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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供给概念及其提出的背景（第2页）

3月8日，温家宝总理到陕西代表团听取意见时又指出：职能转变是我们政府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过去政府管了许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这也是人员膨胀、机构庞大、文山会海的根源，更为重要的是，它束缚生产力，因此我们要转变政府职能，把应该交给企业、中介机构、市场的事情交出去，政府集中精力抓大事。

资料来源：宗禾：《温家宝总理眼中的政府职能与服务型政府建设》，见中国新闻网，2004年6月29日。

正如我国学者陈庆云指出的那样，政府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主角，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还需要若干配角，“西方20世纪70年代的行政改革给人们的启迪之一是：随着社会进步，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上，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职能将发生变化，政府会把更多职能以多种形式下放给社会中那些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承担，这些组织不仅要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而且要承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6]这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历史进程，便是近年来兴起的“治理”潮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被广泛运用于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它的兴起标志着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方式的出现，其本质在于它所倚重的统治机制并不靠政府的权威或制裁，而强调围绕公共事务，寻求社会自组织的自治以及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因此，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权威性定义是：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有学者因此将治理的内涵与实质概括为：第一，治理意味着政府组织已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治理承担者从政府扩展到政府以外的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第二，治理中的权力运行方向从单向度的自上而下的统治，转向上下互动、彼此合作、相互协商的多元关系；第三，形成了从事公共事务的多中心的社会网络组织治理体系；第四，政府治理的策略和工具也发生了转变。[7]显然，由于治理的根本含义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而同样作为一种公共事务的公共文化服务，其社会化本身也代表了公共文化服务从单一依托政府而转向由全社会力量共同提供的过程。在此意义上，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供给体现了我国努力建构文化治理结构的新理念，契合了世界范围内以分权化、合作化、网络化为方向的“治理”潮流。

（三）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供给，还与我国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着内在的关联从社会管理创新来看，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供给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内在需要。尤其是近年来，中国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期，群体性事件、百姓维权事件频发，给政府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如何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整合多元力量，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成为党和政府思考的重大问题。而非政府、非营利组织以其不同于政府组织的社会性、灵活性和相对独立性等制度优势，日益被看作是解决传统体制失灵的一种新的、有效的制度因素。

王名就此指出，作为由执政党和政府主导的这场深刻的体制变革，一方面要追求经济的发展和效益；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社会的公益和公正，在体制本身存在失灵、需要改革的同时，市场力量又缺乏保障公益和公正的可靠性及有效性，因此民间组织从一开始就被作为同盟军和统一战线，得到来自体制的认可、包容和支持。[8]党的十六大以来，加快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推动包括民间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的更大发展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特别是2011年5月，胡锦涛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提出“积极推进社会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方法创新，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法律、能力建设，完善基层社会管理服务”。可以说，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十七大报告对社会力量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中的作用的强调，对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发展，无疑具有方向性的指引意义。

延伸阅读7-3

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是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广义上的社会管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它还包括其他主体以及社会自身的管理。作为政府职能之一的社会管理，是指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社会政策和法律规范，对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引导；培育和健全社会结构；调整各类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维护和健全社会内外部环境；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协调发展的一系列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过程。广义上的社会管理则是多元主体以多样化形式进行的上述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过程。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依据社会自身运行规律乃至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研究并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对传统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的活动或者这些活动的过程。社会管理创新既是活动，也是活动的过程，是以社会管理存在为前提的，其目的在于使社会能够形成更为良好的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2004年6月我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view3286973。htm。

而从文化体制改革来看，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启动，在2002年前后开始加速，其标志是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的要求。2003年年初，中宣部会同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有关部门，拟定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方案》。7月，中办和国办转发了《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重要命题。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对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目标任务作了全面部署。201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国文化体制改革问题进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专门研究文化体制改革问题，强调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义上，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发展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就是要破除传统文化体制中由政府大包大揽文化事务的垄断格局，积极引导市场和社会力量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提出的，要“采取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政策措施鼓励各类文化企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兴办实体、资助项目、赞助活动、提供设施等形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可以说，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潮流不仅构成了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供给兴起的宏观背景，而且必将成为其发展最为直接的驱动力。

总之，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供给，不仅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有着成功的实践经验，而且在我国也将成为一种未来的发展趋势，其概念及社会内涵，值得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研究者和实务界人士予以全面、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1]郑杭生：《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J］，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2）。

[2]胡杨：《管理与服务：中国公共事业改革30年》［M］，15～24页，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

[3]郑杭生：《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J］，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2）。

[4]王名：《民间组织的发展及通向公民社会的道路》，见《中国民间组织30年》［M］，38～4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5]陈锦华：《代序》，见《政府转型》［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6]陈庆云：《公共管理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1）。

[7]马斌：《政府间关系：权力配置与地方治理》［M］，29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8]王名：《民间组织的发展及通向公民社会的道路》［M］，载《中国民间组织30年》，3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