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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老子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突破（第2页）

《老子》从厚与薄的辩证关系上来认识社会，发现了礼的确是到了忠信浇薄、人心不古的时候才出现的办法。礼是无法治理心之实、而只能治理身之华的产物，所以是浅薄、浮华的。礼，又叫作文，是规范社会行为的一套仪式和观念。人之所以需要礼，正是因为靠自己本来的自然状态（本性）已无法保持社会的和谐运转，必须用文化和礼仪来加以规范和塑造。相对于原来的本然状态，这些显然不是根干，而是枝叶和繁华。这个认识绝不是凭空而说的。没有对礼以及礼所表现的社会矛盾的深刻理解和体悟，是不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的。这个观点与时代的精神是一致的，《左传》上明白地记载着春秋时人的观念：“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7]

《老子》对大小国之间的关系也有着深刻的领悟，反映了当时礼的精神实质：

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恒以静胜牡，为其静也，故宜为下。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故大邦者，不过欲兼畜人；小邦者，不过欲入事人。夫皆得其欲，则大者宜为下。[8]

大国要养活小国，小国要服事大国，这样才可形成和平共处的局面，这是春秋时期大国小国关系的真实反映。所谓“尊王攘夷”，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无非是这种观念的外化。[9]公元前597年（鲁宣公十二年），楚国伐郑，楚庄王发现郑襄公能下人，于是断定他一定能信用其民，便对自己的行动能否成功发生怀疑，并下令后退30里，与郑国讲和。公元前573年（鲁成公十八年），鲁成公赴晋国朝贺新君，鲁成公从晋国返回之后，晋国又派范宣子来聘，拜谢成公到晋国的朝贺。后来的君子称赞晋国在这件事情上是有礼的，因为它符合“大邦者下流”的卑下谦让原则。鲁国的执政臧武仲说：“事奉大国，不要乱了伦次，而且还要心怀敬意，这才是合乎礼的。”公元前572年（鲁襄公元年）冬，卫国的子叔、晋国的知武子来鲁国访问，史家认为是合乎礼的。因为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访聘，以继续友好，用信义结交，谋划政事，补足缺陷。这是礼的大端。公元前569年（鲁襄公四年），楚国听说陈国有丧事而停止伐陈，可陈国却并不顺势听命，对此，鲁国的臧武仲断言：陈不服于楚，必亡。大国行事合乎礼而不予服从，即便大一些的国家都难免有危险，何况小国呢！公元前512年（鲁昭公三十年），郑国的游吉说：“诸侯所以归晋君，是因为礼啊。所谓礼，就是小事大，大字小啊。”事即侍奉，字即养育。老子所说的大国“欲兼畜人”，小国“欲入事人”。这种对大小国之间交往关系的认识，恰恰反映了春秋时期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当时各国对礼的认同。

再次，对强弱关系的认识。春秋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天子与诸侯、大夫之间，诸侯列国之间、诸侯与大夫之间、大夫与大夫之间，矛盾错综复杂，胜败也常出现吊诡的现象。有时看似强大的力量，却反被看似弱小的力量击败；有时看似弱小的力量，却可以取代看似强大的力量。在社会普遍尊崇强大的形势下，老子却发现了这一社会现象，他对强弱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崇拜柔弱的思想，并用来处理和解决现实文化和社会矛盾。例如，他说：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是谓微明：柔之胜刚，弱之胜强。鱼不可脱于渊，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10]

公元前611年（鲁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灭了庸国（统治核心在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楚国的师叔说：“姑且再次与敌人遭遇而使他们骄傲，敌骄我怒，然后可以攻克敌人。从前楚国的先君蚡冒之所以制服陉隰（地名，荆州以东多山之险，因名），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啊！”于是又与敌人遭遇，楚国军士纷纷败逃，只有裨、儵、鱼人（裨、儵、鱼，庸三邑也）在追击。庸人说：“楚人不足以与之战斗啊。”于是便不设防备，结果，楚人最后消灭了庸国。

此类故事在《左传》中俯拾即是。

《老子》中还有一些话是对骄兵的批评。例如：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11]

用兵有言曰：“吾不敢为主，而为客；吾不敢近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扔无敌。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则哀者胜矣。[12]

这类思想在春秋历史上也是颇为常见的。

公元前638年（鲁僖公二十二年），鲁国军队因为骄傲而大败于邾（今山东省邹城市）。公元前632年（鲁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楚国军队也是如此。《左传》中有许多故事说楚国人不知道以退为宝。公元前597年（鲁宣公十二年），在著名的邲之战中，郑国的皇戌派使者见晋国使者，说：“楚国军队骤然得胜而骄傲，所以就疲惫了，而且不设防备，您攻击他们，郑师跟随其后，楚师必败。”公元前577年（鲁成公十四年）春，卫定公前往晋国，晋侯勉强他见孙林父。夏，卫侯回国，晋侯送孙林父回。卫侯想拒绝，但夫人定姜劝他面对大国要忍耐，卫侯只得接见并恢复孙林父的职位。卫侯宴请晋国使者郤犨，郤犨有傲气，陪客的宁惠子说：“夫子（指郤犨）傲，取祸之道也。”公元前574年（鲁成公十七年），郤犨果然在晋国内乱中被杀。这一年，晋国的范文子从鄢陵（今河南省许昌东黄河南岸）返回，让他的祝宗求死。范文子说：“国君骄侈可却战胜了敌人，这是上天加重他的疾病呀，祸难将要发生了。爱我的，就祝愿我快点死吧，不要让我遇到这个大难，这才是范氏之福啊！”这年的六月戊辰，范文子果然死去。

最后，关于道德的理论思考。老子的上述思想，都可以归结到这个思想上来。《老子》中有这样一段话：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也，以知其妙，常有欲也，以知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13]

道又叫作玄，它包含着“无名”和“有名”，唯其有这样“玄之又玄”的品格，才会成为真正的非常之道！这段话很重要，标志着古代中国思想的一次深刻变革。

西周时期，主流文化和信仰以天为依托，人们相信，天是善良的，是明察的，是有力量的。天可以福善祸**，给有善德者以福禄，给有恶德者以祸殃。可是，随着世事的变化，天子无德者有之，诸侯僭越者有之，大夫专断者有之，一切看起来都可以破坏、都可以突破。破坏了、突破了，天也未见得有什么办法。于是，以天为最高原则的一套文化系统，就开始动摇了，渐渐地也就失去了往日的威信。西周后期，对于上天，人们就提出了许多的疑问。进入春秋以后，王权衰落，霸政兴起，政出私门，世道看起来更乱了。用孔子的话说，这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大大违背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规范。更有甚者，竟然出现“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而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14]的动乱局面。人们在对上天失去信心的同时，必然转向事情的另一方面。有人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玄机，晋国的史墨对掌权的世卿赵简子论物生有两，认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15]。这样的反例，哪里是天所代表的传统道德系统所能包容得下的呢？老子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了道的概念。他一改过去以天德解释一切的做法，转而用道德来解释一切。在这个新的道德观念里，一切似乎都变了。

昔日，人们相信天和天命，以为上天和天命可以决定一切事情、判断一切是非。现在不同了，不合上天意志、违背天命的现象随处可见，倒是世事变化无常，不论正反，似乎都有某种道理，这包含着正反两面的道理不就是道吗？世界不就是这样的吗？从世界本来的情况来看，人们所谓的正或反，都有其合理性，都有其自然的定数，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这种道理看来，过去的一切成见似乎都要改变。

昔日，人们崇尚浮华的礼。现在老子提醒人们要关注比礼更根本、更实在、更朴素的义、仁、德、道。

昔日，人们争相求强。现在老子告诉人们要甘于守弱，因为弱有时比强还强。

昔日，人们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现在老子告诫人们要谦虚谨慎，卑贱辞让。

用春秋时人们的话说，这种朴实无华、柔弱谦虚的东西，就是“忠信卑让之道也”[16]。这样的包含了卑弱品德在内的道，比起只知求强、求满、求华的以天为代表的西周礼文化来，毫无疑问更全面、更深刻、更具体，更能表现自然、社会和思想的实际。它是当时的有识之士不断反思的创新性成就，尽管其中总有某些愤世嫉俗甚至反抗背叛的东西，也有某些逻辑上并不严密的表述。总之，从天命之德到道德，是老子的一大发现。这个崭新的道德观念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

过去，人们乐于把老子的这个思想算作楚国的文化成果。其实，在《左传》中，这些思想都可在中原各诸侯国找到它的共鸣或相近的表达。它是周代传统的礼文化在社会深刻变革过程中的自我反省、自我否定和自我发展，包括楚文化，也被裹挟在这个潮流中，一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