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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战国初年的儒墨之争（第1页）

第一节战国初年的儒墨之争

历史刚刚进入战国时期，思想界就爆发了一场大争论，墨子起而批评孔子的仁礼学说。战国中期，争论又起，儒家的孟子起而力辟墨子，捍卫孔子的仁礼学说。

一、墨子和墨家对孔子和儒家的批评

墨子生于春秋战国之交，名翟，宋国人，一说鲁国人。学者考证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68—前376年。他的身份属于士人，“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1]，但他自称“贱人”，可能出身微贱。据韩非子说，墨子曾用3年时间发明一种木制的机械鸟叫“木鸢”，能在天上飞行1天。可见他的出身大概与手工业者有关。不过，他一生保持俭朴的生活，“量腹而食，度身而衣”[2]。墨子就以这种精神教授学生，学生们也是艰苦朴素，吃的是野菜羹，穿的是粗布衣，脚上穿的是麻或木头做的鞋子，与普通体力劳动者没有什么区别。追随墨子的人形成了众多社团。各个社团的首领称作“钜子”，钜子职位由前任传授给贤者担任，成员皆服从钜子；墨者社团有自己的纪律，“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3]。据说墨者有勇，“赴火蹈刀，死不旋踵”[4]，颇有任侠的义勇之气。

墨子反对侵略战争，而且善于防御战斗。《墨子·公输》保留了这样一个故事：公输盘为楚国制造攻城用的云梯，做成后，准备用来进攻宋国。墨子听说后，从齐国出发，十天十夜，徒步赶到楚国都城郢，见到公输盘。两人来到楚王跟前，墨子解带为城，用牒为器械，公输盘反复设计攻城的机变，每次都被墨子有效地抗拒。公输盘的攻城器械用尽，墨子的防守仍然有余。公输盘无奈，便说：“我知道怎样对付你了，但我不说。”墨子也说：“我也知道你将怎样对付我了，我也不说。”楚王问为什么。墨子说：“公输子的意思，不过是要杀我。以为杀了我，宋国就无法防守了。其实我的弟子禽滑厘等300人已经带着防御器械守在宋国城上等待楚军了，纵然杀了我，也无济于事。”楚王听了，只好作罢。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墨子和公输盘在楚王前的表演类似于当今的军事演习，只不过是最小规模的，如果按照演习的情况而不是战争来安排国家事务，虽然说不上最好，倒也不失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好办法。

墨子和墨者的经历、思想接近下层劳动者，特别是与传统宗法社会游离出来的流动生产者贴近，有一股江湖气，或曰侠气，这与儒者是大不相同的。儒者的思想更接近的是宗法等级社会，他们讲仁讲礼，与带有血缘色彩的主流社会是一致的。

今本《墨子》中有《非儒》、《非乐》、《非命》诸篇，公开向儒家思想提出挑战；还有《兼爱》、《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节葬》等篇，从正面提出与儒家相反的主张。一非一尚，乃一体的两面，恰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先说非的方面，即对儒家思想展开猛烈的批判。

孔子倡导乐教，对此，墨子发起猛烈攻击。他批评儒家的礼乐，什么是“仁之事者”？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5]墨子非乐，不是因为不知乐之美，而是因为乐之不利人，且为天下害，上不中圣王之事，下不中万民之利。所以墨子认为“为乐非也”。为什么呢？因为要行乐，就要有钟鼓琴瑟竽笙，又要有演奏之人和服装，等等。备足这些，就一定要厚敛万民，可当时的现实却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解决这3个祸患，当务之急是什么？肯定不是乐器。万民不得衣食劳息，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扬干戚，万民就能得到衣食安息吗？大国侵掠小国，大家攻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乐对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无补的。音乐非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厚敛以夺人民。如今，“王公大人”让男子做这些事，这就废弃了男子从事耕稼种植的时机；让妇女做这些事，这就废弃了妇女从事纺纱织布的正事。正因为抚弄乐器如此严重地亏夺人民的衣食之财，所以墨子坚决认定从事音乐是错误的。他提出，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一定要禁止音乐。[6]

孔子还相信命运。对此，墨子也发起猛烈攻击。他说：“相信命运的人，在民间很多。相信命运者曾说：‘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对此，他认为“不可不明辨”。怎样明辨呢？他主张必须立仪。仪，法也，即标准。说话必须有仪表，必须有法，必须有标准。以什么为标准呢？他提出三表，即三条标准。说话一要有所本，二要有所原，三要有所用。“本”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7]“原”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8]“用”即“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9]这就叫作“言有三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上考察历史，下考察感官实际，据他说，还要考察国家行政是否有利于民众。或者说，一是书本知识，一是实践知识。再概括一下，就是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但说到底，是经验。

对于儒者和孔子本人，墨子也做了辛辣的嘲讽和批评。

墨子借齐国名相晏婴之口，批评孔子到楚国，参与白公之乱，“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这“不是仁义之行”！

墨子还借晏婴之口说：“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10]他甚至直接指出，孔子指使子贡出使齐、吴、越三国，结果，乱齐、破吴、强晋、霸越，是为了报复齐景公和晏婴对他的排挤。他又说“孔某为鲁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孙”，批评孔子徒属仿效孔子之行，子贡、子路帮助孔悝在卫国作乱，阳货作乱于齐，佛肸在中牟叛乱……全篇结尾点出主题，“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11]。

墨子后学继续沿着墨子的思路批判儒家思想。

首先，批评儒者繁文缛礼。他们分析了儒家丧礼中对父母叔伯兄弟妻子待遇的混乱，揭露“列尸不敛”礼节的虚伪，指出“取妻身迎，祗端为仆，秉辔授绥，如仰严亲”，“昏礼威仪，如承祭祀，颠覆上下，悖逆父母”，“厚所至私”，既是不孝，更是大奸。他们认为这些都是违背儒家“亲疏尊卑之异”特别是“亲亲有术”的。[12]

其次，对儒家的天命思想也进行了批判。儒家宣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13]。可是，官吏相信了，就会怠于治理；庶人相信了，就会懈于农事。怠于治理，就会混乱；懈于农事，就会贫困。贫困且混乱，这是违背治理的根本原则的。天命既然如此的有害，儒者还要提倡，这不是有意坑害天下人吗！

此外，还列举儒者的诸多问题。例如，儒者用过于烦琐装饰的礼乐来满足人们的虚荣心；用过长时间的丧礼和伪装的悲哀来欺骗亲人；重视命运、轻视贫穷，违背农业，而安于懈怠和高傲，又贪于饮食，即使陷于饥寒，危于冻馁，也不思改变。[14]见到富家有了丧事，就大喜过望，欢呼：“这才是衣食之源啊！”[15]“儒者说：‘君子必按古例去做，才合于仁义。’回应者问：‘所谓古人所言所行，也都曾经是新的呀。古人言之行之，那就不是君子呀。你若做不是君子的行为，说不是君子的言论，还能算是仁吗？’”[16]墨者还用传说中圣人的诸多创造，批驳儒者“循（述）而不作”的虚妄。[17]墨者还批评儒者对敌仁慈、姑息暴乱之人，认为不言人过，君主无以知奸，虽有个人仁慈，但妨碍“天下之利”[18]。

墨子从正面提出的主张仍然是针对儒家的。比如，节用、节葬，就是与非乐、非命主张相一致的。

为了达到节葬节用的目的，他提出了这样的3项原则：其一，“使各从事其所能”，即要求人民各尽所能，积极劳动。其二，“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即生活资料供给到够用为止。其三，“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弗为”，即不利于民生的其他消耗一律禁止，也就是禁止浪费。墨子认为，只有从根本上反对人们在物质上的享受，反对礼仪，反对艺术，才能使人民吃饱穿暖，才能得到安定的社会生活。

那么，怎样才能让人们做到节用、节葬呢？这就要相信兼爱和交利，相信天志和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