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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文化发展水平的测度与文化指标（第1页）

第一节文化发展水平的测度与文化指标

一、文化测度及其发展背景

测度，即以一个确定的测量行为或方法来获取某种有用的信息、数据。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和使用。譬如各个国家和地区通常采用的GDP（GrossDomesticProduct）即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时间段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它通常被用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及一国的国力与财富。还有用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hysicalQualityofLifeIndex，PQLI）来间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它是由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识字率组成的综合指数。一般而言，指标、指数均需以统计为前提，统计数据在经过采集并根据一定的方法加以整理之后，便可以使用于指标和指数中。由于文化除了部分可以通过物质表现以外，还有大部分属于精神领域，复杂而难以量化把握，因此，人们对文化发展水平的测度尚处于探索当中，还未形成较为成熟的、普遍公认的测量方法及理论。这使得文化统计数据不如其他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那样易于获得，相关文化统计工作也不完善，这成为影响文化发展水平测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如此，对文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仍有其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随着各个国家和地区对文化政策与措施重视程度日益增强，如何通过科学的管理方法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发达国家和地区及很多国际组织都在努力尝试用定量的方法建立监测文化状态、文化活动、文化成果和价值等文化环境的统计信息系统。这一潮流从北美开始，后来波及欧洲乃至全球。

文化测度研究的兴起，事实上与两个社会背景有密切联系。一是社会指标运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研究社会指标的热潮，学者及政府部门都加入了研究行列。美国社会学家鲍尔等人认为，社会指标是一种用来量度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社会状况的工具。也有学者指出社会指标是社会发展的指示器，以统计数字和数列定量地探测和预测社会的变化，便于人们对社会主要方面的状况作出简明的、综合的和公平的判断。社会指标能够使我们在价值和目标方面判别出“我们现在处于何处”、“我们正往何处去”，以及评价某项专门计划及其后果。文化指标本质上属于社会指标范畴之内，用于描述文化艺术活动的开展、公民的文化素养及文化需求状况，无疑，对文化政策、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可以起到观察、监测、评估的作用，不同文化指标的综合运用为国家文化政策的长期实施、为特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判定的标尺。文化测度研究对社会发展的促进意义已被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现在已成为文化政策研究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

还有一个是新公共管理思潮。新公共管理（NewPubliagement，NPM）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于英、美等西方国家，随后蔓延影响全球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是近年来行政改革的主导思想之一，它以现代经济学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主张将私营部门和工商企业的研究方法用于公共部门，强调市场竞争、政府工作的绩效评估、行政过程的透明取向、成本效率和顾客导向等。受该思潮影响，公共文化行政部门需要开发合理的监测手段来达到其经济、效率和效益的价值目标。因此，文化指标及文化测量研究被提上日程。

文化发展测量首先出现在对不同文化机构、场馆的基本设施及服务的普查上。譬如机构数量、场馆数量、场馆面积、座位数、活动数量、观众参与情况及出席率等。随着文化经济的兴起，文化引发的经济功能日益获得政府的重视，为了证明政府投入可以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能，相关的文化测量及统计数据被纳入政府管理手段中，并在相应统计列表中体现，成为政府财政投入的有效依据。总体来看，对文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于文化管理中，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实践证明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但总的来说，由于文化问题的复杂性、文化统计的困难等多种原因，文化测度还处于不完善状态，仍需要不断发展。

我国文化统计纳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的历史很长，但专门的文化指标却没有系统地建立和运用。[1]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以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共管理绩效、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聚焦到文化行政管理体制上，如何判断文化发展水平，如何解决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的有效供给问题、公共文化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公民文化权益均衡保障问题等，成为其中的关键。发展测度工具，建立科学的文化指标体系，成为公共文化管理的重要内容。

二、文化指标的理论研究

1。文化指标的兴起

指标，是指一种衡量目标的方法，换一句话说，指标也是对结果或目标的一般性描述。随着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在工业文明国家里的广泛传播，指标、统计等已成为普遍认同并获得广泛应用的技术手段。一些重要的指标，如GDP等还成为了衡量现代化程度的度量标志。与此同时，社会指标运动的视野也投向了文化领域。

所谓“文化指标”（CulturalIndicators），又译为“文化标识”，简单讲，即用于测度文化对象的定性或定量的指标。和一般指标一样，文化指标是通过抽象、命名若干对文化具有标识意义的、相互有机结合、可定性或定量的维度、标尺，以标示文化变迁状况的一套系统。对文化指标的理论研究及实际运用最早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此后，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比利时、英国、法国、美国、哥伦比亚、新西兰、西班牙、墨西哥、欧盟以及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等，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2]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及政府部门对文化指标开展了大量研究，探讨可靠并便于比较的文化统计指标，以及相关数据如何选取、收集。期望借此能对文化发展状况作出简明的、综合的和公正的评价，同时也借此来描述、贯彻和评价所执行的文化政策，以便修正政策措施，达到既定政策目标。

2。国外文化指标研究及困境

西方有学者曾总结过地区层面文化指标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它们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其一，环境改善及地区再生过程相关的文化指标；其二，与个体福祉和个人发展相关的文化指标；其三，社会资本与社区建设过程中相关的文化指标；其四，经济发展中的文化指标；其五，社区文化活力指标；其六，考核文化部门健康及可持续发展的指标。[3]事实上，很多相关的文化指标研究项目都不只涉及单纯一个测量领域，各地区应依据本地区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选取测量点。

文化指标被成功地运用于描述文化艺术活动的开展、公民的文化素养及文化需求状况，甚至对文化政策、文化产业的发展也进行了观察、监测、评估，为国家文化政策的长期实施、为特定决策的制定提供了判定的标尺。但它本身还普遍存在很多问题，“国际艺术理事会和文化机构联盟”（IFACCA）在2005年的专项研究报告中曾指出当前文化指标研究中有四个重要议题[4]：其一，文化指标规划设计不良，不知如何使用。这既有文化概念难以准确界定的客观原因，同时也有指标设定过程中鲜有探究指标理论，或明确指标（标识）与资料库、统计数据之间关系，以及指标与政策评估、文化分析间联系的客观原因。其二，缺乏有品质的资料数据。指标的品质是建立在数据基础之上，促进更多文化数据的收集，有利于文化政策分析，但也有学者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缺乏数据，而是缺乏对现有数据合理的使用。其三，指标框架过于庞杂。现有的许多文化指标框架出于不切实际的美好期望，包含数量众多、涵盖范围广泛的建议指标。大量的基础性指标整合了不同的文化政策焦点、统计变量、文化价值链上的不同层面，使得庞杂的指标框架难以运用于单一的政策分析目标，大量偏离的指标也阻碍了实际操作层面上的运用。因此，有学者认为缩小指标范围可能比列一个详细的清单更为有用。目前，此领域研究争论的主题之一即是：如何发展限定数量的关键性指标。其四，政策目标模糊。文化政策的目标通常是抽象的，甚至是些术语的模糊表达。有些分析观点认为文化政策理论基础不够清晰，但也有人认为这种抽象是文化政策所必然呈现的状态。无论什么原因，文化政策的抽象和模糊多少都会影响政策指标的清晰明了。

此外，各国获取指标采用的方法各异，缺乏国际间的交流与协调。方法和架构上的差异与各国（地区）文化政策差异（存在不同的侧重点）有关，但如果有更多的合作与分享工作，将可以促进解决一些文化发展中的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有利于发展一套以尊重文化多样性为前提的国际标准化的核心文化指标。目前，各国（地区）的统计口径不一，导致国家间的客观比较存在较大难度，有些统计数据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科学衡量的依据。可见，和其他社会指标一样，文化指标仍处于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尤其运用于评估文化环境、监督文化政策及具体文化项目的执行上。

3。国内文化指标探索及问题

我国文化指标研究发展较为滞后，目前尚处起步阶段。从整体来看，现有研究方向为两种：一种是把文化指标纳入其他社会指标中进行考量。譬如，体现文化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的指标；体现文化在城市综合竞争力中的作用的指标；体现文化在小康生活中的表现的指标等。另一种是文化指标构成单独的体系运用于评估文化政策的执行情况。但是大多数研究仅仅局限于讨论层面，离实际使用还有一定的距离。此外，从指标的类型来看，国内研究多偏向于巨型（Macro）文化指标及中度（Meso）文化指标的探讨。前者指对文化较为全面的监测与评估性指标，如文化现代化指标、文化竞争力指标等。后者指区域性的或特定文化政策的监督与评估性指标，如公共文化服务指标、文化产业指标等。相比较，缺乏微型（Micro）文化指标的探讨，如文化机构绩效评估指标、测量文化活动结果的指标等。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指标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化，以期对文化政策实践起到真正的指导和测评作用。文化指标层级如图9-1所示。

图9-1文化指标层级示意图

注：根据IFACCA资料图修改绘制。

从实践层面来看，目前国内很多地区纷纷建立各类文化指标体系，但很多都难以用于实际工作，对文化政策的引导、政府施政的评估、发展趋势的预测也发挥不了预期目的。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首先，由于没有梳理所要构建的文化指标的理论依据，故建立指标体系的目标不明确。片面追求指标“多而全”，以致一些指标体系过于庞杂、宏观和抽象；很多指标相互交叉，不能集中凸显某一特定测度层面。其次，由于国际、国内资料无法完全取得，各国及地区统计口径尚未统一，以同一文化指标考量各国及地区不一定有完整的资料，因此失去了指标的可比性，同时，散落在不同统计报告中的文化指标可能会因为定义的内容不同，因而无法运用，国际间难以比较已成为普遍情况。事实上即便国内城市间的文化指标比较也存在很大困难。最后，许多指标体系制定出来后，未坚持长期监测，这不利于地区文化发展历史进行纵向比较。由于指标体系研究中缺乏科学的时空参照系，造成评价结果无法直接横向、纵向比较，很难找出能反映文化发展的实际应用指标。

4。文化指标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系

“文化统计”与“文化指标”两者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改善文化统计及数据研究，特别是文化统计数据的国际标准化，完善数据的建构及统计架构，是形成文化指标的基础。文化统计是对文化现象等数据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和研究。文化指标则是对反映总体文化现象数量特征的概念、具体数值在一段时间内变化的考察。统计数据与指标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统计数据说明的是一种现象，更多地体现描述功能；而指标具有质的规定性、具体性、数量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代表隐含在现象背后的意义。在具体使用方面，文化指标所呈现出来的数据不仅是文化规划及政策制定时必要的参考依据，也是政策检讨时重要的评价标准。这正是指标不同于一般统计的关键，使用时应注意对两者的区分。此外，“指标（Indicator）”与“指数（Index）”也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指标是一种可指示和反映实际情况的数值。一个指标数值本身是没有可比性的，但如果把不同时段的数值进行比较就有明显意义。指数是经济学的一个术语，它是指一种在某时期内的数值和同一现象在另一个作为比较标准的时期内的数值的比较，是通过某种约定的（加权）运算而得出的比率。指数的好处不单是把现时情况与基数进行了比较，在不同时间（如去年和今年）的指数相比也可表示出指标参数的变动情况，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Index，HDI）[5]。

文化指标属于一般性指标理论研究的范畴，许多其他政策领域在使用社会、经济、生活品质及福利指标过程中，同样也会涉及文化指标。可见，文化指标在研究方法上与一般性指标具有共通性，深受统计指标理论影响。国外对理想文化指标的条件及基础做过大量研究（见表9-1），提出了文化指标的若干基础条件。显然，这些基础条件同样适用于其他社会研究领域的理想指标。尽管学者观点各异，但从要点引用次数来看，在一些基础条件上还是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如：指标须建立在一定理论基础之上；与实际要有关联性；与政策执行要紧密相关；可跨时间、跨地域比较；要有量化指标且清晰易于理解等。此外，文化指标的发展过程也遵循一般性指标的发展程序：首先，要明确文化指标的理论基础，包括：文化指标的功能、发展目标及评估目的；概念框架的构想（如何体现抽象的文化价值、政策的行政流程及实际使用状况）；文化指标使用的解释及其社会影响等。其次，要探讨文化指标的理想选择，包括：文化指标选择的原则；指标维度关键层的区分；可以长期监测的有效数据的遴选；文化政策衡量重点的选取；指标隐含的价值及象征意义；指标测量方法的使用等。最后，要明晰文化指标的诠释说明，包括：指标的名称、包含的内容及其赋予的意义；统计变量的定义说明及反映的结果分析；文献资料、操作定义及技术方法的支持；指标的结构分析；外来因素的影响及指标测量结果的受限分析等。上述三点属于指标的“生产阶段”，此后就是指标数据资料的收集及对指标持续定时的评估监测，这是指标的“运用阶段”。上述程序与一般性指标相同。

表9-2国外学者对具备理想文化指标条件的概括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