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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战国七雄的改革下（第2页）

法令草拟好后，商鞅担心民众不能相信，便采取试验措施，树立典型，以坚定民众信心。于是，商鞅派人在国都市场南门立3丈高之木，下令招募民众，有能把该木移到北门的，赏10金。民众感到奇怪，没人敢动。又下令有能徙者，赏50金。有一人真的把木移到北门，结果，真的赏给他50金，以表明不是欺骗。这才颁布变法令。历史上把这件事叫作“徙木立信”。

不过，变法最初不像预期的那么顺利。一年后，秦国百姓来到国都说新法不便的竟达到上千人。恰巧在这时，太子犯法，变法运动面临着严峻考验。商鞅说：“法之所以不能实行，是由于上层有人犯法。”将处罚太子。不过，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按当时习惯不能施加刑罚，于是只好处罚太子的老师，作为太子之傅的公子虔受到刑罚，太子之师公孙贾受到黥刑。从此以后，秦民都趋而从令。

关于变法的效果，史家说，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2]。这些话说得太笼统，再好的改革也不会做到如此的完美。可是，如果那些改革措施都起了作用，以上描述的情况至少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

这时，那些在改革之初说变法不便的秦民中，有些人又来说变法如何的好。商鞅说：“这都是些乱化之民啊！”下令把他们全部迁徙到边城。后来，民众没有再敢议论法令的了。第一次变法以这个行动收尾，总使人有种不祥之感。

公元前352年（秦孝公十年），商鞅因功升任大良造（秦爵第16级）。

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十二年），秦国在咸阳（今咸阳市秦都区一带）营造巨大的宫殿，秦孝公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到咸阳，下令实行第二次变法。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改良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内生活。

第二，推广县制。把小乡邑聚集起来，合并成县，设置县令、县丞，共有31县。县令系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代表国君对百姓实施统治和管理，由国君任免。县丞协助县令，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公元前349年（秦孝公十三年），“初为县有秩史”，即在县官之下开始设置有定额俸禄的小吏。至此，县级行政机构便正式确立了。

第三，破除井田，承认私田。《史记》上叫作“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阡陌”指田间南北东西交叉的小径以及划分小块田地的标志，阡陌间一般为一亩；“封疆”指堆土为疆界，系区分大块土地的标志，封疆内一般为百亩。所谓“阡陌封疆”与传统的生产方式结合起来，就是古代的井田制。井田之上，有一定的所有制关系，如公田、私田之分；还有一定的耕作方式，如耦耕法；更有固定的租税形式，如贡、助、彻，大体说来，相当于收成的110。这个制度与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相联系。商鞅变法的所谓“开阡陌封疆”，即破除田地间的这些界限，同时也破除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重新划定每亩的面积，改过去的小亩为大亩，允许人民自行开荒，承认新的土地所有制关系。

第四，统一度量衡。应赋税制度、俸禄制度和市场的需要，公元前344年（秦孝公十八年），实施统一度量衡制度的法令，将作为量器的斗、桶，衡器的权、衡，以及作为度器的丈、尺各自尽行统一。

第五，征收军赋。公元前348年（秦孝公十四年），秦国“初为赋”，即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秦律》称作“户赋”、“口赋”。《秦律》还规定，男子成年要向政府登记，分家另立户口，并缴纳户赋。隐匿不报的，严加惩罚。男子成年不分家登记户口的，加倍征收户赋。

这些措施是第一次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从土地制度、市场管理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上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主要的是为秦国政府加强统治、搜刮更多财富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346年（秦孝公十六年），太子傅公子虔再次犯法，被处以劓刑。

公元前343年（秦孝公十九年），周天子致胙于（按礼节把祭祀用过的肉赐予）秦孝公，公元前342年（秦孝公二十年），诸侯皆来朝贺。这标志着改革取得了成功，秦国的国力有了很大提高。

第二年，公元前341年（秦孝公二十一年）商鞅对秦孝公分析形势，说：“秦国和魏国，好比人之有腹心疾病。不是魏国吞并秦国，就是秦国吞并魏国。为什么呢？魏国居山岭险要的西面，建都在安邑，与秦以黄河为界，而独擅山东之利，有利则向西侵略秦国，不利则保守东部领土。如今因为我君贤圣，国家赖以兴盛，而魏国往年被齐国大破，诸侯背叛。可趁此时伐魏，魏国若不能抵抗秦，必然向东迁徙。魏国东迁，秦国就可据河山之固，向东掌控诸侯的形势。此乃帝王的事业啊！”

秦孝公同意商鞅的意见，公元前340年（秦孝公二十二年），派商鞅为将伐魏，魏国派公子卬率军迎战。

两军对峙，商鞅给魏公子卬写了一封信，说：“当初我与公子相处甚好，如今却成了两国军队的统帅，我不忍心相互厮杀，可与公子见面，订立盟约，乐而痛饮，然后罢兵，使秦魏两国相安无事。”

公子卬相信了商鞅的话，双方会盟，然后饮酒，商鞅埋伏了全身披甲的武士，袭击并俘虏了公子卬，随即乘势出击，大破魏军。魏惠王不得不割河西地给秦国以请和，而且还离开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迁都到千里之外的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此后魏又称梁，魏惠王也称梁惠王。此时的梁惠王懊悔叹息：“寡人真恨当初没有听公叔痤的话啊！”

这一年，42岁的秦孝公终于拿到了秦国几代君主梦寐以求的河西地，商鞅帮助秦孝公实现了理想，改革取得了成功。当他返回秦国时，立即受封商地15邑（今陕西省商洛市），号称商君。

商鞅变法20年，宗室贵戚中多有怨恨他的人。赵良就是其中一个。公元前338年（秦孝公二十四年），一天，他来见商鞅，当面批评并诅咒道：“君（指商鞅）见秦王（指孝公），投靠并通过嬖人景监，这不是求取名声的正途。执掌秦国相权，不以百姓为事，却耗费巨大，建造宫阙，这不是建功的正途。对太子的师傅施以刑罚，伤害人民来抬高刑罚的威力，这是积怨、蓄祸啊。躬行率先以教化民众，比法令来得深刻；民众仿效上级的所为，也比法令来得便捷。可君之所建，皆为左道，君之所变，皆为旁门，这不是教化民众的好办法。如今君又封于商，每日惩治秦国的贵公子。……公子虔杜门不出，已经8年了；君又杀了祝欢，让公孙贾受了黥刑。《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这几件事，非所以得人啊。君外出时，随行的车辆以十数，戴甲者跟随车辆、健壮有力者同车保护，手持兵器的士兵在车旁奔跑，这几样缺一，君就决不出行。《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的危险，譬如朝露，还指望能延年益寿吗？若要延年益寿，那为什么还不归还商的十五邑，到鄙野灌园，规劝秦王起用岩穴之士，养老存孤，尊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这样才可以稍稍安全些。君难道还要贪恋商地的富庶，以专秦国之政为宠，积蓄百姓的怨恨吗？秦王百年之后，秦国逮捕君的理由，岂能小吗？君的灭亡可以翘足而待啊！”

商鞅不听。

5个月以后，秦孝公逝世，太子即位，是为秦惠文君，很自然地，公子虔等上告说商鞅有谋反之罪。秦惠文君派人捉拿商鞅。商鞅逃亡，来到边关，想要住客舍，客舍主人不知是商鞅，对他说：“据商君之法，留宿无合法凭证的客人要判刑的。”商鞅叹息道：“哎！为法之弊，竟至于此呀！”离开客舍逃往魏国。魏国人怨恨他欺骗公子卬并且击败魏国军队，不予接受。商鞅想逃到其他国家，魏国人说：“商鞅是秦国的贼人，秦国强大，而秦国之贼进入魏国，不送回去不行。”于是把他送回秦国。商鞅回到秦国，便赶往自己的封邑商，与徒属发邑兵向北出发攻击郑（今陕西省华县北），秦国发兵围攻商鞅，在郑国黾池杀死商鞅。秦惠文君车裂商鞅以示众，说：“不许有如商鞅一样谋反的！”于是灭了商鞅全家。

太史公对商鞅的为人是厌恶的，他在《商君列传》末尾的赞语中说：“商鞅是个天资刻薄的人啊！看他向秦孝公求官时讲求帝王之术，那是挟持浮说，并非他的本意。况且他求官时通过嬖臣，委以重任后处罚公子虔，欺骗魏将公子卬，拒绝赵良的劝谏，这些都足以说明他的少恩啊！我曾读他的开塞耕战书，与他的行事相一致。他最终在秦国蒙受恶名，实在是有原因的啊！”

不过，太史公并没有因为个人好恶而妨碍对商鞅变法的客观记述，通过《史记》，我们能够了解商鞅变法的成就。这就是一个优秀史家的伟大之处，太史公既有个人情感和好恶为价值标准，又有历史评判的客观尺度，他的历史叙述就是在这两者间的张力中实现的。通过太史公的叙述，我们完全可以了解商鞅是怎样的人：一个天资刻薄，行事奸猾，可又的的确确是变法革新使秦国富强的人；一个德行上无耻，可又的确推动了历史发展、为秦国统一天下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