛀蚀稻心的害虫，螣是吃苗叶的小青虫，蚼蠋则是一种像蚕一样的害虫。这些害虫出现一次，农夫就要几年忍受饥馑。“蝗螟，农夫得而杀之，奚故？为其害稼也。”[4]遇到蝗、螟这样的害虫，农夫一定要清除掉，因为它们对庄稼危害极大。

（三）粮食产量和品种

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大面积开垦荒地成为可能。可惜史料缺如，没有更多的直接记载，我们只能通过其他史实来间接地了解。西周和东周之交，郑国迁到今郑州附近时，要“斩之蓬蒿藜藿”才能“共处之”；姜戎被秦国所迫，来到晋国赐予的南鄙时，也要“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才可居住。宋郑两国之间原本是有“隙地”的，到了春秋后期，这块“隙地”建立了6个邑。这说明，这类原来满是荆棘蓬蒿的“隙地”，已被开垦。这应该是铁器和牛耕普及的结果。

战国时期，农业产量肯定是大大地提高了，不过，苦于史料不足，我们无法比较，所以只能做粗略估计。据魏文侯相李悝估算，当时魏国的粮食产量每亩田地，熟年最好年成可打粟六石，中等年成四石半，下等年成三石；饥荒年最好也不过每亩粟一石，中等饥荒七斗，最差则只有三斗；普通年成一石半。秦国由于郑国渠的修建，土壤得到改良，关中农产量得以提升，每亩（相当于今0。74亩）增产到一钟，即六石四斗（每斗相当于今2升），超过李悝估算的最好年成。战国中期一百亩的收获，“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5]。

当时的农作物主要有稷（小米）、黍（黄米）、稻、麦、菽（豆）、麻。稷（小米）、黍（黄米）、麦主要在北方种植，稻则生长在南方长江流域。这几种作物是当时的主要粮食，人们平时把这些粮食煮成饭吃，外出时则炒成干粮，调和水浆食用。把米麦磨成面粉做饼吃也是从战国时代开始流行起来的。

此外，种植桑麻，养蚕纺织，栽培漆树和果树，也是当时流行的种植活动。

二、手工业生产

战国时期，手工业生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类手工业的生产工艺都有所改进。手工行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规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各类手工业工艺的进步

由于普通百姓衣料使用麻织物，所以麻织物比丝织物更普遍。

与纺织业相伴而行的是染业的发展。当时人们已知道用各种染草把纺织物染成各种颜色。最为著名的是青色，原料是蓝草。荀子有“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话，生动地表现了青色的来源和特点。人们还知道用矿物质做染料，最典型的是用“涅”（青矾溶液）把织物染成黑色。染色的方法也较复杂。为了染成各种颜色，织物需经过多次染色，有的达到六七次之多。

图11。3青铜冰鉴。战国早期。1978年湖北省随县（今随州市）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青铜铸造技术方面，为了得到更为合适的硬度和光泽度，铜和锡配合形成更为合理的比例，掌握这个比例的工作叫作“执齐”，由专门的工匠负责。人们对铜锡合金的使用也更为了解，刃部含锡高，背部含铜高，恰可满足刃部坚硬，背部有韧性的需要。在青铜器制作方面，人们发明了“金银错”工艺，即在铜器表面镶嵌金银丝，构成文字或图案。这个工艺用于兵器、礼器、车器、符节、玺印、铜镜、带钩、铁带钩等上。此外，包金、鎏金、嵌玉、镶珠、镶嵌绿松石等工艺也有发展。这个时期，一种细如发丝的刻镂画像工艺发展起来，画像多为整幅，描写的大多是水陆攻战、车马狩猎、宴乐、射礼、采桑等活动。这类画像一般施于较薄的器皿如壶、杯、鉴、奁等上面。

图11。4镶嵌画像纹壶。战国早期（公元前475—前4世纪中叶）。上海博物馆藏

漆器在战国时期已被广泛使用，许多木器都做了髹漆工艺，由于工艺比较发达，漆器越来越精美。战国中期以后，木胎更加轻巧，小到饮食器如杯、盘等微型器具，大到几、案等加长用具，还有奁、笾等日用容器，弓、剑鞘、戈柲（柄）、戟柲（柄）等武器，甚至装殓用的棺材，都有用髹漆的了。漆的颜色丰富多彩，有黑、朱、黄、紫、白、绿等，图案也丰富，有龙凤云鸟、几何图案、狩猎场景等图案。有的漆器边缘还镶有金边或铜边，叫作金铜扣，可见工艺之精美。

制陶业也有进步，此时的陶器有红褐色或灰色有绳纹的，有灰陶素面的，有红色彩绘的，还有黑色暗花的，原始青瓷也有了进步。皮革制造由于军事的需要而大大发展，一般皮革用牛皮、羊皮制作，甲胄则有用犀牛皮、兕皮、鲛鱼皮制成的。制作工艺有了进步。人们先把皮革椎击坚硬，刮除皮里的不洁之物，将缝线藏在皮革里，既结实又美观。

战国时期，齐、燕两国的煮盐业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发展。海盐产量较大，销售范围较广。魏国继承春秋时期晋国的池盐煮造业，猗顿就是靠经营池盐而成为巨富的。李冰任蜀郡守，在广都（今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东南籍田镇一带）开发井盐。

在西周之初，由于殷纣王沉湎酒色而亡国，周公发布文告，严格禁酒。但是到了后来，禁令松弛。春秋时期，贵族饮酒之风又盛。战国时代，民间饮酒成为习惯，市上随处可以买到酒。《礼记·月令》记录了酒的酿造过程：选好秫稻，准备酒曲，还要保证水泉的甘洌香醇，陶器精良，火候恰当。

手工业的发达，也反映在学者们的文字上。今本《周礼》中有《考工记》1篇，记述了当时齐国官营手工业各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情况。

（二）手工业的经营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